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秘密》读感

Posted 2020-08-05

 

赫尔南多·德·索托是谁？

赫尔南多·德·索托，秘鲁著名经济学家。目前是总部位于秘鲁利马市的自由与民主学会的主席。《经济学家》将其列为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智囊团”之一。德·索托被《时代》和《福布斯》杂志称为世界上最具号召力的改革家之一，如今，他正在为全世界20多个国家和政府首脑制定所有权改革计划。德·索托的主要活动，是和自由与民主学会一起为亚洲、拉美和中东的贫困国家制定和推行资本形成计划。

 

什么是资本？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资本是一种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例如房子，我们会说房子是我们的资产，房子可以用来为我们遮风挡雨，但它的物理特性并不能为我们带来剩余价值。那房子怎么样才能成为我们的资本？或者说房子怎么样帮我产生剩余价值？又或者更加贴切地说那些房地产投资商是怎么样赚钱的？这相对好回答，低买高卖、房产抵押贷款等都是可以让房产产生剩余价值的手段。资产不会自己产生剩余价值，是人类通过某些手段去让资产产生“活”起来。所以说，资本不是一种事物，是一种思维。而所谓的资本主义，就是一个玩着“资本”这种思维的圈子，就像本书所说的“钟罩”。

 

资本的秘密是什么？

像西方经济实力雄厚一点的国家有大把房子的人都是有钱人，但在一些贫困国家中手持几套房子的人还是穷人。拥有相同占地面积的房子，一个是有钱人，一个是穷人。我们可能会说，西方的房子值钱，第三方国家的房子不值钱。那为什么西方的房子会如此值钱，而第三方国家的房子就不值钱？这就是资本的秘密。像第三方国家这些不值钱的资源，称为“僵化的资本”。不是第三方国家没有资源，而是第三方国家玩不起资本思维而无法让这些资产“活”起来。资产之所以流通，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印大把大把的货币，而“秘密”是这些资产的“所有权”在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想象一下，如果我的房子没有国家承认的房产证，如何投入到市场中去；再试想一下证券，没有国家认可的凭证，谁敢交易。第三方国家的资本的固化很大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所有权制度的缺失或不完善。例如在国内，每块宅基地都有国家发放的凭证，但国家规定农村宅基地不能做商业买卖以及抵押用途，但允许同一集体（例如本村村民）之间的转让，这就限制了资产的流通范围，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想从资本角度看，应该算不上好事了。

 

所有权真的那么牛B吗？

作者在研究过程中，看到了西方国家的正规所有权制度产生的6种不同的效应：

1、确定资产的经济潜能

2、将分散的信息纳入一种制度

3、建立责任和信用体系

4、使资产具有可交换性

5、建立人际关系网络

6、保护交易

这就是作者认为所有权的牛B之处，大家可以加以思考。

 

资产与资本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我想不少人跟我有一样的想法：既然秘密都知道了，怎么还是那么多“穷”国家呢？这个问题答案就像，大家都知道战争是残酷的，但战争还是无处不在。战争的原因太复杂了，有的为土地而战、有的为人权而战、有的为宗教而战等等，这些国家的头等大事压根还没想到有“什么叫资本”的份，但外围的资本却在默默地控制着他们。战乱国家暂且不讨论，那些和平的“贫困”国家呢，怎么还不着手搞资本主义啊？作者在第二章开头引用了《社会的使命》的说法：

“多年以来，经济学越来越成为现实世界一个抽象而独立的课题。大体来说，经济学家并不去研究现实经济制度的原理，他们只是从理论上做出解释。正如英国经济学家伊利·温德斯在一次会议上所说的那样：假如经济学家们想去研究马，他们并不会走出去，亲眼看看马的本来面目。他们只是坐在书房里，自言自语地说，‘假如我是一匹马，我会做些什么呢？’”

那算了，现在资本秘密都已经公诸于世了,这些“经济学家们”可以留在书房里继续YY了。既然秘密都知道了，政府是否该做点事情了呢？政府会说，我们的合法所有权制度已经纳入法律了，欢迎加入“组织”。但作者试图以平民的身份去尝试加入合法组织，得到的答案是：办一个合法企业，要办A个证件，每个证件要跑B个地方，每个地方耗时约C天时间，每次约耗费D的费用......最后到了Z企业都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成立。这场景停起来还真是倍感熟悉，说白了就是合法成本太高了。不是人们不愿意合法，而是合法成本过高，为了生存，大多数只能选择不合法，最后不合法群体越来越大，这就是作者定义的“钟罩外”。如果偶尔有看看欧美电影的话，会经常会看到一些钟罩外生活的影子，例如一些“贫民窟”，我想这就是不合法区域的真实写照。随着政府的不给力，这些钟罩外圈子会越来越庞大，甚至会慢慢形成了许多明文“不合法”法律。发展到一定程度还有可能成为内战的隐患。

既然所有权法律那么糟糕，立法者是不是该做点什么事情了呢？上文的“经济学家们”在书房里YY，难道这些“律师们”也在YY？情况都那么糟糕了，律师一直都躲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他们不认真的看一看，他们自己的国民创造的这些法律和秩序呢？事实是，这些国家的律师，大都忙于研究西方法律，以及如何对他们进行调整。这些律师所受到的教育使他们确信，地方性的实践原则，并不是真正的法律，而是民俗学者最适合研究的项目和领域。但是，如果律师想创造完美的法律方面发挥的作用，就必须走出法律图书馆，走进不合法社会部门，因为后者才是建立合法的正规法律制度的唯一信息来源。创造一个国家的所有权社会契约，可以反映出人民的心里特征和社会认知——信仰、愿望、目标、习惯、原则，它们被融入这些地方性社会契约中，然后借助于专业的法律这一工具，合并为一种正规的国家性契约，这就是西方国家在许多年以前取得的成就。今天，大多数西方以外的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不是把国家的所有土地和建筑物置于同一副地图中，而是把“钟罩”内部的正规法律体系，与“钟罩”外的不合法原则统一起来。

法律还只是政治上的一个把戏，真正还要面对的，还是政治上的挑战，有谁会对清除那些显然缺乏公正的法律歧视制度呢？实际上，很少有人会质疑实行改革的需要，然而，总有个别掌握权力的少数派，会担心改革可能触及他们的私利，这样一来，他们会在暗中悄悄进行地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进行实行的改革，仍需要一种政治策略。写到这里，我不禁上网查了一下，什么是政治？

政治，指对社会治理的行为，亦指维护统治的行为。政治是各种团体进行集体决策的一个过程，尤指对于某一政治实体的统治，例如统治一个国家，也指对于一国内外事务之监督与管制。

无论是政治家、立法者还是经济学家等，扪心自问地，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克服的重重人性难关有多少，又有多难。时势确实可以造英雄，但可能时势已逝，此雄非彼雄。

 

总结

在一些第三方国家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可能会是西方国家的一个“成功案例”，他们渴望并努力追随着。毕竟社会是一个集体，是一个存在着共同契约的群体，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共产主义社会，都只是群众信仰、愿望、目标、习惯、原则的一个抽象统一的概念，有点类似于《失控》的“涌现”一说。不是因为前者才有后者，而是后者的规模行为导致了前者的出现。群众的信仰可能会发展或改变，他们的习惯和原则会随之改变，最后的愿望和目标也会不一样，这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