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BBC拍摄的纪录片《生命》1000字观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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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技术A 一套精美的系列纪录片,耗时10年拍摄而成,由著名的BBC拍摄,它就是《生命》。它展现了地球上千奇百怪动物的生活世界,令人眼界开阔。这篇文章里我要讲的就是《生命》系列的第四集:《鱼类》。它主要从猎食、住所、繁殖等方面展现了各式各样的鱼类生活,为我们揭开了海面下面的一个个秘密。
团结力量大——凤尾鱼
我们平时心安理得地吃着美味的凤尾鱼罐头,但是鲜为人知的是,在海洋里的野生凤尾鱼们却是具有团结精神来躲避天敌的。除非是它们数量上占了劣势,以它们团结的配合和精确的闪避速度,逃脱掠食者的追捕倒是不算什么难事。几只海豹前来,鱼群迅速地紧密组成一个极具变化性的巨大方阵,密集的鱼儿遮住了从海面上透下来的阳光。不管海豹从哪个方向冲进方阵,结果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被搞懵的海豹们只好悻悻地离开。鱼儿都有如此的团结精神来共同面对危险,更何况我们人类呢?
勇者生存——小虾虎鱼
小虾虎鱼为了生存,它们的祖先渐渐远离了海洋,来到了淡水。在一座陡峭的垂直崖壁上流淌着一条迸溅出白色水花的大瀑布。水从崖顶渐渐流下,崖壁终年经受着水的洗礼。小虾虎鱼就要从崖壁的底端依靠自己如吸盘般的身体爬至崖顶。这是它们命运的转变,它们只有放手一搏,才有可能成功。它们有的在半路上需要爬进崖壁上的窟洞休息,而有的因为没有预先准备充足,体力不支而摔下了万丈崖壁。生与死只是一瞬间。这条勇者之路只有少数英雄才能走下来,崖顶的瀑布又连着一条美丽的溪流,它们就在那里生活,繁衍,结束余生。它们的卵又会被冲回大海,他们的后代,又走上了一条循环之路。那些成功的小虾虎鱼,无一不是勇敢而又做好了充足准备的。这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大自然的万物生灵永远都是如此神奇。我们能从其中得到感悟,开阔眼界,真是受益匪浅。愿你也能好好地感悟生命,从鱼类甚至是其他事物身上,得到对自己有帮助的东西
参考技术B 百度搜

《万历十五年》的读后感作文4000字

《万历十五年》的读后感作文4000字:
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距今已过去432年。在明朝276的历史中,这一年很平淡,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书,有别于其他的历史叙述方式,相当于把历史剖开一个横截面,像纪录片穿越过去一样,把当时的一位皇帝和五位著名的大臣,以一种群像式的叙事手法缓缓展开,从中折射出16世纪中国社会的完整面貌。
历史是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有余温黑格尔。历史上奇葩的皇帝很多,在明朝尤其多,书中的所描述的万历皇帝,也算是一个。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生,嘉靖皇帝朱载垕第三个儿子,母亲原为裕王府一个丫鬟,出身卑微,自幼得不到父亲的宠爱。非常有意思的是,万历皇帝的老爸,以及他的儿子,即后来的明光宗朱常洛,都是少年因母缘故而缺乏父爱。
朱翊钧排行第三,按理是轮不到他坐天下的,但前面两个哥哥都早亡,因此,在1568年被立为太子。1572年老爸驾崩,留下了孤儿寡母的李氏和尚且九岁的万历皇帝,两人孤苦伶仃,没有依靠,很容易受到大臣们的欺负玩弄。前面有个活生生的案例,就是万历皇帝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明英宗朱祁镇,他八岁就当皇帝了,不过后来被大臣们怂恿去御驾亲征,当了俘虏,闹了个大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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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主即位,无法掌控局面,需要选择得力可靠的人来辅助,这时就看出万历母亲李太后的远见卓识了。这个太后虽出身卑微,但情商智商皆为上乘,指定张居正和冯保两人为首的一班子人马来辅佐儿子,对儿子的文化学习和处理朝政监督甚严,朱翊钧稍有懈怠,就将其召至面前长跪。由于李太后的严格管教,以及朱翊钧本人的刻苦努力,朱翊钧年渐长而学愈进。他自己后来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说:“朕五岁即能读书。”
在母亲和张居正等人的辅佐下,就这样过了十年,万历皇帝到了十九岁,开始要亲政了,张居正也去世了,也扫清了障碍,孩子大了也不用娘看着了,棋王读后感李太后也功成身退了,后来对于她的记载就很少了。她去世后,给她的谥号是“孝定贞纯钦仁端肃弼天祚圣皇太后”,亦称“孝定太后”。这个称呼非常好,用在她的身上非常的贴切。不过她子孙不争气,她死了三十年后,明朝就灭亡了。
朱翊钧10岁登基,在位长达48年,是明朝在位最长的皇帝,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仅次于清圣祖康熙的61年、清高宗乾隆的60年,汉武帝刘彻的54年,排名第四,排名第五的是他的爷爷明世宗朱厚熜,在位45年。仔细研究可以发现,在位超过50年的秘诀,其实很简单,要么像康熙那样7岁登基,要么像乾隆那样活到89。如果这两点都做不到,那就只能像汉武帝那样了,登基年龄不是很小,但还算比较小(15岁),寿命不算很长,但还算比较长(69岁)。就像考试一样,虽然各门成绩都不是第一,但不偏科。
万历登基比较早,但活得不算太长,所以,进不了前三。究其原因,应该跟他的心情和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万历十五年后,长期不上班,心情郁闷,沉溺于酒色之中。他爷爷也这个样子,家风如此哈。
在万历认真工作的前15年,成绩还算是可以的。前10年,朱翊钧将内廷的事务托给大伴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对张居正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尊礼有加,言必称“元辅张先生”,或“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张居正刚刚走马上任几天,朱翊钧就在平台单独召见他,共商大计。由于明穆宗在位从没有召见过大臣,所以这事在当时曾引起轰动,使廷臣看到朱翊钧承业治国的精神和决心,又大大提高了张居正的威信。
明朝另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内阁大学士取代丞相。
明朝开国后一共有4个丞相,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先后被杀,徐达据说也是因为朱元璋送来的一只蒸鹅给气死了!李善长更是成了被开国皇帝斩杀的开国丞相第一人,打破了记录。朱元璋规定以后都不得再重新设立丞相这个职位,如有想复立者,应当立即处死。此后,为了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朱元璋设立内阁大学士帮助处理政务,职级仅为正五品。但此时的内阁大学士在处理朝政上没有决策权,也不能直接管理朝廷机构。所以朱元璋时期的大学士只能算是朱元璋的私人顾问,还不是宰相。
朱棣继位后,为了绕开朱元璋“不得复立宰相”的祖制,明成祖决定以内阁大学士为基础实际恢复宰相,将内阁大学士的权力扩大到宰相的程度。因为内阁大学士参与朝政是朱元璋立下的制度,所以明成祖以此恢复宰相的阻力也小得多。不过皇帝对宰相都是有防范之心的,明成祖也不例外,他建立了很多制度来制约内阁大学士的影响,其中一条就是将内阁大学士的品级固定在正五品。明成祖还把“内阁大学士为正五品”定为祖制,不许之后的皇帝更改。
但内阁大学士既然是实际的宰相,那么品级就不可能真正地长期被限制在正五品。明成祖去世后,继位的明仁宗通过兼任其他官职的方式,将内阁大学士的实际品级提到了正三品以上,至此内阁大学士成为明朝真正的宰相。
到明仁宗、明宣宗时期,大学士的地位日益受尊崇。自此,内阁的权力日益增大,到明世宗中叶,夏言、严嵩等人执掌内阁,地位赫然为真正的宰相,亦可压制六部。
然而,虽然首席内阁大学士有票拟的权力,但却不得不依赖于内部太监送达批红。首辅大学士的职权如同以往的丞相,但必须与宦官合作,才能执掌大政,万历时期的张居正和冯保组合,就是这样的。
嘉靖皇帝时期,内阁大学士为三至六人,皇帝可能对其中的一人咨询较为频繁,但从名义上说,他和另外的几位大学士任然处于平等的地位。万历以后,张居正名为首辅或元辅,其他大学士的任命则处于他的推荐,皇帝在圣旨中也明确规定了他们的职责是辅助元辅办事,大学士有了主次之分,造成了今后朝臣之间的更加复杂的纠纷局面。
朱翊钧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全力支持张居正,合力进行改革,推行万历新政。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万历元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它是针对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朝廷机构办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专任,立限完成,层层监督,各负其责。其时,因为朱翊钧年幼,对祖制还不十分明白,不晓得个中的利害关系。
经济领域的改革,一是清丈全国田亩;二是推广“一条鞭法”。万历六年十一月,朱翊钧下令在福建行省进行试点,至万历八年九月结束。朱翊钧与张居正因势利导,趁热打铁,立即通行全国清丈。户部奉旨就清丈范围、职责、政策、方法、费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项规定,于同年十一月下发各地。至万历十年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总计支出新增一百四十余万顷。推广一条鞭法,是当时经济改革的又一个重要举措。万历九年,一条鞭法已在全国各地推广执行,这标志着整个张居正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
这里再叙述一下著名的一条鞭法,据《明史》记载:合并赋役,将田赋和各种名目的徭役合并一起征收,同时将部分丁役负担摊入田亩。将过去按户、丁出办徭役,改为据丁数和田粮摊派;赋役负担除政府需要征收米麦以外的,一律折收银两;农民及各种负担力役户可以出钱代役,力役由官府雇人承应;赋役征收由地方官吏直接办理,废除了原来通过粮长、里长办理征解赋役的“民收民解”制,改为“官收官解”制。一条鞭法在中国赋役制度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改变了历代“赋”与“役”平行的征收形式,统一了役法,简化了赋役制度,标志着赋税由实物为主向货币为主、征收种类由繁杂向简单的转变。
万历朝的前十年,在幼年朱翊钧的支持下,张居正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万历十年六月,一代名臣张居正病逝,朱翊钧从此开始亲政。这次改革,始于万历元年,至万历十年基本结束。它是明中叶以来地主阶级革新自救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明后期政治、经济关系新变动的深刻反映。其范围,覆盖政治、经济诸方面。具体步骤是,前五年以政治改革为重点,后五年以经济改革为主要任务。十年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扭转了正德、嘉靖两朝以来形成的颓势。
改革虽然起得了成功,但伤害到了很多人的利益,尤其是被张居正一直压抑着那些势力团体。张居正作为自商鞅以来最为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之一,死后不久即遭到了清算,被抄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他本人也险遭开棺鞭尸,家属或饿死或流放,结局令人唏嘘。这也体现了《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所述的主题矛盾,及个人与体制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的存在导致了所有这些人物都具有一个共同点--最终的命运都具有悲剧色彩。
往远一点说,中国的改革家,大多没有好的结局。在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社会里,这种悲剧不可避免。
万历十四年后,朱翊钧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身体虚弱,每况愈下。因此,朱翊钧执政中后期,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连“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朱翊钧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从同年起,为争立皇太子,演成了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
万历十七年,朱翊钧不再接见朝臣,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方入内阁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至万历四十五年,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几年,六科只剩下四个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
万历在深宫消沉的时候,后金却在悄悄的崛起,辽东形势每况愈下,终于成为明朝的主要威胁,万历四十七年三月,萨尔浒之战,明军四路大军,三路全军覆没,丧师九万,败局遂成。朱翊钧为了应付这笔庞大的军费,自万历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时称“辽饷”。加派非但无济于事,反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纷纷投入反对明朝的革命洪流。
万历四十八年三月,朱翊钧因长期酒色无节,加上辽东惨败,国事困扰,终于病重不起。七月二十一日,神宗在弘德殿去世,终年五十八岁。丧钟不仅为他敲响,也为整个大明王朝敲响。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想到,自己长眠的定陵,意外的成为明十三陵中最先被打开的陵寝,他及两位皇后的尸骨棺椁被毁,地宫每天人来人往。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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