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十年》改革开放的上半场落幕—2012

Posted 2021-01-14 changwoo

 

改革进入下半场

 

到了2012年，这一年的11月，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为习主席全党总书记，中国新的政治时代和经济时代到来。刚刚过去的胡温十年成绩单是：

 

中国GDP平均每年都保持了近两位数的增长，总额翻了四番，相继超越德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全球第一大储备国。

 

而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困扰中国经济的种种难题：

 

国进民退的模式让民营企业融资困难，沉重的税务压力让他们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难以生存，资本纷纷外逃。

 

经济产业结构的畸形，已经到了不得不进行调整的地步，我们过分依赖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并没有发挥真正拉动内需的作用。

 

再有，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巨额投资而大规模举债，危机四伏。而且，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的问题也接踵而至。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经济学人》杂志，把关于中国的报道从亚洲板块当中剥离，做成一个单独的门类。在此之前，只有美国能享受这一待遇。其中原因自然是很清楚的，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你已经很难用“发展中国家”这样的视角来描述和观察。

 

虽然我们在经济体型上，已经十分庞大和健壮，但是在成长模式上，中国依然陷入了苦恼的制度瓶颈和路径依赖。那些原本支持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像是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优势，环境可持续的代价，都开始逐一的消失。从种种的迹象我们都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上半场已经结束了。

 

内外堪忧

 

在2012年，无论是外贸还是内贸，都是让人忧心忡忡。启动于三年前的那场“四万亿计划”，在随后的几年里形成了炙热的投资热浪，但是因为内需消费，无论从品类还是商业模式创新上，始终没有寻找到突破口，到2012年的时候已如强弩之末，甚至挥发出若干负面效应，增长再次停滞。

 

如果在这一年，我们沿着海岸线驾车从南到北，一行数千里，经过的每一个产业园、开发区、码头或工地，都可以看到冷清不振的场景和忐忑不安的人们。在媒体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企业的转型升级，可如何转型、怎么升级呢？有些企业主更是叹息“不转型是等死，转型是找死”。

 

在消费品市场，比较有代表性的运动服装产业，继续经受着关店潮的洗礼。上期节目中提到的匹克和李宁，平均每天都要关闭3家店和5家店。仅仅2012年上半年，全国42家上市服装企业的挤压存货总量就高达了483亿。

 

在这一年的春秋两季广交会上，都出现了订单大幅下滑的景象，境外采购商人数同比减少超过10%，出口成交额同比下降9%，都创下了历史记录。而广交会的日趋冷淡这仅仅只是个开始，在未来的5年里，成交额将继续不断下滑。

 

“世界泵王”梁稳根

 

那相比于消费品市场，在能源和重工业领域的景象就更为萧条了。随着基础设施投资的相继完成，钢铁、煤炭都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他所带来的痛苦时期也将长达5年之久。我们可以从三位企业家的身上，看到这个经济局面的反复跌宕，和步步惊心。

 

在2011年的富润富豪榜上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梁稳根。他是三一重工的董事长，以700亿的个人资产成为当年富豪榜的第一名。梁稳根所在的混凝土输送泵行业，在1995年前后的时候，国外产品占据了中国市场的95%。而在三一重工等中国企业的努力下，不到10年的时间完成了逆袭。

 

梁稳根的企业确实创造了很多的记录，在02年，三一混凝土泵把混凝土送上了406米高的施工面，把世界纪录提高了将近100米。它拥有中国第一台自主知识产权的37米泵车，全球臂架最长的86米泵车，亚洲第一台千吨级全路面起重机，全球重量最大的3600吨级履带起重机等等。

 

梁稳根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泵王”。

 

而毫不夸张的说，这正是因为中国城市化建设的空前容量，才为三一重工这样的中国企业创造了超越国际同行的世纪性机遇。每一项百亿工程、每一座摩天大楼都为新技术的突破创造了可能性。

 

在2009年的“四万亿计划”中，三一重工成了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当年，三一的泵车都还在生产线上，客户就已在外面焦急等待，并且主动要求不需要调试，有问题自己承担，只求尽快交货就行。

 

甚至有一次，产品刚刚出厂，一位客户拿了块砖头立马冲过去，照着窗户，‘哐’的一声把玻璃砸碎，然后说这台出厂价高达百万元的‘有质量问题’的搅拌车是自己的，谁也别想抢，谁也没法抢”。

 

在随后的两年，三一的各项业绩连续同步增长超过70%，营业收入突破800亿，股价一度达到1370亿元。这才成就了梁稳根登顶中国富豪榜。

 

可是到了2012年，随着基建投资的降温，工程机械行业开始进入寒冬。三一的营业收入不断下降，到了2016年的时候，就只有五年前的五分之一，员工也裁掉了大半。梁稳根的财富成就，终成昙花一现。

 

“光伏大王”施正荣

 

第二位要说的企业家名叫施正荣。我们曾经在2008年的那期节目当中提到过他的名字。他出现在当年的胡润富豪榜当中，当时我说08年的富豪榜是一张带有宿命性的失意者名单。而榜单上的施正荣即将迎来他悲惨的命运。

 

施正荣一度被看成是海归科学家创业的标本。

 

2000年，他从澳大利亚回到江苏无锡。6年之后他以32亿美元的个人资产，成为了新晋的中国首富。施正荣求学期间，师从“太阳能之父”马丁.格林，掌握了十多项太阳能发明专利。回国之后创办尚德电力，正赶上中国大力发展光伏产业。

 

他的创业第一天就得到了无锡市政府的全力支持，政府出资650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在土地和政策上予以全面倾斜，甚至派出刚刚退休的经贸委主任担任尚德的首任董事长，为施正荣处理各方关系。而当企业走上正轨，即将赴美上市前夕，政府让国有资本退出，并且安排董事长退位。

 

在中国的整个企业历史上，施正荣和尚德的案例是极其罕见的，他竟然在股权改革上吃到了所有的红利，而且没有遭受到任何的质疑。

 

在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政策刺激下，中国的光伏产业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大跃进，全国有600多个城市把光伏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多晶硅炉像大炼钢铁一样遍地开花，大多光伏企业都得到了中央政府的产业补贴和地方财政的扶持。

 

曾有媒体感慨的说：“在过去十年来，如果说有一个行业笼罩的光环、创造财富和吸引资本的能力能与互联网相媲美的话，那一定是光伏；而如果有一个产业激发地方政府的追逐热情超过房地产的话，那也一定还是光伏。”

 

到2010年前后，中国光伏产业从无到有，产能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球前十大光伏组件生产商中，中国包揽了前五名。

 

施正荣尚德的成功，被认为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一次标志性胜利。在无锡，施正荣成了城市的名片，他的巨幅照片被立在了高速公路的入口，市政府甚至还为他塑了一座宽3米高两米的巨幅半身人像。有一位当地的政府官员说，对于无锡来说，尚德的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其他的产业，无锡在全国未必数一数二，但是光伏产业，尚德可是世界第一。这极大的满足了无锡市政府的虚荣心。

 

然而可怕的是，中国的光伏产业是一座建造在沙滩上的漂亮城堡，它90%的原料都依靠进口，而90%的产品则全数出口，最重要的原材料多晶硅，也基本上掌握在国外厂商手中，价格最高时甚至达到每千克400美元以上，占整个光伏产业链利润的70%。2011年，受欧洲债务危机影响，美国和欧洲开始对中国光伏产业开展反倾销、反补贴的“双反调查”，直接就导致了全行业的大雪崩。

 

在经营行为中，施正荣比“单纯而无私”的无锡市政府要精明得多。

 

他组建了四家独立于尚德体系之外的自己的私人家族企业，业务是向尚德提供原材料，因此形成了利益关联。其中三家公司在两年的时间里，获利25亿元，还有一家与尚德签署了15亿美元的长期供货合同。更夸张的是，这些家族企业同时还得到了尚德的20亿元担保资金。

 

后来，在尚德危难的时候，施正荣拒绝拿出个人资产拯救尚德，他的“科学家理性”战胜了企业家的伦理和血性。最后，尚德破产重组，当地国企成为政府的指定接盘侠。而施正荣的巨幅宣传照在2012年的8月被悄悄撤下，他的名字在无锡，也成为了一个尴尬的禁忌。

 

“造船大王”张志熔

 

最后一个要说的企业家叫做张志熔，是当时最激进的“造船大王”，他的熔盛重工，在短短6年时间里迅速成长为第一大民营船企。

 

随着09年“四万亿计划”的推出和银行大规模放贷，造船产业被赫然列入“十大振兴产业”之一，受到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强烈青睐，上千亿资本疯狂涌入，中国的造船热浪平地卷起。一年之后，2010年，我国就超越韩国成为世界造船第一大国。

 

在这股造船运动中，沿海的江苏、上海、浙江、山东、广东等省展开了一场大竞赛，其中，江苏省遥遥领先。而在江苏省，张志熔又是最凶猛和高调的一位。熔盛重工在10年接下了46搜船舶的订单，销售收入126亿。11月，香港挂牌上市，募集资金140亿港元。而就在弹冠相庆超越韩国的同时，也有人意识到造船业的未来并不容乐观，可能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

 

但是在张志熔看来，产能过剩是将来的事情，目前的订单多到接不完，即使将来有风险，央企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现在先很赚一笔再说，将来实在不行了，再做其他的。但是局势的猛烈反转是谁都没有预料到的。

 

2012年2月，温州船王陈通突然失联，被爆出11亿巨额负债无法偿还。陈通跑路是造船业危机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接下来的一年，全国3400家造船企业全数陷入资金紧张，订单锐减的困境，2000多家造船企业倒闭歇业。这一年年底的国务院会议上，造船业从“十大振兴产业”名单中划出，被明确定义为“产能过剩”。

 

从“世界泵王”“光伏之王”到“造船大王”，他们的起落在世界工业史上都堪称经典，而且不可复制。

 

本轮经济周期中的四大特征

 

在一个由强势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资源的配置模式十分极致，它既足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聚合能量，拉动经济的复苏，对任何一个产业造成战略性的调整。但是同时呢，也是因为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干预，造成了资源错配和浪费。

 

我们可以把2008年年底到2012年视为一个经济周期，吴晓波在书中为我们总结了这个周期当中的四个重要特征。

 

• 其一，中央政府对产业经济的主导能力非常强悍，而其政策的传导性则更会层层加码。无论是机械装备、光伏还是造船业，在四年时间里的规模扩容均非顶层设计时所预想，而出现了倍级的扩容效应。它非常容易形成GDP意义上的大胜利，然后又会在下一轮周期调整中发生严重的失控。
   
• 其二，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摆脱对投资的路径依赖。相比于内需消费的唤醒，以大规模货币投放为基础的基础设施投资，无疑是一剂立见成效的猛药，但是，它所造成的后遗症则不可避免。
   
• 其三，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城市化运动进入中期，外延式发展的边界渐渐出现，陡然增加的制造能力很容易在周期波动中出现战略性过剩，终而造成企业的危机和社会资源的巨大消耗，以效率提升和技术创新为主题的转型升级已经势在必行。
   
• 其四，作为全球第一的人口大国和制造大国，中国产业经济的波动直接影响国际能源的价格和产业格局重构，甚至足以影响一些能源输出国的政局稳定。有研究数据显示，当中国的增长率下降1个百分点，新兴市场就会相应下降0.7个百分点。“中国效应”的传导性变得越来越强，也越来越可怕，它成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中枢地区，也是最不确定的因素之一。

 

这些新特征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它既不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国家，也不再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它需要被重新审视和定义。正如开篇我们所说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上半场已然结束了。

 

2012年的中国互联网

 

与制造业所发生的种种危情相比，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仍以轻快的步伐在前行着。2012年，全球智能手机的出货量达到7.17亿部，比去年增长了45%。中国的出货量1.82亿部，居世界之首。

 

在2012年3月29日的时候，微信的同时在线人数突破了一亿。达到这个数字。曾经QQ用了十年，facebook用了六年半，推特用了四年。而微信只用了433天。

 

紧接着，微信推出朋友圈，一个建立于手机上熟人社交圈正式出现。8月23日，微信公众平台上线，他兼具媒体和电商的双重属性，革命性的改变了中国互联网以及媒体产业的既有生态。

 

很快的，越来越多的作者开通了自己的公众号，包括我们的晓书童频道在内，被称之为“自媒体”。传统媒体的传播壁垒被击穿，在后来的几年里，报纸、杂志等媒体出现雪崩式的倒闭。一个全新的舆论生态在微信平台上赫然出现。

 

比较典型的借助微信公众号生态崛起的个人像是罗振宇，本是央视《对话》栏目的制片人，同时也是策划专家和公关大师，在3Q大战之后，被马化腾邀请去给全体的腾讯高管培训。他在公众号出现不久就开通了罗辑思维，一年之后的订阅用户就超过了100万，到现在从罗辑思维延伸出来的得到APP，成为了自媒体和知识付费的风向标。

 

对于企业而言，公众号也开拓出一片陌生而新颖的商业天地，商家能以最低的成本和最快的速度发布资讯，获取用户。几乎每一家中国公司都必须认真思考一个问题：“我与微信有什么关系？”

 

另外，在这一年的夏天，有两个出生于1983年的人，都拿出了自己重量级的互联网产品。

 

一个是张一鸣，他推出了一款新闻推荐产品，今日头条。他用算法替代了编辑，他的slogan是：你关心的，才是头条。每个人打开今日头条看到的新闻都是不一样的，所有内容都是根据每个人的喜好，做的个人定制。在新浪、腾讯和网易的手机客户端已经铺天盖地的时候，谁也没有料到，小个子的张一鸣竟然可以杀出一条血路。

 

另外一个83年出生的年轻人叫做程维，作为前阿里巴巴员工的他推出了滴滴打车APP。在之后，程维的滴滴与快的之间的那场震动四方的补贴大战，以及他所带来的整个城市出行方式的改变，我们在之后的节目中还会提及。而在这一年，在北京寒风凌冽的冬日，程维与三个小伙伴一起站在街头做地推，硬是让一万名司机装上了滴滴APP。

 

随着网络文化的繁荣，一些新的流行词开始出现。其中之一是“屌丝”，风行于微博和微信。屌丝本指生殖器附近的毛，可在互联网词汇里，它成为社会底层族群的自称，而且，无论男女，皆为屌丝。

 

在这一流行词的背后，潜伏着一个事实，即互联网的红利爆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去权威化和去精英化的过程。草根阶层的崛起，就本质而言，是对既有秩序，也就是从产业秩序、财富秩序，乃至知识和语言秩序的全面否定和颠覆，它既有进步的意义，也明显带有败坏的迹象。

 

亚洲烟王、阶下囚、一代橙王

 

2012年，改革的上半场即将落幕了。斗转星移之间，一切都变得越来越陌生。那些在历史舞台上曾经叱咤一时、留下过身影的人们，也相继步入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出生于1928年的吴仁宝住进了医院；出生于1939年的李经纬在广州的医院已经被“双规”了整整10年；出生于1934年的步鑫生被查出罹患绝症，他打算回到24年未曾回去的伤心之地，老家海盐县；出生于1939年的马胜利关掉了自己的包子铺，杜门谢客。

 

在这些人中，年纪最大的是出生于1928年的褚时健，他正在远离尘嚣的云南哀牢山上种橙子。

 

这位当年的“中国烟王”，于1996年获罪入狱。其间，他的妻子、妻妹、妻弟、外甥均被收审，女儿在狱中自杀身亡，儿子远避国外，名副其实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褚案在当年经济界引起了极大的同情浪潮，在1998年年初的北京两会上，十多位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联名为褚时健“喊冤”，呼吁“枪下留人”。

 

褚时健带领玉溪烟厂，从一家濒临倒闭的小厂成长为亚洲第一烟草企业。在这17年间，玉溪烟厂为国家上缴的利税高达800亿，在加上他缔造的红塔山品牌价值，他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有1400亿。而他个人的全部收入呢？

 

这17年一共只有80万。褚时健的案件举国震荡，也引发了无数人的深思。像褚时健这样，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企业家，他们的劳动价值应该被如何认定呢？

 

1999年1月，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两年后，因他身体有病的理由获准保外就医。出狱后的褚时健与妻子在哀牢山上承包了2400亩荒凉山地，种植甜橙。

 

此后十余年间，偏远寂寥的哀牢山突然成为很多民营企业家的奔赴之地。吴晓波说，对褚时健的同情和致意，超出了对他案情的法律意义上的辩护，而实质是一个财富阶层对自我境况的某种投影式认知。

 

褚时健与老妻两人独上哀牢山，他对所受遭遇毫无反抗和辩驳，亦不打算与过往的生活有任何的交集。自上山那日起，他的生命已与哀牢山上的枯木同朽，其行为本身是一种典型的自我放逐。也正因此，在公共同情与刻意沉默之间，无形中营造出了一个巨大的悲剧性效果。

 

在某种意义上，褚时健在哀牢山上“圈地自困”，带有极浓烈的意象特征，宛如那一代在扭曲的市场环境中，挣扎着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们的“极限情境”。面对这一场景，他们会不由自主地唤起同理心，构成集体心理的强烈回应，人人心中都好像有一座云缠雾绕的“哀牢山”。

 

2003年，王石去哀牢山看望褚时健，站在一块荒地前，王石指着一尺多高的果苗问褚时健：“什么时候能挂上果？”褚答：“六年后吧。”这个时候的褚时健已经快75岁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75岁的老人，戴一个大墨镜，穿着破圆领衫，兴致勃勃地跟我们谈论6年之后的事情，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而眼前的这位老人生命中还有一段至暗的时光。

 

王石感慨的说，如果我遇到褚老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会想什么呢？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的勇敢。

 

“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这是褚橙的广告词，几个简单的文字里浸透了这个时代的所有曲折与顽强。

 

战争、手足永别、下放、右派、企业家、阶下囚、老年丧女、古稀之年创业……这些人生的巨大跌宕经历是褚时健这个人的关键词，他的命运线显得那么的浓墨重彩。在公众的眼中，他是一个承载了浓重时代特色的创奇者，一个充满了悲情的悲剧性人物，甚至现在褚橙的成功也显得悲壮。

 

而褚老对于自己人生起落的解释，比任何人都显得平静，他说：“改革嘛，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对于如何看待当年的牢狱之灾，褚老说：“其实想起来，应该要感谢那段经历，这一切都是财富，没有那段经历，也就没有今天的褚时健。”他的语气平静，眼神笃定。

 

在褚时健传记中，褚老在前言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自己做的最问心无愧的就是没有庸碌的生活，我曾经有过人人羡慕的辉煌，也曾跌落到人生的最低谷。但不管在什么阶段，什么年龄，我都在全心全意地做事，不曾虚度时光。我在经历了国家和民族半个世纪的跌宕起伏之后，还能看到今天翻天覆地的盛世景象，感谢命运待我的宽厚。

 

有人问褚时健说，你想过历史会怎么评价你吗？他说：后人一定不会说，褚时健是一个坏人，起码会说褚时健这个人，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

 

有人曾经用麦克阿瑟将军的一句名言形容褚时健，老兵不死，他只是凋零。其实，这话并不准确。对于褚时健来说，他从来不曾，也不会凋零。

 

在危机四伏的2012年，褚时健的重新创业，无疑让人们心生敬意和勇气。《激荡十年》这一部中国企业史，从本质上而言，就是一部关于人的精神史，每一个产业的颠覆及重构背后，都起伏着无数个体生命的悲欣交集，时间之针会在终止之前一直前行，它将裹挟着一切，向所有的不确定性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