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中，你会沦为底部阶层吗？

Posted 2020-10-11 子夜

作者：孙骁骥。更多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骥观天下”（jiguantx）

 

 

最近，金融时报旗下的《中国投资参考》（China Confidential）发布调查，指出中国高净值家庭最近投资占收入的比例逐渐减少。根据调查结果，在过去两年中，绝大多数的家庭收入来自于投资获利。然而，获利情况虽在近期好转，却没有刺激高净值家庭加码投资，相反，非必须品的消费开支却在逐渐增高。

 

笔者对这个统计的准确性存疑，毕竟，调查的结果和样本的选择以及统计的误差都有直接关系。不过，即使这个调查结果存在真实性的误差，但它还是反映了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已经开始了转型。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月12日在北京称，今后将采取四方面措施促消费转型升级，进一步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目前，消费已成中国经济“新增长点”。截至2017年上半年，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60%，远高于投资。

 

我们在承认这个转型大趋势的前提下，不难预料，未来的经济活动中，消费行为将成为重点中的重点。而中国在从投资型社会转型为消费社会的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个事件就是社会阶层的重新洗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的洗牌标准已经从纯粹的财富累积转化为了消费能力。在这个不可逆的趋势中，你会不会成为被淘汰的社会底部阶层，落入财富的陷阱当中？

 

一，社会平均剩余价值扭曲，人力更加不值钱

 

所谓的经济增长从投资型转变向消费型，听上去有点玄，其实却是非常现实而具体的事情。虽然长期以来，政府购买和投资拉动是中国GDP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现在的游戏规则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国家强推的产业转型策略，经济领域的“范式转移”也已经成为现实。

 

回顾前两次全国范围的经济增长“范式转移”，首先是发生在1992年南巡讲话以后，其次发生在加入WTO之后。前者确定了内地经济（外资、港资、台资）投资导向的经济基本面，后者则是在投资拉动的基础上确定了出口加工型经济。

 

在此基础上，加上官方管制的外汇政策，强推中国经济增长超过十年的均值超过两位数。据统计，中国的GDP增速自1992年达到14%以来，一直是保持平均两位数增速，尤其在2003到2007年之间连续保持着每年10-14%的增速。这种远大于世界其他国家的高经济增长就是上一个世代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

 

不过，这套玩法从2001年一直走到今天，显然已经后继无力。因此，现在国家所谓的转变增长方式，实际上并不是主动寻求变化，而是不得已的被动改变。从二十多年前只搞出口加工生产的方向上彻底转变、转向消费导向型经济，中间依靠投资拉动衔接过渡。

 

实际上，依靠2009年以来的投资拉动和铁公基建设，只能是一个临时缓解下行压力的办法。如果没法通过货币量化宽松的政策，将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彻底转变为消费型增长，那么不断印货币的刺激方法就会如同毒瘾一样停不下来，形成经济的恶性循环。

 

这直接造成中国长期以来高达50%以上的投资率，但另一方面，为了支持投资和表面上的经济增长，资金利率、水电煤土地等各种要素的价格长期被人为压低， 直接导致了收入分配格局更加偏向于资本而非劳动力，恶化了劳资关系。

 

这就是2009年天量货币投放到市场带来的最直接效果：劳动力不值钱了，因为实体企业本身不值钱了，于是造成劳资关系被彻底扭曲。

 

目前，这个恶性循环的后果就是，中国经济已无法保持高增速。但是，在经济增速跌落7%以内的同时，中国的人均GDP绝对值的增速确实从来没有停滞增长。根据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中国人均实际GDP的数值自1990年代以来，保持了超过20年以上的高增长，从当年的人均不到一千美元到现在超过八千美元，中国人均的经济收入却是一直保持在两位数增长。

 

于是出现了一个悖论：经济增速跌到7%以内，但人均经济增长却一直保持10%以上增速。换言之，国家的整体经济增速近年来低于个人的经济增速，这就意味着，人们收入的增加所导致消费意愿的增加与整个经济的低增速形成一对矛盾。

 

低价值、低智慧性的产业严重过剩，这又会导致社会消费品的不足，好商品价格过高甚至有钱也买不着好商品。因此，高净值人士有大把投资机会挣钱，但是不知道挣完钱怎么花，也不知道把挣到的钱往哪里摆，这成了他们的主要焦虑。

 

而对于低净值人群，或者说普通工薪阶层而言，他们可能面临着既没有足够的消费意愿，也没有足够的收入增加，最后很可能将会因此陷入窘境。对他们而言，最主要的矛盾不是有钱不知怎么花，而是不知道怎样挣钱。

 

可以这么说，2009年以来启动的中国版量化宽松，不仅没带来经济转型，反而直接造成了整个社会财富资源的错配。急需钱的人无论如何挣不到钱，挣到大钱的人却在拼命的乱花钱，因为钱对他们来说恰恰边际效用最低。

 

换一个角度，如果我们从社会的剩余价值率来看，会更清楚的理解问题。所谓的社会剩余价值率，简单来说就是指劳动力平均具有多少价值、在经济活动中占有什么地位，它须在一个平衡状态才有利于经济增长。

 

从1978年至1992年，中国社会的剩余价值率在500%左右波动；然后从1993年到2008年，剩余价值率则是急剧攀升，从618%上升到812%。特别是1998年到2008年，剩余价值率一直维持在800%以上；2009年后，剩余价值率跌倒最低点，然后在近年又逐年升高，回到2008年前夕水平。

 

这个数据说明什么问题呢？它说明：自从90年代开始，劳资分配关系逐渐向有利于资方的方向发展，因此剩余价值率急速上升。并且在1998年-2008年间资方和劳方的失衡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这当中，存在着马克思所指的剩余价值率过高导致相对需求不足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潜伏基础。事实上，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也证明了之前的社会剩余价值率过高所暴露的隐患。

 

而在2008年后，中国的制度在短期内又朝有利于劳方而不利于资方的方向发展。这是由于人力成本的上升、人工的期望值普遍上升所带来的用工荒，企业盈利能力却因为经济危机的影响而下降，无法充分招工。这一时期所谓的劳方市场，其实不过是企业营商环境恶化、经济探底的附属产物。

 

而自从2013年至今来看，社会剩余价值率又在回升，看上去这像是启动了从1998年到2008年的十年循环，经济在向好发展。

 

但实际上，就业市场如今再一次的由劳方转向资方，却透露着一个危险的讯号。因为这一次的劳资市场结构的转换，是在产业结构调整、全民创业、打僵尸企业、国企混改这几大背景之下完成的。这几大背景说明什么呢？它说明现在老企业死亡速度很快、新兴企业如流星般转瞬即逝、唯一稳定的是一小部分央企国企以及已经达到“温饱线”以上的民企。

 

如果说之前的劳方还有较大的工作选择权，那么现在随着产业转型和一大批传统企业的死亡，低技能劳动者甚至连选择工作的权力都没有了，收入来源与选择权被牢牢控制，整个市场自然就逐渐成了现在的绝对资方市场。而这，恰恰是危机的前兆。

 

二，社会阶层固化？其实是阶层同质化

 

回到所谓的“消费型”经济增长。在社会整体的剩余价值上升、市场逐渐偏向资方的情况下，要想整个社会实现向消费型社会转型，就必然需要实现产业结构的整体转型，成为一种集中化的服务型经济。道理非常简单，如果一个社会中收入增长集中于某一个少数阶层，同时整体的投资增速在下降，那么总体的经济想要实现增长，整个社会的机能就必然要转变为大多数人为少数的高净值人群服务。

 

通俗一点说，整个社会将变成一个全民为超级土豪打工的社会。因为如果不这样，经济的新增长点就永远不会实际发生。实际上不只是中国，这种转变发生在世界各地。

 

在二战以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推行了半个多世纪之后，表面上的全球化、实际上的“逆全球化”是当下的全球趋势。从英国脱欧到加泰罗尼亚的公投，再到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积极推行的贸易保护政策，世界的方向在发生转变。这个所谓的逆全球化趋势不要理解为各国开始闭关锁国、不相往来，恰恰相反，资本的国际间流动只会加强而不是相反。

 

本质上，这个所谓的“逆全球化”实际上预示出的问题并不是国际之间钱的流动、人的流动减少，而是不同阶层之间财富不平等的加剧。不平等的加剧，才是所谓“逆全球化”的根本原因。以美国为例，1979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达到峰值，为1943万人，此后却持续下降，从2000年的1727万人最多时下降到2010年的1153万人，即使到2016年也只是恢复到1235万人。并且，这些越来越少的劳动就业者的绝对收入，在代际间的流动性也在持续下滑。

 

据统计，1970到2014年处于30岁劳动者收入超过父母的比例从90%跌落到40%。其中下滑最剧烈的是中产阶层，即收入排名处于30%到70%的人口。换言之，近三十年来，收入的增长主要集中在高净值家庭，中低收入阶层板结化、同质化的倾向非常严重。

 

美国的现实，其实也就是中国的写照、全球的写照。

 

如果我们观察两次全球化高潮期间全球的收入分布情况，会发现两个规律：全球化的过程一直都包含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而这必然会在一段高增长期过后导致逆向的全球化浪潮。例如在一战和二战期间，第一次全球化的退潮过程则出现了长达数十年的收入平等化过程，而在70年代以来的新全球化浪潮下，全球收入顶层1%的人群，其财富增加了65%以上，而全球平均收入水平80%的人群，这二三十年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

 

换言之，最近一次所谓全球化浪潮本身就是少数人的全球化。其次，收入的不平等现象越严重的国家，往往对于全球化的抵制也越强，例如美国和英国，而那些收入趋于平等的国家，对于全球化的抵制相对更弱，例如丹麦和瑞典。

 

说到中国，整体而言中国经济是最近一次全球化浪潮的直接受益者，尤其是掌握金钱命脉的大投资者和资本财团，在全球化浪潮中获利最为丰厚。不过，当这个全球化浪潮开始退潮的时候，中国自2008年以来纯粹依靠投资和铁公基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彻底耗散了社会的劳动力价值并且让经济走入了资源错配和低附加值的死胡同。在这个时候，转型是必然选择，实际上，也意味着大财团在一定程度的让利。

 

要谁让利呢？其实，控制社会的高财富阶层主要分为以下两大类，第一是近十多年依靠双轨制富起来的权贵阶层，另外是依靠各种手段与权力合谋从而富起来的私营企业主。

 

有学者指出，权贵阶层虽然和私营企业主结为了利益共同体，但是却需要不断调整利益结构从而实现稳定的统治，资本阶层必须利用企业才能打通与底层劳动力的关系，以获得长期的给养。

 

俄罗斯学者雷巴科夫在分析苏联和俄罗斯的经济转型时就曾指出，尽管权贵阶层也关注私有成分的存在并且保留了私营经济，但却又会千方百计将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使其不至于过快增长，以至于影响到权贵自身对于商业和经济的垄断，因此，雷巴科夫写道：“在经济生活中，除非变成垄断集团的附庸，否则他们（私营企业）注定要驻足于现在的位置，难图发展”。

 

这种对企业一边扶持一边打压限制的双重关系，不仅是俄罗斯的现实，也是这些年中国经济的基本格局。民营企业，基本上成为了权贵资本的代理人，每个人理论上都是为了大财阀打工，区别只是其位置是处于核心还是外围。

 

实际上，中国目前的阶层划分，十分类似于一个现代商业制度下的种姓制（Caste system）。这种制度当中，个人的位阶和财富依靠世代继承而来，而这种继承制地位的高低，一般通过政治和宗教地位决定，稳固且无法被转换。换言之，在这样的现代种姓制里边，阶级不但没有流动性，而且还会迅速的板结化、庸俗化。原因在于，现代技术的力量及其对于人的强大控制力。

 

三，穷人思维？其实这是来自媒体的灌输

 

一个高度技术化的种姓制社会，也可以称之为一个现代的奴隶制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上级阶层对下级阶层观念的控制非常重要。不同的阶层拥有相匹配的观念以及行为模式，是这个社会保持平衡稳定的重要砝码。

 

如果从社会的金字塔结构来看，最简单的我们可以把这个社会分为三阶层：权力阶层、资本阶层、打工阶层。在三者以外，还有一个彻底陷于失败并将被逐渐淘汰的无用阶层。在信息化社会，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其实信息相对是透明的，这是和古代非常不同的地方。正因为如此，阶层之间的焦虑、不满、以及对于阶层下滑的恐惧都非常透明，这种透明化也促使着社会整体的向前运转。

 

因此，一个社会要实现稳定，并不是依靠切断各阶层的资讯往来，也不是要维持表面上的平静。恰恰相反，这种隐含的冲突和不满才是社会结构稳定的最大根源。社会学家科塞(Lewis Coser) 在其名著《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中，曾精辟地讨论了社会矛盾与冲突，特别是有组织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对于社会秩序形成的意义。只要把这种冲突与矛盾控制在预先设定的范围内，那么冲突本身就有利于社会结构的稳定和持续运转。

 

控制我们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冲突、不满和欲望的中介组织，就是我们的媒体，尤其是深入到社会肌理的自媒体。媒体向阶位较低的阶层主要宣传两件事情：

 

其一是富裕阶层的生活方式，包括资本家、社会名人、明星等等，这种灌输让地位较低的阶层在仇富的同时也羡慕渴望活的富人的生活，他们不会反对这个游戏规则，而是会更积极的参与其中，渴望获得改变。

 

第二，媒体向大众宣传最多的还包括要摆脱所谓的“穷人思维”，那就是要建立大胆消费、大胆挣钱的观念，即是所谓的“work hard, play hard”。而在现实层面，生财之道不易学，大胆消费的习惯却往往容易学会，用金融手段提前透支金钱的生活方式永远走在找到真正的挣钱方法之前。这直接会造成信用卡支出大于工资卡收入，消费支出大于劳动收入。

 

看一下现在的数据：我们社会的消费的总额每天都在不断增加，但实际上，那不过是在一小撮高净值人群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普通人陷入财务陷阱、透支未来的结果。

 

无论是透支性的消费行为、巨额房贷、还是心灵鸡汤灌输的各种观念，实际上目的都是为了把人的财富和思想套牢，成为规则的遵守着而不是规则的颠覆者。因此，社会的整体稳定，以及利益阶层的统治与财富保障，必须依靠整体的高负债、高透支为前提。

 

香港的超级地租模式就是如此，内地的土地财政模式也是如此。其机制无非是利用了人的普遍欲望来驯化、控制人类，并使用媒体等现代手段操纵欲望的周期，从而间接的影响控制经济的周期。

 

因此，媒体对你灌输的观念无非是需要你顺从和高度参与，成为既定规则的执行者而不是规则修改者。社会庸众的心理机制形成以后，制度就不再是从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的获得了低级阶层的心理认同。低阶层的人们委身于被媒体主导的低级的娱乐和消费，周期性的满足自己低阶的欲望，然后自我麻醉之下持续做着低阶的打工生涯，并且想当然的做着低阶的个人投资……

 

当整个打工阶层的人从思想、行为模式、审美、生活追求各方面都变得廉价化和同质化，这其实就是整个低阶社会阶层被逐渐淘汰的前奏。前方拐点的出现，必然需要底层来支付大量的转型成本。

 

在人口红利已然消失、经济依然依靠计划政策打强行针实现增长的今天，毫不避讳的说，中国经济其实已正式进入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即是表示适龄劳工人数与工资水平的彻底撕裂。随着全国城镇化的程度逼近60%，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数量实际上将在不远的未来触底，而用工企业的数量和质量也不会有明显增加。

 

据统计，从2012年以来，16周岁至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1500万人，而且未来每年都会持续减少，与此同时，社会新兴企业普遍寿命撑不过三年。这种情况下，发展所谓的消费型社会并没有强大的就业和收入支撑，唯一的办法即依靠继续放水的货币政策充盈账面财富，然后用普遍透支个人信用、提前消费的办法来实现经济增长。

 

不远的未来，依靠资本拉动的大消费时代、居民高负债时代即将来临。货币的对内部贬值已经是不可逆趋势，负债和消费，这两个经济引擎运转的“燃料”必然要依靠消耗大量的新增货币。因此，明智的人请捂住钱包，下一轮的抢钱游戏即将开锣。

 

与此同时，所谓的“消费即爱国”，这个说法很可能马上就要重回现实。在这场消费经济的博弈当中，国家的动员力量是非常关键的环节，而被控制和操纵的依然是社会底部的打工阶层，获利者依然是控制资本流向的大财阀。身处低阶阶层的你，除非彻底改变观念和思维模式，充分利用他人的欲望和需求，严格节制自己的欲望，才有可能在这场经济大洗牌中实现财富的实际积累，避免落入现代商业种姓制的财富陷阱当中。

 

在这个经济转型过程中，可以预见，资本家阶层的低阶和打工阶层的最高阶会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发生比较剧烈的阶层流动和博弈，而至于最高权力阶层和社会最底部的“商业奴隶阶层”，目前限于种种原因，则很可能依然是难以搅动的一潭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