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一二百年，中华民族总要经历一次血光之灾，血流成河赤地千里之后，旧的王朝灰飞烟灭，新的王朝在废墟瓦砾之上冉冉升起。如此往复循环，以至于“一乱一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信念沉积成了中国人心灵深处的集体无意识，这在外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众所周知，中国的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中国的顺民是天下独一无二的物种。各级官僚的层层控制，宗族制度的严密约束，乡规乡约的不断教化，逼得农民如同树木一样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每年结出果实供官府摘取。而历朝不断进化的愚民统治，使他们目光短浅、头脑封闭、因循守旧，他们怕皇帝，怕官吏，怕暴力，他们什么都怕。这样的一群人犹如被摘取了鳞甲和爪牙的动物，已经丧失了原始的野性，只知道安于现状，逆来顺受。
由于统治阶层无法遏止的贪婪，农民在绝大多数的时间内都在温饱线上挣扎，一遇灾年，就有饿肚子的风险。特别是在每个王朝的中后期，官僚机构日益膨胀，可耕之地越来越少，当人口增长到社会可以承受的能力的极限，农民所承受的负担就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一场社会动荡的风险就像幽灵一样开始四处蔓延。每到这个时候，农民没有任何正常渠道争取自己的利益，因为几千年的封建史从来没有产生一个为人民代言的阶层，偶尔出现的几个“青天大老爷”也只是昙花一现，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于此相反，专制统治者却拥有大量的暴力工具去惩治乱民，政府对百姓永远摆出一副严厉的面孔，绝不认错，从不退让，永远保持着不断逼近的姿态，而百姓只能选择退缩和忍让，当官进民退到逼近生存底线的时候，唯有官逼民反一条路可以走。
“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吴广的一席话，道出的是无数绝境中农民的心声：反正都是一死，饿死和做暴民被杀死相比，还是做暴民比较划算，至少还可以吃几顿包饭。
一人举义，群起响应。
从来就没有天生的顺民，极端的忍耐和极端的暴力，就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经过千年的生存斗争，中国民间质朴自然的外衣下面，是另一副面孔：这里以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为生存哲学，为了物质追求而无所不用其极；这里缺少人道精神，人命一点也不值钱；这里缺少对妇女的尊重，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这里目光短浅，见解狭隘，善于破坏，从不建设；这里没有羽扇纶巾的优雅，有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一旦那些束缚在农民身上的绳索戛然而断，一旦那些所谓的良民理论被弃之如敝履，被压制在人性最深层的险恶、野蛮和报复欲望便倾巢而出，这个曾经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种变成了最凶残的一群，他们像疯了一样烧杀劫掠，充分享受暴力带来的快乐和自由。于是义军过处，十室九空，白骨累累，流血漂橹，山河破碎。
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数千次的农民起义，由这些头裹黄金、衣衫褴褛的农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又一次次地消退，就像涨潮和落潮一样毫无新意。与其说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专制统治，部分调整了生产关系，有力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倒不如说农民起义与专制统治是维持“中国独特性”的互补两翼，是统一文化源头结出的孪生兄弟，它们互相补充，相互促进，同葆中国文化千年一系，继继绳绳。
农民起义带给中国的，无非以下几种功用：
第一，消灭人口，减轻了土地上的人口压力，为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提供空间。
第二，文明的毁灭和劣化。贵族文化在大动荡当中一次次遭到毁灭性打击，底层人物一次次由社会最底层上升到社会最高层，以实用主义为主要特色的底层文化不断扩散，并逐渐以厚黑学为面貌，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使中国政治越来越趋于流氓化。
第三，专制思维越来越强化，促进专制统治更加周密和严谨，制度监狱更加牢不可破。
中国历史上千百次惨烈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带来基本制度上的突破与创新，没有为中国历史冲破循环状态提供任何可能。农民起义的目的，不在于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进行调整和维护那样的制度。它是一次大修，是一次升级，而不是一次革命和创新。农民起义只是专制主义的释放矛盾的一种调节机制。农民起义如同越狱，而每一次越狱之后新建起来的牢狱，设计得就更为科学合理，抗爆性更强。农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比以前更严密的控制，更坚固的监狱，是更好的驯化，是国民性格的进一步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