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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20-09-25

酝酿已久的“中国印刷史研究会”，终于众望所归，于2001年5月24日正式成立了。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印刷史的研究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进入了有组织、有计划、全面、快速发展的历史新时期。

不言而喻，学术界之所以要求成立“中国印刷史研究会”；换句话说，中国印刷历史研究会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客观上需要加强印刷史研究。而印刷史研究需要加强本身，就说明以往印刷史研究还存在着不少难以解决的问题。譬如：需要把分散在各学科、各领域研究印刷史的专家学者组织起来，团结在一起，加强学术交流，促进印刷史研究向纵深发展；需要从个体的、分散的研究，向有组织、有计划、全面、系统研究转化；需要从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上把印刷史从印刷史等同于印书史这个泥潭中解放出来，还印刷术是工艺技术、印刷史是与文化事业息息相关的科技史的本来面目。其目的，是在发掘出更多文献、文物资料和获得更多研究成果基础上，勾画出中国印刷术起源、发明、发展与传播的脉络和轨迹。可见，如何开展印刷史研究，是中国印刷史研究会成立后需要首先研究、论定的问题。印刷史研究会成立不久，即于2001年8月31日在新闻出版总署，召开了“中国印刷史研究新成果及课题立项座谈会”，足证本会对进一步研究印刷史的重视。

 

作为长期致力于印刷史学习、研究和从事组织出版印刷史书籍的专业编辑，笔者深知在印刷术故乡成立印刷史研究会的必要性。故近20年来一直为促成“中国印刷史研究会”的成立不遗余力。期间也曾在范慕韩、王益、王仿子、陆振声、高永清、武文祥、沈海祥等众多前辈和领导指导下，起草过“中国印刷史研究会章程”和请示报告等相关文件。对印刷史研究会成立后的印刷史研究，早在思虑中。笔者认为，中国印刷史研究会成立后，首要地是作好如下几项工作：

1．加强组织领导，解除后顾之忧

作为一个群众性的、其主要成员多是离退休专家学者而又居住分散的学术团体，加强领导和组织建设是极为重要的。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和缜密的组织、办事机构，那么这样的学术团体必将形同虚设，印刷史研究势必回归原来分散、个体的状态中去。笔者认为，中国印刷史研究会会长一职，只能由在位的、掌握实权而又重视印刷史研究的领导——譬如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现任理事长武文祥同志——兼任。至于研究会的学术研究和交流，则可设常务副会长一职，由在北京印刷学院讲授过印刷史课程、始终参与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建工作而又德高望重的副馆长魏志刚教授担任。秘书处人员设置要重实效，以保证研究会日常工作能正常运作。在此基础上，成立和健全中国印刷史研究会常务委员会等组织机构，以解除课题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后顾之忧。对此，期望各相关领导和关心这件事的德高望众的老前辈们，顾全大局，迅速决断。

2.团结各界学者，加强学术交流

作为全国性印刷史研究者的群众性学术组织，中国印刷史研究会将以加强印刷史研究和学术交流与宣传为己任，以弘扬我中华文化，提高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更好地为振兴中华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团结全国及海内外有志于印刷史研究的学者，共同奋斗。原因是印刷术是应用技术，它的应用范围很广，研究印刷史的学者来自图书、出版、印刷、考古、化工、电子、轻工、印染、机械等多学科、多领域。大家从不同学科，以不同角度研究印刷史，对印刷史上的一些问题、尤其是与印刷术起源与发明有关的问题，往往出现不同看法。通过印刷史研究会，可以把大家团结在一起，有计划地加强学术交流，在交流与研究中，获得更多的共识，推动印刷史研究向纵深发展。事实上，在以往个体、分散的印刷史研究中，身处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譬如图书版本学界的钱存训、张秀民、魏隐儒、郑如斯、李致忠、肖东发，自然科学史学界的潘吉星、张秉伦、方晓阳、韩琦，社会科学史学界的史金波，考古界的史树青、牛达生，出版界的王益、王仿子、方厚枢、叶再生，印刷界的万启盈、史梅岑、李兴才、魏志刚、庞多益，网印界的宋育哲等专家学者，都曾为印刷史研究作出过重要贡献。把大家团结在一起，有组织、有计划地加强学术交流与研究，既是印刷史研究会的职责和任务，也是推动印刷史研究深入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大家认真对待，共同维护。

3.了解研究现状，明确奋斗目标

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中国印刷史，首先要清楚研究现状。因为研究现状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和起点。只有了解现状，才能胸有成竹，并以此为基础拟定研究规划，明确奋斗目标。那么，中国印刷史研究的现状究竟如何呢？这要从近些年印刷史研究的丰硕成果中去提取，去归纳。本会于2001年8月31日在新闻出版总署召开的“中国印刷史研究新成果暨课题立项座谈会”上表彰并展示的10余部印刷史专著，对此有着集中的反映。从时间上看，包括填补历史空白的《中华印刷通史》、《北京印刷志》等专著在内的这10余部重要著作，是在大约一年半的时间内出版的，足见当今印刷史研究热情之高涨；从内容上看，这10余部专著各有新意，包容了当今印刷史研究上发掘的新资料、取得的新成果，足证当今印刷史研究成果之丰硕。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今日之印刷史研究，与20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比10年前也有了突破性进展。主要标志是学术界在印刷史研究的许多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达成或基本达成共识，归纳起来，大致如下：

（1）印刷是工艺技术，属科学技术范畴；印刷史是以印刷工艺技术的发展为主线的印刷事业史，属科学技术史范畴。

（2）印刷术的发明是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有着物质、技术、社会文化需求等前提条件，前提条件成熟之后，印刷术的发明则水到渠成。

（3）印刷不同于印书，印刷史不同于印书史；印书是印刷术的一个应用领域，是印刷术发明后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发展之后的产物。因此，把印书之始看作是印刷之始，从而断定印刷术发明时间和地点的观点是错误的。

（4）对印刷史的研究和著作，不能总局限于自唐初至清末这千余年间，印刷术发明前的起源和近代、当代时期的印刷史的研究，宜给以足够的重视；与印刷工艺相关的印刷设备、器材、科研、教育、管理和专业书刊出版，也应有所旁及，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对印刷史研究作纵向和横向延伸，也就是概略而名之的“大印刷史观”。

（5）应重视和抓紧进行少数民族印刷史的研究，充实印刷史著作中少数民族印刷史内容，使中国印刷史成为真正的全中华民族的印刷史。

（6）除印章的捺印、刻石的拓印之外，学者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秦汉时期的织物（型版）印花，对以纸为承印物的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起了重要的作用。

上述带有根本性的、与印刷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密切相关的几个学术问题达成、或基本达成共识，同近10年来随着中国印刷博物馆的筹建所出现的众多印刷史著作的出版，以及连续数次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使中国印刷史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就是印刷史研究的现状。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在这个研究现状基础上,以现有——包括新发掘的——文献、文物和研究成果为依据，通过多学科、多领域印刷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勾画出“中国印刷术起源、发明、发展与传播”的脉络和轨迹，使中国印刷史研究和著述跨上一个新台阶，更加贴近历史的真实。

4．拟定课题规划，尽快启动研究

有组织、有计划、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印刷史，首先要拟定一个系统、周密而又切实可行的课题规划。尤其是受到各界高度重视——譬如一些领导、专家提出的要按“夏商周断代工程”那样的规模和深度研究中国印刷史——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事实上，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等相关单位的领导对此都非常重视。记得我首次接受委托起草“中国印刷术起源与发展研究课题规划”（草案），还是在两年以前。这个规划草案，尽管经过包括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院、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北京大学、国家图书馆、新闻出版总署等单位所属众多领导和学者的研讨和修订，但迄今仍感有些零乱，不够系统。笔者参照专家学者们的意见，反复思忖，认为设下列8个大课题（大课题下另设若干子课题）进行研究,似乎更加系统、可行。提出来,供大家参考,以求抛砖引玉之效。

（1）中国印刷术起源、发明、发展与传播原始资料汇编；

（2）中国印刷术起源、发明、发展与传播研究文集；

（3）中国印刷术起源、发明、发展与传播史略；

（4）中国印刷术起源、发明、发展与传播图录；

（5）中国雕版印刷工艺技术史；

（6）中国活字印刷工艺技术史；

（7）中国少数民族印刷史；

（8）中国印刷术向外传播史。

上列8大课题，合则成为中国印刷史研究的总体，是为“总体规划”，旨在勾画中国印刷术起源、发明、发展与传播的脉络和轨迹；分则各具特点，各有侧重，各从不同角度服务于总体规划之主旨。其中：

之（1）——旨在仔细查阅二十五史及有关的古籍图书，找出与印刷术起源、发明、发展与传播有关的文字数据（不论其是否存在不同意见），汇编成书，作为学术界研究印刷史的基础和依据；

之（2）——旨在将8大课题下属的若干子课题的研究成果汇编成册，供总课题研究参考；

之（3）、之（4）——系以其它6大课题研究成果为基础，用极其简要的文字和图像，具体勾画、表述中国印刷术起源、发明、发展与传播的脉络和轨迹。其中，之（3）以文字为主，附以必要的图片；之（4）则以图为主，以文串接。共同特点是简明扼要、便于阅读和记忆，并译成英文，以利在国际社会上广为宣传。

之（5）——详细、具体地描述雕版印刷（包括蜡版、套版和饾版印刷）工艺技术的演变过程，并制作可以演示的模型在中国印刷博物馆予以展示。

之（6）——详细、具体地描述活字印刷（包括金属、非金属等各不同材质制作的活字）工艺技术的演变过程，并制作可以演示的模型，在中国印刷博物馆予以展示。

之（7）——少数民族印刷，是迄今印刷史研究、著述中的薄弱环节，需予以重视、补充和充实，使中国印刷史真正成为全中华民族的印刷史。

之（8）——旨在系统研究中国印刷术向外（包括东西各方）传播的背景、时间、方式、途径，勾画出中国印刷术直接或间接传往世界各地的脉络和轨迹。

此外，在私下或公开场合，有不少领导、学者和有识之士提出过《中华印刷通史》和《中国印刷近代史》的修订问题。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沈海祥、中华商务印刷联合（广东）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林桂，在《中华印刷通史》出版座谈会上，当众作出了为这两部填补历史空白著作的修订提供经费支持和免费精印精装的承诺，反映出各界对修订这两部重要著作的关注和支持。笔者一向认为，对一部重要著作的修订，只有在资料齐全和有把握修订好的条件下才能进行。上列8大课题的研究将为《中华印刷通史》和《中国印刷近代史》的修订创造条件。笔者认为，作为中国印刷史研究会学术研究的下一个目标，把上列课题研究成功之日，作为《中华印刷通史》和《中国印刷近代史》修订工作启动之时，是适宜的。

需要表明的是，笔者撰写此文，除抛砖引玉之外，寄希望于引起印刷术故乡的广大读者对中国印刷史研究会成立后的印刷史研究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参与，期望继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建过程中引发的印刷史研究热潮之后，能激发起有更多同仁关注和参与并进一步研究中国印刷史的浪花。

（原载《中国印刷》200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