《互联网时代》 第八集 忧虑

Posted 2020-07-12

引言

塞纳河，中分巴黎而过，它的右岸凝结着奢华与宏大，它的左岸汇聚了叛逆与思辨。左岸的巴黎第一大学近旁，矗立着一座古希腊风格的圣殿——先贤祠。

永生的烛火灯影里，安眠着七十二位法兰西高贵的灵魂。这些伟人中间，两位先哲占据着最显耀的位置，他们比邻而居，相安无事，共享世荣。他们生前却针锋相对，唇枪舌剑，至死方休。

伏尔泰，鼓吹科技与进步，他锲而不舍地描绘着技术文明的进步带给人类前所未有的快乐和幸福，他宣称启蒙的旗帜是理性，启蒙的基石是进步。

卢梭为后人称为自然之子，终生的信奉却截然相反，他坚定的认为，理性是感性的压抑，进步是人与自然的背离，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必将导致人性的普遍退化。

飘荡在法国启蒙运动上空这场关于人类命运的持久争论没有对错，没有结论，没有胜利者或屈服者。

 

 

互联网技术一旦离开实验室，踏进服务公众的现代市场，它积聚财富，成全公司，树立英雄的能量，让过去历史上所有的成功者黯然失色。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全球舞台上，谷歌与脸谱是优势竞争者的代表。

不论谷歌还是脸谱，他们的道德形象不再像曾经的公司那样单纯，一方面，他们是新时代智慧的峰巅，他们是人类历史上最普遍服务的开创者，他们是全球优秀青年向往的就业目的地；另一方面，他们是人类历史上最普遍的侵犯者，他们是诉讼台上最频繁的被告，他们是各种爱与恨的共同焦点。

2004年，雄心勃勃的谷歌还在它上市的路演途中就迎来了它的第一场国际控诉。从此以后，谷歌的每一次技术创新几乎都伴随着相应的民事诉讼，谷歌在地球上的每一次服务扩张，几乎都同时迎来法庭上的新对手。这个曾经宣称永不做恶的公司，在内部专门设立了隐私政策机构和全球隐私顾问，范围涵盖所有谷歌产品，这个能量笼罩全球的公司，也创造了它诉讼路途上的新景观。

在英国，上千万认为谷歌跟踪了自己在线行为的受害者将形成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集体诉讼。在欧洲六个国家的数据保护机构同时向谷歌展开联合法律调查。这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由数个国家向同一家公司发起的法律挑战。

 

脸谱迎来它第一场侵犯隐私的诉讼是在2007年，这个后来的崛起者在诉讼场上创造的奇迹绝不亚于谷歌，2012年，被判向用户集体赔偿2000万美元，而在上市前几小时又遭遇可能高达150亿美元的集体索赔。

伴随诉讼成长的新时代宠儿们，已经具备了充分的新时代的市场理性，它们会在公司的经营计划中为败诉赔偿准备专门的预算，这意味着，与既定法律，与既定社会秩序的冲撞，已是这些公司预计之内的成本。这些涉及主体远远超越谷歌和脸谱几乎笼罩所有国际化网络公司的法律诉讼绝大多数起因都源于突然显赫的国际词汇——隐私。

理查德·桑内特（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像谷歌和脸谱这样的公司，他们唯一能够赚钱的方式就是揭露人们的个性，更多发掘人们的个人信息，及时找到与他们个人信息相关的邮件或者短信、信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失去了匿名的自由。

即使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能够对抗国王的权威，屋子可能很破旧，屋顶可能摇摇欲坠。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淋进这所房子，但国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过这间破房子的门槛，这是250年前，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在国会的一次演讲，日后在西方演化为“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个人权利格言。

1936年，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访问康华尔矿区，国王站在一座破旧房屋的门口，恭问主人：“我能进来吗？”平民和国王都熟知这条知名的格言。

在佩剑作为个人武器的岁月里，1832至1835年的三年间，仅在巴黎就有180多起由记者们参与的决斗事件，其中将近四分之一的参与者永远地倒毙在这力量的更是精神的交锋里。决斗的起因大都出于个人的隐私被触动或侵犯。

美国独立战争的发端地——波士顿是现代隐私权概念的原产地。1890年的一个夏夜，身为参议员女儿的华伦夫人在家中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社交宴会，次日早上，当她从甜蜜满足的酣睡中醒来，却在波士顿当地的《星期六晚报》上看到，她在宴会上一些让人尴尬的细节。愤怒者的行动是历史性的，她的丈夫，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波士顿报业巨子山缪·华伦，与自己的同学，日后成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刘易斯·布兰迪共同撰写了《隐私权》一文，并发表与1890年12月出刊的《哈佛法学评论》上，这是隐私权概念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首次出现。

卢恰诺·弗洛里迪（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教授）：我们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假如想想你自己的曾祖父母，例如我的曾祖父母，他们住在小村庄里，他们根本没有什么隐私可言，所有人都知道每个人的每件事。当然，隐私是和大城市相关联的，确切地说是和匿名相关，不是我们有隐私，而是没有人知道我们，因此我们的隐私就得到了保护，我们就像是树林里的叶子。

如果说伴随着工业化的都市化进程，密集生存的陌生人世界是现代隐私意识的社会土壤，那么具体的商业利益动机则是侵犯隐私的社会元凶。

1902年的纽约，一家面粉厂的主人，总是瞪大了眼睛在人群里捕捉着青春与美丽，未经个人同意，他将一位美丽少妇的肖像印在了面粉厂的宣传广告上。在邻居的挖苦讽刺中，大病一场的少妇将侵犯者告上了纽约的州法院，由此，隐私权作为法律明确保护的权利，第一次写入了人类的法律中。

尼克松（美国前总统）：我将辞去总统一职，从明天中午开始生效，副总统福特将在这个办公室就任下一任总统。

1974年，名扬天下的“水门事件”之所以成为美国和欧洲公众舆论中的持续热点，导致这一事件的主角，成为美国第一个辞职下台的总统，（镜头字幕：美国前总统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根本原因在于，尼克松严重侵犯了社会的隐私权意识。尼克松的行为让整个美国感到恐慌，连地位相近的政治对手都难以幸免，何谈普通公民的隐私安全呢？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国家相继衍生出庞大的保护个人隐私权的法律体系。美国仅在联邦立法中，涉及个人隐私的法律将近40部，被认为是隐私权立法最发达的国家。在今天美国的某些州，擅自搬运、打开或翻捡居民整理好扔在自家门口的垃圾袋，有可能面临法律起诉，因为在抛弃的垃圾中，可能会带有包含个人隐私的信用卡收据、购物账单、透漏你健康状况的药品包装。

 

 

美国匹兹堡市的波林夫妇，人到中年，终于获得了心满意足的住处。地处郊外富兰克林公园，风景宜人，清静祥和。好日子刚刚过去两年，身边的风景如常，心中的风景却不再，谷歌几乎无所不在的眼睛，发现了他们。繁茂树木遮掩下的房屋，还有他们的游泳池，被送上网络，他们为寻求私密而精心选择的居所出现在天下人的视野之中。  

2012年3月轰动台湾地区的新闻，发生在花莲市一栋二层的住宅，一位女子裸体在她的居室中活动，不小心来到窗户边，正在马路上作业的谷歌街景车，却将这一瞬清晰而永远地留在了人类的视线里。视线难及的高处曾经是秘密的保护者，但荷兰海牙的一男一女却是不幸的，他们分别躺在自己住宅的最高处，在屋顶上晒日光浴，周围所有的视线，都不可能窥探他们的从容与安详，但是“谷歌地球”的取景卫星如同鸟儿一样，从上空飞过，将他们的裸体直播全球，于是这相隔好几条街道的一男一女，很难再安心享受那份惬意了。  

辛迪·柯恩（美国电子前沿基金会 法律主管）：技术能给予我们隐私，同时技术也能剥夺隐私，我认为隐私是个人自尊。我不认为人们能够自由生活，当他们知道自己随时被监视的时候。

在屋里就是安全的吗？关起门窗就是安全的吗？曾经FQ越屋的窥探，在今天是那么容易。

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学习音乐的一年级学生泰勒·克莱曼小提琴演奏出类拔萃，是校乐队的重要成员，如同许多有特别才智的青少年一样，他性格敏感而腼腆。但就是他，在世界上车流量最繁忙的华盛顿大桥上一跃而下，成为轰动美国的一出新闻事件的主角。原因是克莱曼的一位同学将一个不足十美元的摄像头，装在了他的寝室，将他与另一位同性同学的亲密约会，向屋墙外面的世界实时播放。

人类在过去岁月建构的所有私密空间，都不再是那么私密了，我们习惯上熟悉的，所有的物理屏障，都不能遮挡外部的视线了。过去的篱笆、院墙，越来越精致的门窗、越来越精密的编织物，越来越醒目辉煌的私人领地，都不再是秘密的护卫，不再是心理安全的依托。

过去锁在保险柜里，锁在自家的抽屉，留在自己的影集中，写在特别的笔记上，不愿为人所知的东西，现在几乎都是数据，都是光缆尽头的矿藏。

莫妮卡·惠蒂（美国莱斯特大学教授）：互联网给你一种身处泡沫的感觉，虽然没有人注视着你，但事实是，很多人都能看到你，你的互动往往处于非常公开的空间里，并且他们是可记录的。在你看来，你觉得自己在家里，在一个房间里，没有其他人看着你，没有其他人关心，但事情可以被传递。

 

不仅如此，人们社会生活的另一重空间，远离我们熟悉环境的公共空间也不再是安全的。你无法消失在密集的人群之中。

在俄罗斯欧亚地理交界处的彼尔姆市，24岁的姑娘玛丽娜正在欣赏俄罗斯网络公司推出的街景实况服务，不幸的是她在密集的闹市中看到了她最熟悉的身影，并最终确定是她长恋五年的男友。这一跨时代的偶遇，无可挽回地使他们劳燕分飞。

邓肯·沃茨（《六度分隔》作者）：我还记得在几年前，加拿大温哥华有一场骚乱，当时有这么一张照片，照片上，街道都被警察清场了，一对年轻的情侣，看上去是在拥抱的样子，躺在马路上。这张照片会让我们回忆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张标志性的照片：一名从战场归来的水兵，在人群中亲吻着一名护士。那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拍摄的照片非常著名，每个人都能认出这张照片，但没人知道照片里的人是谁。他们在那儿，有人拍了下来，然后他们消失了，照片留存了下来，他们的名字却无人知晓。但是现在到了二十一世纪，类似的照片被上传到网络，我们在几个小时之内，就确定了照片中两人的身份，而且是被他们的家人确定的。

 

 

“在座各位谁拥有手机？举起来，一直举着”……这位青年演讲者，名叫斯佩茨，他在新时代的特殊经历，将他送上了世界级论坛的中央。

马尔特·斯佩茨（德国电信用户）：2007年德国通过了一部法律，人们智能手机的数据和来自网络端口以及人们邮件的信息，要被储存六个月之久。我只想知道，我们有哪些数据会被储存，以及这种储存的限度是什么，另外我们是不是能够取回这些数据，而电信公司却对我说不可以，所以我决定要起诉他们。

这个执着的手机用户，执着地经过三年司法交涉，终于成功迫使德国电信将他的通信记录送还主人，电信公司保留的斯佩茨过去六个月通话、短信、邮件、网络浏览的记录，高达三万五千八百三十行。

马尔特·斯佩茨（德国电信用户）：鼠标滚动浏览这些数据，滚动，滚动，滚动，根本看不到末尾。

这些信息，可以将一个人过去的行为，清晰的描绘出来。

马尔特·斯佩茨（德国电信用户）：当他们掌握这些长达半年的数据后，可以清楚的观察到，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停留的地方，晚上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起床，晚上和谁打过电话，以及这些通话的具体时间。

斯佩茨的遭遇不是他一个人的，是整个人类一个时代的遭遇。势不可挡的网络爬虫们，爬进了千家万户，爬入了你的每一个日夜。你交往交流的所有痕迹，都不再是你自己的。你昨天和今天的每一个足迹，都不会被时间磨损，将清晰地成为善意或恶意的他人通向你的路标。  

2012年《纽约时报》科级专栏作家尼克·比尔顿出于好奇，他进行了一个网络上的陌生人搜索之旅。  

尼克·比尔顿（美国《纽约时报》科技专栏作家）：我大概花了10分钟，然后我已经知道她是谁，她在哪里工作，住在什么地方，我只是通过她的照片，对照她在其他网站上的用户名和照片，就很精确的了解了她。

仅仅十分钟，尼克·比尔顿收集到一个陌生人丰富的信息，甚至通过她正在使用的一个手机软件，查看到她清晨晨跑的路线图。  

尼克·比尔顿（美国《纽约时报》科技专栏 作家）：那一刻，我推开电脑，当我打开了这些网页，突然觉得非常可怕，这个人我从来就不认识，我却知道她的这些私人信息。

事实上，比尔顿的恐惧已经属于全社会，今天你独处时在互联网上所做的每一次点击，甚至每一次删除，都被网络原封不动的记录下来，而且存放在我们无法探知的某个服务器角落里，无一遗漏，分毫不差。  

大卫·温伯格（美国哈佛大学互联网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我觉得，这似乎是互联网时代的悖论，一方面，互联网给了我们巨大的自由，任何人都能够畅所欲言，并被全世界知道，我们获得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大的自由，同时数字技术的进步，也同样意味着万事万物都能被追踪，经过追踪，个人信息和行为将显露无疑。

在被称为“大数据”的网络时代的收集和储存能力面前，未来的每一个人，在执意的搜索面前，都无所遁形。

伦纳德·克兰罗克（互联网之父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特聘教授）：有没有看过一个漫画，一条大狗坐在电脑旁边上网，旁边还有一条小狗，大狗对小狗说，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事实是人们不仅知道你是一条狗，而且知道你早餐吃了什么，你穿了什么衣服，你拿着手机到处转转，他们就知道你在哪里，你说了什么。你的隐私没有了，也许是在无意之间，但隐私就是没了。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教授  《大数据时代》作者）：我的担忧不是因为，我们进入了一个被监视的社会，而是我们进入了一个人类行为被如此精确预测的社会，并且我们将要因此而惩罚人类，我们降低了人类自由的意志，以及人类的个人特征，而这些远比被监视更加危险。

人类面临的危险已经被描绘得具体而真切，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者已经表示他们通过网络数据可以预测一个人的性取向，判断一个人的父母是否曾经离婚。美国东北大学跟踪研究了十万名欧洲手机用户，分析了1600万条通话记录和位置信息，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预测一个人在未来某时刻的地点位置，准确率可以达到93.6%。  

安德鲁·基恩（《网民的狂欢》作者）：彻底的透明化，将使我们不成为人。我建议，只有人们保持一定程度的自我隐私，我们才不会丢掉人的核心——人性，我们才不会丢掉人类最重要的东西。

时代性的技术带来更重要的改变，网络中的数据将因永久保存而永远存在。网络为人类实现了不会遗忘的记忆，网络永远记住了每个人的每个行为。

美国教师米歇尔，年少时曾经尝试过大麻，盗取过她喜欢的某件物品，20岁的时候，她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反省自己的少不更事，并上传到网络。在她32岁时，这部私人作品中的劣迹被同事发现，于是她失去了当下的工作，此后的数年间，她辗转美国各地求职都被拒绝，她知道是自己的过往又被一次次搜索了出来，少时的大麻和偶然的偷盗成为她摆不脱的人生噩梦。  

丹尼尔·格罗斯（美国《新闻周刊》编辑）：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可以说愚蠢的话，做愚蠢的事，没有人会知道，也不会被保存下来，但现在你做的每件事情，你在脸谱、推特上这些动作，都会被永远地记录下来。

加拿大心理咨询师安德鲁·菲尔德玛在穿越美加边境去接一位朋友的时候，他毫无思想准备的被美国警方扣留，当值警察在网络搜寻中一个严重的网络信息跳了出来，这位加拿大的来客服用过致幻剂，尽管这件事发生在40年前，是菲尔德玛在6年前的一篇论文中自己引用的，即便如此，4个小时候获得自由的菲尔德玛被告知不得再进入美国境内。此时，年逾古稀的菲尔德玛已经儿孙满堂。 

阿莱克斯·克罗托斯基（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访问学者）：现在与过去的一个不同，我认为是互联网不会忘记信息，你可以非常容易的找到一个人的所有信息，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私家侦探是非常容易的，因为每个人的信息就在那儿，这对社会应对而言是有意思的演变。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教授  《大数据时代》作者）：‘遗忘’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的头脑非常聪明，我们忘掉最多的就是，在当下与我们不再有关联的事情，随着我们原谅某些人，原谅他们的过失，我们同时也开始遗忘他们的过失，如果我们不能再遗忘，因为我们时常想起，其他人对我们做的不好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就更不能原谅，随着我们进入一个‘无法遗忘’的时代，我们也许会进入一个‘无法原谅’的社会，这非常令人担心。

网络永远记住了我们，网络不会遗忘每一个岁月。我们在数字时代实现了永生，但没有人知道那些永远存在的数据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给一个人带来什么。  

在培育宽容胸怀的社会漫长路途上，颇有收获的现代人，又来到了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集体窘境之中，所有人的成长都伴随着时间的维护，所有人人性的美好，都吸食者遗忘的营养。当社会不再遗忘的时候，我们将如何面对我们自身，我们将如何面对完全不同的他人，我们还会拥有尊敬的师长吗？我们还会拥有心中完美的父亲和母亲吗？

 

 

这一栋普通的楼房并不普通，这里储存着现代公民对国家权力的深刻畏惧，柏林墙摧毁之际，积累了长期愤怒的人们冲进了这里，不论是曾经的西德人，还是曾经的东德人，都被原东德国家安全局里保存的秘密震惊了。  

约尔格·德里塞尔曼（德国史塔西博物馆馆长）：这些信息被搜集得非常详尽，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它们涉猎的范围之广，让我非常惊讶，人们常会自问，我的某个朋友是不是间谍，麦克风藏在哪里，街上是不是有人监视我。

这些出于监控公民而建立的秘密档案，横起来排列长达120公里，包含了600万人的私人信息。其中，有140万张图片，16.9万份录像录音带，以及15500袋撕碎的材料。当年东德政府以10万秘密警察历时40年创造的这一“成就”，与互联网时代美国监控全球的获得的数据相比可以说是微不足道。  

2001年“9.11”事件后，庞大的对公民的监控计划在美国秘密展开，国家安全局当时的服务器已无法装填搜集到的海量数据，他们为此在犹他州布拉夫代尔小镇建立了数据储存中心，足够储存这个世界100年的有价值的电子通信。

时至今日，美国政府对公共信息的搜集和监控已扩大到全球70亿人。这里反对和坚持都理直气壮。  

基恩·亚历山大（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这几年，这个（棱镜）计划和其他的情报计划保护我国和其盟国免受恐怖袭击。

辛迪·柯恩（美国电子前沿基金会法律主管）：我们知道他们收集了美国的电话记录，他们收集监控了深海电缆，我们知道他们，从国外复制了人们的通讯记录，所有这些行为都是非法的，全球所有公民需要站起来，呼吁我们在交流时应有的隐私，这是人类尊严的一部分。

国外街头戴面具的游行示威者：我们被当作可疑的人对待，国家安全局监控着我们一切行为，通话、邮件信息，追踪我们的行踪，还有间谍或私人公司，通过电脑和浏览的网页监控我们，他们拿我们的信息做了什么。

卢哈诺·弗洛里迪（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教授）：国家安全问题是每个政府都面临的问题，安全性的强度通常取决于掌握更多国家动态的信息，如果我们想要保护，我们就需要预测，如果要预测，就要获得信息，获取信息就意味着要监控，每个政府都具有保护公民的职能和保护公民人权不受侵犯的职能，但这两项职能是相违背的，安全性和隐私性之间的平衡，是每个国家都面临的困难抉择。

在数据化的河流汇成浩瀚海洋的新时代，美国政府缺乏约束的努力也不过采集了沧海之一粟，更多的数据不是任何政府的能量能够掌握和驾驭的，他们存在与服务今天生活的无数大大小小的网络公司的服务器里。  

丹尼尔·格罗斯（美国《新闻周刊》编辑）：我认为人们始终都要问自己，如果说互联网上一些东西是免费的，真的是免费的吗？免费的意思就是不需要任何成本，真的不需要成本吗？因为商业的规则就是，总是有人要支付费用，如果你不知道谁被卖了，那么就是你被卖了。

早在2005年，美国司法部以打击儿童色情犯罪为由要求四家公司：美国在线、微软、雅虎和谷歌提供网络搜索的数据信息。类似的请求，仅在2013年上半年，谷歌就接到超过万次。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  教授）：日前既有运用个人信息获取经济利益的需求，也有为了政治利益获取个人信息的需求，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着一种监控产业集合体，私有数字媒体公司，与政府机构合作，来创建一个大型的监控体系。

更普遍的冲突和博弈，发生在普通公众与网络公司之间。英伦岛上偏居一隅的布劳顿小镇因一场与谷歌之间的战争名扬天下。2009年小镇居民成果围堵了谷歌的街景车，将2000居民的生活捍卫在了谷歌街景地图之外。在印度的班加罗尔、韩国的首尔、日本的东京，都发生了当地警方叫停谷歌街景车的事件。意味深长的是，谷歌车的阻拦者未必不是谷歌信息的需求者。即便是手拉手组成人墙阻止谷歌车通行的小镇布劳顿，镇上居民数以千计的终端上仍然流淌着小镇之外的世界。那些看似巧取豪夺的数据拥有者，却因这份拥有，成为人们生活和生存的重要依赖。  

因为追踪顾客浏览习惯而在欧美屡遭起诉的谷歌，在一场大规模流感爆发时，依据用户的搜素浏览记录，迅速准确地判断了流感的传播方向，而官方的疾病控制中心需要一两周的时间才能跟上谷歌的步伐。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教授  《大数据时代》作者）：‘大数据’时代中数据的真正价值，体现在所谓的‘二次用途’中，数据的这种使用，在这之前从未有人想过，在‘大数据’时代，旧的隐私条例就失效了，失效后，我们就需要新的条例，同时，我们还要尽可能让数据长久存在，因为数据有很多附加价值，定时删除数据是我们在保护大数据使用价值和保护个人隐私之间求得平衡的一个办法。

在谷歌被法国当局以违反当地隐私保护规定处以罚款的时候，谷歌全球隐私顾问彼得·菲莱舍说：《欧盟隐私法案》已经死亡，不适合指导当前的业务实践。  

在应对一起民事诉讼时，谷歌发言人宣称：在当今的卫星图像技术面前，完全不隐私是不存在的。  

彼特·柏克（英国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荣誉教授）：我们想赤裸地看到其他人的生活，设身处地的想一下，有谁愿意生活在玻璃房子里，让其他人站在那儿，观看你生活中最私密的部分。所以我看到好的一面，也看到坏的一面。但不论好坏，它都在步步逼近，这就是历史正在前面的方向。

在个人隐私与网络活动的对立中，互联网公司通常的策略是给你选择权。如果接受服务则留下痕迹，若要隐私可以拒绝服务。但在汹涌澎湃的数字化浪潮中，在生活立体的数字化之后，普通人的选择权还有什么意义呢？

让·诺埃尔·让纳内（前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我告诉你，互联网绝对是矛盾的，它能给出最好的和最坏的（未来），而这取决于人类自己。

人类的精神来到了历史性的十字路口，拥有隐私的人类当然是幸福的，人性不可示人的一面有了活动和收藏的处所。于是，人际相处的社会天空里便总是荡漾着自尊、柔和、高贵的云霞。不幸的是，在人类历史上，利害、效能总是成为与精神较量的胜利者。  

尼克·比尔顿（美国《纽约时报》科技专栏作家）：我认为互联网终结了隐私，互联网技术出现后，人们通常都跑向同一个方向，他们都异常兴奋，然后他们突然意识到，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怎么回到过去？我们没法离开互联网，没有网络就像没有了电一样，我们没法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了。

谷歌的街景车还未驶出人类争议的视线，利用脸部识别技术的图像搜索又来到人们身边，你偶尔露面的一瞬就会勾连出你人生痕迹的所有。

 

在伴随互联网成长的全过程，波及全球的保卫隐私的战场上，中国身处情境的复杂性，既来源于特定的发展阶段，更来源于过去连绵不绝的数千年的文明史。

中华的先人对人性的判断充满了乐观，数千年里，这个成就不凡的文明，动员每个成员不懈余力地追求完美，她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她崇尚心底无私天地宽，事无不可对人言。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个人隐私权仍然是一个未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新命题。

学校里的教师该不该查看学生的日记？母亲该不该允许女儿有一个锁起的抽屉？全社会并未达成普遍的共识。  

背负着传统前行的中国，伴随都市化生活个人隐私意识刚刚崛起，隐私观念和隐私法规还缺乏建构，解构隐私的新时代已霍然降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