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十七国有企业改革（下）——“国退民进”

Posted 2021-01-13 changwoo

我们之前说了1996年全国上下都在做着这一场叫做“世界500强”的梦，国家实施“抓大放小”的战略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拆小船并大船选择了6家当时国有企业中的翘楚，整编国家队，跃跃欲试的想要杀进世界500强，以此作为中国经济崛起的象征。怎想天不遂人愿，第二年1997年就爆发亚洲金融危机，虽然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担当起大国责任，力挺香港抗击量子基金。但是换来的确是中国民营经济的雪崩之年，许多商业传奇以1997年为转折点，江河日下。而我们作为抓大放小标杆的，运用财团模式爆炸式成长起来的韩国大宇集团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不堪一击，轰然崩塌。抓大放小战略也随之宣告破产。那么接下来，我们又将何去何从呢？

1988年3月朱镕基正式出任国务院总理。在记者会上朱镕基说出了那段著名的地雷阵的讲话，他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当年对这一段话的解读就是中国改革处境之艰难，超出我们的想象。当时有很多左派人士写了很多的万言信，对朱镕基搞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提出了很多攻击的意见，认为他是卖国贼，认为他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等等。朱镕基面临很大的政治压力。我们从朱镕基这张坚毅的脸上，确实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在98年面临的是很可能就是地雷阵和万丈深渊，我们的未来充满了种种的不确定性。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往前走，朱镕基在当时上任总理的时候，给了全国人民三个诺言，在当时看来都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第一个是人民币不贬值。这句话是针对索罗斯讲的，结果实现了。第二条说守住三八线。在我的任内GDP要8%以上，CPI在3%以下，他也做到了。第三个任务，大家认为最不可能完成的，说要在三年之内搞活国有企业。然而最终到了2003年朱镕基离任的时候，国有企业在他手上面貌焕然一新。

什么办法能在朱镕基的5年任期内搞活国有企业？

危难之前，一种全新的，叫做”国退民进“的战略出现了，国退民进的基本思路是，国有资产从完全竞争领域中坚决撤出，我打不过你们，我不打了还不行么？我全面撤退。但是，与此同时在上游能源型、资源型行业中强势的形成垄断格局，这些行业包括钢铁、能源、航空、电信、电力、银行、保险、媒体、大型机械和军工。在这些领域，政府竭力排斥民间及国际资本的竞争，通过强化垄断来保证国有企业的既得利益，作为国有资本的所有者，其势力不是减弱而是增强。这一国策的确定，对中国企业的成长逻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最能体现朱镕基“国退”决心的事例发生在中国的胶卷产业。

就在1998年两会结束后不久，朱镕基签署了一个看上去很大胆的计划，中国政府同意全球胶卷业的“老大”，美国柯达公司对中国胶卷工业实施全行业收购。当时中国有7家胶卷企业，分别在厦门、汕头、无锡、上海、天津、保定和辽源。根据协议这七家企业将全部与柯达建立合资公司。柯达呢，也承诺投入十亿美元资金，同时把世界一流的感光技术带到中国。这个轰动了全国的商业协议被称为98协议。

当时中国胶卷行业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在之前短短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建成了7家胶卷工厂，成为了世界上拥有胶卷企业最多的国家。当时有人做过测算，说中国胶卷行业如果要实现盈利的话，那就必须每年卖出4亿个彩券。但是事实上即使若干年以后，中国市场的全部销售量也从未接近过这个数字。当年的感光行业陷入全行业亏损的泥潭当中。

其实毫不夸张的说，柯达的98协议想把中国所有的感光行业全部收于囊下，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协议。当时柯达提出98协议时居然与朱镕基的想法不谋而合。朱镕基的想法是如同把一个行业放在高压锅里，在很短的时间里能够完成一个需要三四十年的进化历程。如今我们评价中国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整个国营企业改革的过程当中，柯达98协议模式绝对是一个的典范。虽然身形庞大的柯达最终还是因为没有抓住数码时代的机遇而错失了最好的发展机会。但是我们都亲眼见证着柯达从战略选择到营销实施的强大能力，柯达的快速冲印店在中国从几百家到几千家最后到上万家。当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满大街的都是柯达的冲印店。柯达一口就能吃下中国的整个胶卷行业，这充分说明了朱镕基国退民进的决心。

然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实行国退的并不都是困难的企业，比如说当时家电行业日子都很好过，长虹、康佳、TCL、海尔、科龙。都很好过。但是家电行业是一个完全竞争性领域。这里不是国有资本应该在的地方。国有资本就要从这些行业里全部撤出，所以当时国退民进不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困难或者不困难，而是因为整个国家战略的调整。

既然要贯彻执行“国退民进”，从完全竞争性行业中撤出，那么原本的国有资产就要搞产权出让、把这部分的国有资产交给民间。但是这一次国有企业改革，让人非常惊讶的是，国退民进居然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法制化的改革方案。各地依然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出现了N种产权量化出让的手法。

比如说有的企业家被允许购买自己管理的企业股份，有的是全部出钱购买，有的半卖半送，这叫管理层MBO模式。

而有的企业管理层出资组建新的公司，然后与原有企业发生种种经营或者资本重组关系，最终曲线救国，获得股权。我们叫他曲线MBO模式好了，美的集团用的就是这样的模式。它的当家人何享健，一个人就坐拥了美的25%的股份。

再比如说有的企业组建员工持股会，以全员持股的方式将企业股份全部分给职工和管理层，其中管理层获得股份比例较大。深圳市就曾经下发过红头文件，要求全市国有企业推行这种员工持股模式。

还有一种比较好的叫增值量化模式，就是说以现在的国有企业净资产为基础，对今后的增值部分量化到个人，逐渐加大私人股权的比例。李东生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完成TCL的股份改制。当时TCL和所在的惠州市政府签订了为期5年的放权经营协议，意思就是到现在为之，TCL3亿多的资产全部归政府，以后你们管理层就好好干，如果每年企业净资产回报率增长超过10%了，那就给管理层一部分股份，增长的越多给的越多。如果干不好，增长达不到10%的话，李东生就要卷铺盖走人。这个方案被认为是一个十全方案，既保证了国有资产存量的保值增值，也为管理层的入股创造了空间。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李东生让TCL稳步成长，管理层和公会拿到了37.41%的股份，后来引进投资者使国有股份减持到40%。2004年TCL上市，李东生个人持有5.59%股份，市值12亿元。

另外呢还有更极端的破产改制，先将企业破产，然后再出售给个人。等等等等的产权改制的方法。

这些种种的改制手法完全没有统一的法律依据和监管制度，国有资产的大释放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成了一条制造千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的生产线，后来在各种财富榜上出现的富豪们相当一部分都是这场改革的最大获利者。因而，这次大释放被人们称为“最后的盛宴”。

所以到2003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当时郎咸平就跳出来了。开始指责国有企业改革的方案，结果大家发现他是金手指，他指一个一个出问题，他指着科龙，科龙出问题，指着TCL，TCL出问题，指着海尔，海尔出问题，指着长虹，长虹出问题，郎教授也因此一战成名。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这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本身就没有设立游戏规则。

郎教授的观点认为，“国退民进”是一场分食国有资产的盛宴，其间出现了“掌勺者私分大锅饭”的现象，改革的策略出现了严重的过失与扭曲。然而张五常老爷子则不以为然，他认为，尽管改制中存在种种灰色行为，但是改革总体的方向和积极效应是不容怀疑的。不可能完全没有这些事情，是需要慢慢改良的。你想把那么多企业家全部杀掉，你杀的了那么多人么？改革过程中，有些事情是无可避免的，是需要改进，但你不要因为一些事情的发生就说质疑整个国家不行。不管怎么说，国企我把它买过来，我拿过来的手段未必很正确，但是我把赔钱的国企变成赚钱的企业，这对中国的经济整体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坏事。

另外比张老爷子更为激进的观点是所谓的“冰棒理论”。一些专家认为国有资产就像太阳下的冰棒，如果不把它“吃掉”，那么它也会完全融化掉、浪费掉。你说是我吃掉呢？还是让他化掉呢？当然了，这样的论调显然很难拿到阳光下来讨论。

然而在这一场没有底线和边界的财富游戏中，成王败寇，都在转瞬之间。这中间，有弹冠相庆的得意人，自然也有令人扼腕的失落客。

比如广东的科龙和健力宝，他们无疑是过去20年里中国最优秀的家电和饮料企业，可是现在它们身陷乱世。创业者潘宁和李经纬都已经先后离职，前者隐居，后者躺在广州医院里戴罪“双规”，他们呕心沥血从襁褓中带大的企业与他们本人再无任何关系。而通过暧昧手段得手这两家企业的顾雏军和张海显然无法掌控这两艘大船。后来到了2004年，顾雏军突然遭遇“郎顾之争”，身陷其中不能自拔。年轻的张海则一改李经纬主攻城镇市场的策略，转而主打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健力宝陷入无比凶险的营销困境。在今后的一年里，顾雏军和张海都相继黯然出局，科龙、健力宝最终落得被廉价出售的悲惨下场。

除了潘宁和李经纬，还有长虹的倪润峰、和烟王褚时健等等的这些企业家在这场国退民进的大浪中，因为各种原因有的倒下、有的带上了一堆的黑帽子。同学们可以到的《激荡》和《大败局》书中去看看他们，尽管褚时健后来又站起来创造了新的地标，但是当年更多把自己企业从一艘小船打造成泰坦尼克号的掌舵者们，纷纷撞上冰山之后便减减的淡忘在我们的记忆中，再没有出现过。给我们后人只留下了一段从前的故事和无限的惋惜。

而更加让人惋惜的是，数以千万计的产业工人则以“工龄买断”的方式被迫离开工作岗位。按当时官方的统计显示，全国下岗工人的总量约为1500万人，而我们知道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吴晓波认为有4000万到6000万人。这部分被改革抛弃的产业工人当时引发了巨大的社会问题。后来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帐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建议，划拨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以社会保障的形式，补偿这些下岗工人为改革所付出的代价。国家体改办拟定了相关计划，最终却遭到国务院的否决，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这不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吗？”，此事就此搁置。晚年的吴敬琏在评论这一往事的时候，用了八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就这样，这一次“国退民进”产权清晰化运动中的经营层暴富以及几千万产业工人被抛弃，再次以非常血腥的方式展现出中国经济变革的残酷一面。非均衡的发展造成非均衡的财富分配，在经济复苏和物质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基层农民及产业工人付出了最大的代价。

在2003年初，朱镕基退任，紧接着成立了一个部门叫做国资委，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这个时候正式出现了一个概念，央企。国退民进的逻辑以国资委的成立为标准正式定型，国家以行政垄断的方式成就了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电力公司、最大的保险公司、最大的航空公司、最大的电信公司和最大的银行。

那么国有资本退缩到到资源型和能源型行业，缩到行业的上游部分，把下游部分让给民间，形成了楚河汉界。民营企业你在下游做纺织厂、做饮料厂都没问题，可是如果哪一天你要做钢铁厂、你要做电厂，你要办银行了，当你想往上游冲的时候。那就不好意思了，只有让你在这一道看不见的玻璃门上面撞得头破血流了。这一逻辑，一直到2004年的”铁本“事件，我们才看清楚，民营资本在能源型和资源型行业遭受到的排挤。

我们前面说到了，朱镕基激活房地产拉动内需以后，中国经济由轻型化向重型化转移。因为随着房地产的蓬勃发展，钢铁的需求，电解铝的需求、水泥的需求以及电力的需求甚至金融改革的需求越来越大。并且大量的利润聚开始往这些行业里面聚集，所以中国经济重型化的方向非常的明显。与此同时，大量的民营企业也看到了利润在什么地方，开始把大量的钱投入到上游行业。

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学界和政界就展开了一个讨论，说谁应该成为这一轮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获益者呢？有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利用这一次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让民营企业进入到这个游戏里面来，完成中国经济市场化的一次大变革和大跃进。另外一部分人的意见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成为这一轮重型化运动的获益者，民营企业应该被排除在局外。最终，中央采纳的是后面一个决策。紧接着在2004年5月份出台政策，整顿钢铁、水泥、电解铝三大行业。

当时拿来开刀的是江苏常州的民营钢铁企业铁本，当家人戴国芳。当时整顿的理由是认定戴国芳的铁本犯有五宗罪，分别是“越权分拆审批、违规征地、骗取银行贷款、违反贷款审查规定和大量偷税漏税”五大罪状。戴国芳被捕入狱。以此为分水岭，许多民营企业在钢铁、电解铝和水泥等行业的投资纷纷搁浅。然而就当民营资本被严令叫停的时候，国有资本则纷纷大踏步挺进。以钢铁行业为例。在严肃处理铁本事件的2004年，全国产量超过千万吨的钢铁厂只有两家。当整顿完到2006年之后全国过千万吨产量的钢铁厂有8家，而其中7家均为国有大型企业。整顿结束之后，2006年戴国芳被起诉罪名为”虚假抵押扣税款发票“，当初被认定的五宗罪没有一项被指控，皮鞭被高高举起，却轻轻落下。

民营资本在2004年的集体惨败令人影响深刻。在此之后，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产业界限已经明确划定，前者在资源性和能源性领域取得了垄断性地位，而后者则被压缩在中下游的产业领域，两者楚河汉界，泾渭分明。

从抓大放小到的国进民退再到明确划定楚河汉界。我国的国有企业终于完成了华丽的蜕变，浴火重生，被打造成超级铁甲战舰的央企站在全世界的面前，傲视群雄。

但是，回首看看我们的身后这段波澜激荡的岁月，在耳边响起的却是为茫茫多改革付出者们唱响的挽歌。我如鲠在喉，闭口无言，只有含着眼泪，微笑面对，深深地鞠上一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