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经典·重读鲁迅 | 通往中国的最短路径

Posted 2021-04-28 人民日报文艺

         鲁迅，逝于20世纪而活在今天。

         今天，当我们返回历史现场，从鲁迅的书写和人生去复原他的精神地图，与这颗丰富而孤独的灵魂对话时，我们会发现：鲁迅经验、鲁迅价值正在于我们可以因他而深刻认识我们自己，认识历史本身，认识中国，认识未来。

          感谢大家近几个月来对“品读经典•重读鲁迅”系列的关注。今年是鲁迅诞辰135周年，也是先生去世80周年，我们从《新青年》《朝花夕拾》《野草》到鲁迅的诗作和人生，回溯和解读了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但我们深知对鲁迅思想的解读没有永远的终结，纪念将会是一个新的起点。   

              ——编  者

        大时代总会产生巨人。 

        19世纪中叶，英国的大炮，以中国人发明的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帝国的命运走到了悬崖的边缘，中国的现代化在屈辱中蹒跚起步。这个从黄河流域繁衍起来的民族，终要告别哑默，在流血的痛楚中觉醒、爆发。

        1881年，全长9.7公里的中国第一条自办铁路“唐胥铁路”建造完毕。人头攒动中，“龙号机车”一声长鸣，宣告了中国第一个火车头的诞生。

        同年9月25日，一个男孩诞生在绍兴。喜讯从位于东昌坊口、张马桥北边的周家，传到了在北京当“京官”的祖父周福清。祖父为男孩取了名字“樟寿”。福禄寿，寄托了一个家族对长男对未来的期许。

        然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走向衰败的周家，映照着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暮色。周家的长男，自小便因祖父下狱目睹了权力的不测之威，因父亲亡故、家道中落，而背负起沉重的责任，远走异乡复又返乡，踯躅着寻找前路。

        直到1918年5月，一声响雷从这黑暗的底部炸响。《新青年》杂志4卷5号上刊登了一篇名为《狂人日记》的小说，作者署名“鲁迅”。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

         这一天，“鲁迅”诞生了。他决心“背着因袭的重担，掮住了黑暗的闸门”，他要做“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他要“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他毕其一生寻找着答案：中国人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

        从绍兴到南京，由仙台赴杭州，从北京迁广州，最终归于上海。《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华盖集》《而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且介亭杂文》，《毁灭》《十月》《死魂灵》《苦闷的象征》……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野草》）

         21世纪的今天，当我们返回那个不算遥远的历史现场，尝试着从鲁迅的书写、呐喊与战斗中去复原他的精神地图，尝试着穿越曲曲折折的路径和幽暗渺茫的迷雾，与这颗“20世纪中国最为丰富、孤独而痛苦的灵魂”对话时，我们不禁发现：鲁迅经验、鲁迅价值之所以不可磨灭，正在于我们可以因他而深刻地认识我们自己、认识历史本身，认识中国，认识未来。这就是鲁迅的力量，具有超越性的力量。他是以燃烧的生命，给今天的我们以无穷的光与热。

         今天，鲁迅依然与我们在一起。

        鲁迅的时代，坚船利炮裹挟着欧风美雨奔袭而来，古老的民族被迫站在了东西方文化冲击的前沿。“欲求超胜，必先会通”，这一徐光启在17世纪提出的思想，在那个困顿的中国落地有声。

        1934年，鲁迅为《中华时报》副刊《动向》撰写文章，提出了著名的“拿来主义”——“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他所倡导的“拿来”是为我所用的拿，虽然“不必问西洋风和中国风”，却一定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他所倡导的“拿来”致力于造就新的文艺、新的思想、新的人，他相信“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他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因为“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2016年，文化融合与文化冲突如影随形。经济的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延伸，让这种裹挟与奔袭发生在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里，甚至每时每刻里。当你的一天从被苹果手机的闹铃和麦当劳的咖啡叫醒开始，就不可避免地与全球化进行了面对面的接触。“拿”或者“不拿”，这似乎不再是一个可选项。如何不被这浪潮覆盖，不被这风云淹没？同样的问题，考验着我们民族文化自身的生命力和延续性，考验着今天的中国人对文化根性的自觉与自信。

        那个时代，没有尼采，没有夏目漱石，没有安特莱夫的启发与熏陶，没有异质文明作为参照，鲁迅就不可能提出国民性等一系列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命题，鲁迅也难以成为鲁迅。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被动开放与主动开放，在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我们依然要面对，面对那条漫长崎岖、通往远方的前路。没了世界一切优秀文明的映照，迷失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不会“运用脑髓，放开眼光，自己来拿”，今天的一切始终不能成为中国的故事。

         “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痛苦之极的鲁迅曾这样长叹。然而，他从未放弃，从未缴械。在经历了无数的相遇与告别、信任与背叛之后，他依然秉持着直逼现实、洞穿未来的目光。他终生为之战斗，苦苦为之寻觅的“向何处去”，归根结底是“人”的觉醒，是如何真正成为一个“人”，一个“中国人”，一个“世界人”。

         “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我以为‘中国人’这名目，决不会消灭；只要人种还在，总是中国人”。“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知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随感录三十六》）

        他视“世界人”为重塑“中国人”的价值尺度和理想境界。在他那里，一个真正的“世界人”就是一个理想的“中国人”——他继承传统但不画地为牢，面向世界而非丧失自我；他是知识、道德、品格、思想的协同生长；他要为中国在世界挣一个地位。而这，与我们所期盼的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是何其相似；对沉迷于物质与技术而内心苍白贫困的人们，对置身全球化与现代性漩涡而丧失自信迷失自我的人们，是何等的振聋发聩。

         鲁迅，逝于20世纪而活在今天。他依然是我们通往中国的最短路径，他的思想依然烛照着今日中国。

         80年的时光纵然已逝，但我们不应忘记——

        1936年10月19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他的《日记》写着“星期”二字就中断了。手稿摊放着。灯却亮着。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无题》）

       是的，大时代总会产生巨人。

本文发表于《人民日报》2016年8月30日2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