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十年》改革开放的上半场落幕—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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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首语: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激荡十年》改革开放的上半场落幕—2012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改革进入下半场
 
到了2012年,这一年的11月,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为习主席全党总书记,中国新的政治时代和经济时代到来。刚刚过去的胡温十年成绩单是:

 

中国GDP平均每年都保持了近两位数的增长,总额翻了四番,相继超越德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全球第一大储备国。

 

而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困扰中国经济的种种难题:

 

国进民退的模式让民营企业融资困难,沉重的税务压力让他们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难以生存,资本纷纷外逃。

 

经济产业结构的畸形,已经到了不得不进行调整的地步,我们过分依赖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并没有发挥真正拉动内需的作用。

 

再有,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巨额投资而大规模举债,危机四伏。而且,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的问题也接踵而至。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经济学人》杂志,把关于中国的报道从亚洲板块当中剥离,做成一个单独的门类。在此之前,只有美国能享受这一待遇。其中原因自然是很清楚的,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你已经很难用“发展中国家”这样的视角来描述和观察。

 

虽然我们在经济体型上,已经十分庞大和健壮,但是在成长模式上,中国依然陷入了苦恼的制度瓶颈和路径依赖。那些原本支持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像是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优势,环境可持续的代价,都开始逐一的消失。从种种的迹象我们都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上半场已经结束了。
 
内外堪忧

 

在2012年,无论是外贸还是内贸,都是让人忧心忡忡。启动于三年前的那场“四万亿计划”,在随后的几年里形成了炙热的投资热浪,但是因为内需消费,无论从品类还是商业模式创新上,始终没有寻找到突破口,到2012年的时候已如强弩之末,甚至挥发出若干负面效应,增长再次停滞。

 

如果在这一年,我们沿着海岸线驾车从南到北,一行数千里,经过的每一个产业园、开发区、码头或工地,都可以看到冷清不振的场景和忐忑不安的人们。在媒体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企业的转型升级,可如何转型、怎么升级呢?有些企业主更是叹息“不转型是等死,转型是找死”。

 

在消费品市场,比较有代表性的运动服装产业,继续经受着关店潮的洗礼。上期节目中提到的匹克和李宁,平均每天都要关闭3家店和5家店。仅仅2012年上半年,全国42家上市服装企业的挤压存货总量就高达了483亿。

 

在这一年的春秋两季广交会上,都出现了订单大幅下滑的景象,境外采购商人数同比减少超过10%,出口成交额同比下降9%,都创下了历史记录。而广交会的日趋冷淡这仅仅只是个开始,在未来的5年里,成交额将继续不断下滑。

 

“世界泵王”梁稳根

 

那相比于消费品市场,在能源和重工业领域的景象就更为萧条了。随着基础设施投资的相继完成,钢铁、煤炭都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他所带来的痛苦时期也将长达5年之久。我们可以从三位企业家的身上,看到这个经济局面的反复跌宕,和步步惊心。

 

在2011年的富润富豪榜上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梁稳根。他是三一重工的董事长,以700亿的个人资产成为当年富豪榜的第一名。梁稳根所在的混凝土输送泵行业,在1995年前后的时候,国外产品占据了中国市场的95%。而在三一重工等中国企业的努力下,不到10年的时间完成了逆袭。

 

梁稳根的企业确实创造了很多的记录,在02年,三一混凝土泵把混凝土送上了406米高的施工面,把世界纪录提高了将近100米。它拥有中国第一台自主知识产权的37米泵车,全球臂架最长的86米泵车,亚洲第一台千吨级全路面起重机,全球重量最大的3600吨级履带起重机等等。

 

梁稳根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泵王”。

 

而毫不夸张的说,这正是因为中国城市化建设的空前容量,才为三一重工这样的中国企业创造了超越国际同行的世纪性机遇。每一项百亿工程、每一座摩天大楼都为新技术的突破创造了可能性。

 

在2009年的“四万亿计划”中,三一重工成了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当年,三一的泵车都还在生产线上,客户就已在外面焦急等待,并且主动要求不需要调试,有问题自己承担,只求尽快交货就行。

 

甚至有一次,产品刚刚出厂,一位客户拿了块砖头立马冲过去,照着窗户,‘哐’的一声把玻璃砸碎,然后说这台出厂价高达百万元的‘有质量问题’的搅拌车是自己的,谁也别想抢,谁也没法抢”。

 

在随后的两年,三一的各项业绩连续同步增长超过70%,营业收入突破800亿,股价一度达到1370亿元。这才成就了梁稳根登顶中国富豪榜。

 

可是到了2012年,随着基建投资的降温,工程机械行业开始进入寒冬。三一的营业收入不断下降,到了2016年的时候,就只有五年前的五分之一,员工也裁掉了大半。梁稳根的财富成就,终成昙花一现。

 

“光伏大王”施正荣

 

第二位要说的企业家名叫施正荣。我们曾经在2008年的那期节目当中提到过他的名字。他出现在当年的胡润富豪榜当中,当时我说08年的富豪榜是一张带有宿命性的失意者名单。而榜单上的施正荣即将迎来他悲惨的命运。

 

施正荣一度被看成是海归科学家创业的标本。

 

2000年,他从澳大利亚回到江苏无锡。6年之后他以32亿美元的个人资产,成为了新晋的中国首富。施正荣求学期间,师从“太阳能之父”马丁.格林,掌握了十多项太阳能发明专利。回国之后创办尚德电力,正赶上中国大力发展光伏产业。

 

他的创业第一天就得到了无锡市政府的全力支持,政府出资650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在土地和政策上予以全面倾斜,甚至派出刚刚退休的经贸委主任担任尚德的首任董事长,为施正荣处理各方关系。而当企业走上正轨,即将赴美上市前夕,政府让国有资本退出,并且安排董事长退位。

 

在中国的整个企业历史上,施正荣和尚德的案例是极其罕见的,他竟然在股权改革上吃到了所有的红利,而且没有遭受到任何的质疑。

 

在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政策刺激下,中国的光伏产业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大跃进,全国有600多个城市把光伏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多晶硅炉像大炼钢铁一样遍地开花,大多光伏企业都得到了中央政府的产业补贴和地方财政的扶持。

 

曾有媒体感慨的说:“在过去十年来,如果说有一个行业笼罩的光环、创造财富和吸引资本的能力能与互联网相媲美的话,那一定是光伏;而如果有一个产业激发地方政府的追逐热情超过房地产的话,那也一定还是光伏。

 

到2010年前后,中国光伏产业从无到有,产能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球前十大光伏组件生产商中,中国包揽了前五名。

 

施正荣尚德的成功,被认为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一次标志性胜利。在无锡,施正荣成了城市的名片,他的巨幅照片被立在了高速公路的入口,市政府甚至还为他塑了一座宽3米高两米的巨幅半身人像。有一位当地的政府官员说,对于无锡来说,尚德的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其他的产业,无锡在全国未必数一数二,但是光伏产业,尚德可是世界第一。这极大的满足了无锡市政府的虚荣心。

 

然而可怕的是,中国的光伏产业是一座建造在沙滩上的漂亮城堡,它90%的原料都依靠进口,而90%的产品则全数出口,最重要的原材料多晶硅,也基本上掌握在国外厂商手中,价格最高时甚至达到每千克400美元以上,占整个光伏产业链利润的70%。2011年,受欧洲债务危机影响,美国和欧洲开始对中国光伏产业开展反倾销、反补贴的“双反调查”,直接就导致了全行业的大雪崩。

 

在经营行为中,施正荣比“单纯而无私”的无锡市政府要精明得多。

 

他组建了四家独立于尚德体系之外的自己的私人家族企业,业务是向尚德提供原材料,因此形成了利益关联。其中三家公司在两年的时间里,获利25亿元,还有一家与尚德签署了15亿美元的长期供货合同。更夸张的是,这些家族企业同时还得到了尚德的20亿元担保资金。

 

后来,在尚德危难的时候,施正荣拒绝拿出个人资产拯救尚德,他的“科学家理性”战胜了企业家的伦理和血性。最后,尚德破产重组,当地国企成为政府的指定接盘侠。而施正荣的巨幅宣传照在2012年的8月被悄悄撤下,他的名字在无锡,也成为了一个尴尬的禁忌。

 

“造船大王”张志熔

 

最后一个要说的企业家叫做张志熔,是当时最激进的“造船大王”,他的盛重工,在短短6年时间里迅速成长为第一大民营船企。

 

随着09年“四万亿计划”的推出和银行大规模放贷,造船产业被赫然列入“十大振兴产业”之一,受到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强烈青睐,上千亿资本疯狂涌入,中国的造船热浪平地卷起。一年之后,2010年,我国就超越韩国成为世界造船第一大国。

 

在这股造船运动中,沿海的江苏、上海、浙江、山东、广东等省展开了一场大竞赛,其中,江苏省遥遥领先。而在江苏省,张志熔又是最凶猛和高调的一位。熔盛重工在10年接下了46搜船舶的订单,销售收入126亿。11月,香港挂牌上市,募集资金140亿港元。而就在弹冠相庆超越韩国的同时,也有人意识到造船业的未来并不容乐观,可能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

 

但是在张志熔看来,产能过剩是将来的事情,目前的订单多到接不完,即使将来有风险,央企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现在先很赚一笔再说,将来实在不行了,再做其他的。但是局势的猛烈反转是谁都没有预料到的。

 

2012年2月,温州船王陈通突然失联,被爆出11亿巨额负债无法偿还。陈通跑路是造船业危机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接下来的一年,全国3400家造船企业全数陷入资金紧张,订单锐减的困境,2000多家造船企业倒闭歇业。这一年年底的国务院会议上,造船业从“十大振兴产业”名单中划出,被明确定义为“产能过剩”。

 

从“世界泵王”“光伏之王”到“造船大王”,他们的起落在世界工业史上都堪称经典,而且不可复制。

 

本轮经济周期中的四大特征

 

在一个由强势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资源的配置模式十分极致,它既足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聚合能量,拉动经济的复苏,对任何一个产业造成战略性的调整。但是同时呢,也是因为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干预,造成了资源错配和浪费。

 

我们可以把2008年年底到2012年视为一个经济周期,吴晓波在书中为我们总结了这个周期当中的四个重要特征。

 

  • 其一,中央政府对产业经济的主导能力非常强悍,而其政策的传导性则更会层层加码。无论是机械装备、光伏还是造船业,在四年时间里的规模扩容均非顶层设计时所预想,而出现了倍级的扩容效应。它非常容易形成GDP意义上的大胜利,然后又会在下一轮周期调整中发生严重的失控。
     
  • 其二,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摆脱对投资的路径依赖。相比于内需消费的唤醒,以大规模货币投放为基础的基础设施投资,无疑是一剂立见成效的猛药,但是,它所造成的后遗症则不可避免。
     
  • 其三,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城市化运动进入中期,外延式发展的边界渐渐出现,陡然增加的制造能力很容易在周期波动中出现战略性过剩,终而造成企业的危机和社会资源的巨大消耗,以效率提升和技术创新为主题的转型升级已经势在必行。
     
  • 其四,作为全球第一的人口大国和制造大国,中国产业经济的波动直接影响国际能源的价格和产业格局重构,甚至足以影响一些能源输出国的政局稳定。有研究数据显示,当中国的增长率下降1个百分点,新兴市场就会相应下降0.7个百分点。“中国效应”的传导性变得越来越强,也越来越可怕,它成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中枢地区,也是最不确定的因素之一。
 
这些新特征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它既不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国家,也不再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它需要被重新审视和定义。正如开篇我们所说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上半场已然结束了。
 
2012年的中国互联网
 
与制造业所发生的种种危情相比,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仍以轻快的步伐在前行着。2012年,全球智能手机的出货量达到7.17亿部,比去年增长了45%。中国的出货量1.82亿部,居世界之首。

 

在2012年3月29日的时候,微信的同时在线人数突破了一亿。达到这个数字。曾经QQ用了十年,facebook用了六年半,推特用了四年。而微信只用了433天。

 

紧接着,微信推出朋友圈,一个建立于手机上熟人社交圈正式出现。8月23日,微信公众平台上线,他兼具媒体和电商的双重属性,革命性的改变了中国互联网以及媒体产业的既有生态。

 

很快的,越来越多的作者开通了自己的公众号,包括我们的晓书童频道在内,被称之为“自媒体”。传统媒体的传播壁垒被击穿,在后来的几年里,报纸、杂志等媒体出现雪崩式的倒闭。一个全新的舆论生态在微信平台上赫然出现。

 

比较典型的借助微信公众号生态崛起的个人像是罗振宇,本是央视《对话》栏目的制片人,同时也是策划专家和公关大师,在3Q大战之后,被马化腾邀请去给全体的腾讯高管培训。他在公众号出现不久就开通了罗辑思维,一年之后的订阅用户就超过了100万,到现在从罗辑思维延伸出来的得到APP,成为了自媒体和知识付费的风向标。

 

对于企业而言,公众号也开拓出一片陌生而新颖的商业天地,商家能以最低的成本和最快的速度发布资讯,获取用户。几乎每一家中国公司都必须认真思考一个问题:“我与微信有什么关系?

 

另外,在这一年的夏天,有两个出生于1983年的人,都拿出了自己重量级的互联网产品。

 

一个是张一鸣,他推出了一款新闻推荐产品,今日头条。他用算法替代了编辑,他的slogan是:你关心的,才是头条。每个人打开今日头条看到的新闻都是不一样的,所有内容都是根据每个人的喜好,做的个人定制。在新浪、腾讯和网易的手机客户端已经铺天盖地的时候,谁也没有料到,小个子的张一鸣竟然可以杀出一条血路。

 

另外一个83年出生的年轻人叫做程维,作为前阿里巴巴员工的他推出了滴滴打车APP。在之后,程维的滴滴与快的之间的那场震动四方的补贴大战,以及他所带来的整个城市出行方式的改变,我们在之后的节目中还会提及。而在这一年,在北京寒风凌冽的冬日,程维与三个小伙伴一起站在街头做地推,硬是让一万名司机装上了滴滴APP。

 

随着网络文化的繁荣,一些新的流行词开始出现。其中之一是“屌丝”,风行于微博和微信。屌丝本指生殖器附近的毛,可在互联网词汇里,它成为社会底层族群的自称,而且,无论男女,皆为屌丝。

 

在这一流行词的背后,潜伏着一个事实,即互联网的红利爆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去权威化和去精英化的过程。草根阶层的崛起,就本质而言,是对既有秩序,也就是从产业秩序、财富秩序,乃至知识和语言秩序的全面否定和颠覆,它既有进步的意义,也明显带有败坏的迹象。

 

亚洲烟王、阶下囚、一代橙王

 

2012年,改革的上半场即将落幕了。斗转星移之间,一切都变得越来越陌生。那些在历史舞台上曾经叱咤一时、留下过身影的人们,也相继步入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出生于1928年的吴仁宝住进了医院;出生于1939年的李经纬在广州的医院已经被“双规”了整整10年;出生于1934年的步鑫生被查出罹患绝症,他打算回到24年未曾回去的伤心之地,老家海盐县;出生于1939年的马胜利关掉了自己的包子铺,杜门谢客。

 

在这些人中,年纪最大的是出生于1928年的褚时健,他正在远离尘嚣的云南哀牢山上种橙子。

 

这位当年的“中国烟王”,于1996年获罪入狱。其间,他的妻子、妻妹、妻弟、外甥均被收审,女儿在狱中自杀身亡,儿子远避国外,名副其实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褚案在当年经济界引起了极大的同情浪潮,在1998年年初的北京两会上,十多位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联名为褚时健“喊冤”,呼吁“枪下留人”。

 

褚时健带领玉溪烟厂,从一家濒临倒闭的小厂成长为亚洲第一烟草企业。在这17年间,玉溪烟厂为国家上缴的利税高达800亿,在加上他缔造的红塔山品牌价值,他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有1400亿。而他个人的全部收入呢?

 

这17年一共只有80万。褚时健的案件举国震荡,也引发了无数人的深思。像褚时健这样,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企业家,他们的劳动价值应该被如何认定呢?

 

1999年1月,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两年后,因他身体有病的理由获准保外就医。出狱后的褚时健与妻子在哀牢山上承包了2400亩荒凉山地,种植甜橙。

 

此后十余年间,偏远寂寥的哀牢山突然成为很多民营企业家的奔赴之地。吴晓波说,对褚时健的同情和致意,超出了对他案情的法律意义上的辩护,而实质是一个财富阶层对自我境况的某种投影式认知。

 

褚时健与老妻两人独上哀牢山,他对所受遭遇毫无反抗和辩驳,亦不打算与过往的生活有任何的交集。自上山那日起,他的生命已与哀牢山上的枯木同朽,其行为本身是一种典型的自我放逐。也正因此,在公共同情与刻意沉默之间,无形中营造出了一个巨大的悲剧性效果。

 

在某种意义上,褚时健在哀牢山上“圈地自困”,带有极浓烈的意象特征,宛如那一代在扭曲的市场环境中,挣扎着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们的“极限情境”。面对这一场景,他们会不由自主地唤起同理心,构成集体心理的强烈回应,人人心中都好像有一座云缠雾绕的“哀牢山”。

 

2003年,王石去哀牢山看望褚时健,站在一块荒地前,王石指着一尺多高的果苗问褚时健:“什么时候能挂上果?”褚答:“六年后吧。”这个时候的褚时健已经快75岁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75岁的老人,戴一个大墨镜,穿着破圆领衫,兴致勃勃地跟我们谈论6年之后的事情,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而眼前的这位老人生命中还有一段至暗的时光。

 

王石感慨的说,如果我遇到褚老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会想什么呢?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的勇敢。

 

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这是褚橙的广告词,几个简单的文字里浸透了这个时代的所有曲折与顽强。

 

战争、手足永别、下放、右派、企业家、阶下囚、老年丧女、古稀之年创业……这些人生的巨大跌宕经历是褚时健这个人的关键词,他的命运线显得那么的浓墨重彩。在公众的眼中,他是一个承载了浓重时代特色的创奇者,一个充满了悲情的悲剧性人物,甚至现在褚橙的成功也显得悲壮。

 

而褚老对于自己人生起落的解释,比任何人都显得平静,他说:“改革嘛,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对于如何看待当年的牢狱之灾,褚老说:“其实想起来,应该要感谢那段经历,这一切都是财富,没有那段经历,也就没有今天的褚时健。”他的语气平静,眼神笃定。

 

在褚时健传记中,褚老在前言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自己做的最问心无愧的就是没有庸碌的生活,我曾经有过人人羡慕的辉煌,也曾跌落到人生的最低谷。但不管在什么阶段,什么年龄,我都在全心全意地做事,不曾虚度时光。我在经历了国家和民族半个世纪的跌宕起伏之后,还能看到今天翻天覆地的盛世景象,感谢命运待我的宽厚。

 

有人问褚时健说,你想过历史会怎么评价你吗?他说:后人一定不会说,褚时健是一个坏人,起码会说褚时健这个人,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

 

有人曾经用麦克阿瑟将军的一句名言形容褚时健,老兵不死,他只是凋零。其实,这话并不准确。对于褚时健来说,他从来不曾,也不会凋零。

 

在危机四伏的2012年,褚时健的重新创业,无疑让人们心生敬意和勇气。《激荡十年》这一部中国企业史,从本质上而言,就是一部关于人的精神史,每一个产业的颠覆及重构背后,都起伏着无数个体生命的悲欣交集,时间之针会在终止之前一直前行,它将裹挟着一切,向所有的不确定性宣战。
 

以上是关于《激荡十年》改革开放的上半场落幕—2012的主要内容,如果未能解决你的问题,请参考以下文章

书:《激荡三十年》

《激荡十年》波澜壮阔又混沌失控的十年

《激荡三十年》十改革深水区——整体配套体制改革

《激荡三十年》十国有企业改革(上)——产权改革的曙光

《激荡三十年》七国企难破局—“裁缝神话”步鑫生

《激荡三十年》十国有企业改革(中)——“抓大放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