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概率学界最后一位集大成者——钟开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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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次看到这样的华人科学家,很有趣,也很奇怪,是什么动力让一个搞科研的家伙学术上如此出色,生活如此幸福。也许这样的人有很多,但他们都还没over,所以我还无法看到别人对他们一生的评价。历史周而复始,生于战火纷乱,死于良辰美景是一个不错的故事,而我们这个时代的同龄人,生于并不平静和平年代,是否会死在一个资源消耗殆尽的乱世,如果活的足够长,还真得很难说~
http://www.math.org.cn/index.php/action-viewnews-itemid-27
据斯坦福大学官方网站消息,世界知名概率学家、华裔数学家、斯坦福大学数学系前系主任钟开莱先生,于6月2日在菲律宾辞世,享年92岁。一代数学天才,世所公认的概率学界学术教父、最后一位集大成者,斯坦福大学数学系前系主任、荣休教授,华人数学家钟开莱先生,于6月2日辞世,享年92岁。
斯坦福大学官方网站讣告:
Kai-Lai Chung, one of the leading probabilists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a Professor Emeritus of Mathematics at Stanford, passed away on June 2, 2009, at the age of 92.
钟开莱(Kai Lai Chung)1917年生于上海,浙江杭州人。1936年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之后留校任数学系助教。钟开莱师从华罗庚,也是中国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的许宝騄的学生。1944年考取第六届庚子赔款公费留美奖学金。1945年底赴美国留学,1947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上世纪五十年代任教于美国纽约州塞纳克斯大学(Syracuse),六十年代以后任斯坦福大学数学系教授、系主任、荣休教授。钟开莱先生著有十余部专著,为世界公认的二十世纪后半叶“概率学界学术教父”。
钟先生基本没什么人熟悉,就象薛定谔这个名字被很多人误认为是中国人一样,钟开莱往往被误认为西方人,或者是华裔。其实不然,钟先生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杭州人士,师从华罗庚,也是中国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许宝騄的学生,
钟开莱给人的印象那是牛逼哄哄的。甫列华氏门墙,一天华老爷子啰里八嗦讲了一大堆东西,钟开莱不服气回家折腾了十页的纲领性文字,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扔给华罗庚,意思是你拿去看吧。华老爷子很不爽,说你不就是个毛头孩子吗,跟我玩这套,华罗庚也折腾了一晚上,硬是把这10页压缩成3页,回敬给钟开莱。当时是西南联大吧,学习氛围可见一斑。
钟开莱到美国留学以后,师从John Tukey和Harald Cramér。据说John Tukey曾经用红笔把钟开莱论文中的语法错误一一标注出来。钟开莱就跑到图书馆把John Tukey的全部著作都找出来,用红笔将其中的所有语法错误也一一标注。
沈从文一天与钟开莱会面,钟开莱指正说:你在《从文自传》中写杀人,让犯人掷爻决定生死,说犯人活下来的机会占三分之二(阳爻、顺爻:开释;阴爻:杀头。),那不对,应该是四分之三(阳爻一,顺爻二:一阴一阳与一阳一阴;阴爻一)。
钟开莱原本就读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物理系,当时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是吴有训先生。
吴有训开设光学课,钟开莱听了几次课以后觉得他讲授的内容书上全都有,自己看书自学就可以,就开始逃课。
可当时理学院听课的学生只有寥寥十来人,走了一个很现形,吴有训很快发觉钟开莱逃课的事实,大发雷霆。钟开莱担心今后的日子混不下去,所以转到了数学系。
以下文字转载自 DMS.THU 讨论区
这个暑假在普林斯顿为Erhan Cinlar教授做研究。他是世界一流的概率学家,尤其在马尔可夫链和泊松过程这两个专题上建树颇多。他在普林斯顿联合创建了世界上唯一的运筹和金融工程系,得以使普林斯顿大学在这一领域的教育和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他曾是我概率课的教授,因为这个关系得以央求他收我做暑假研究。当初面试我时,他在最后问了一句,“对了,你有没有听说过Kai Lai Chung?”他就在一张白纸上写下这几个英语字母。我说,没听说过。他愣了一愣,“奇怪了,他告诉我他在中国还是挺有名的啊。”
到了6月2日我们正式开始做课题,第一天见面,Cinlar教授问我的第一句话,“你真没听说过Kai Lai Chung?”我又摇了摇头。他说,“唉,Chung昨天过世了。我和他认识四十多年了。”Cinlar教授并没有显得特别悲伤,只是沉默了几秒,就开始布置课题的相关任务。
接连两次提到这个人名,我对这个Kai Lai Chung产生了好奇,去google搜索了一下。只怪两个拼音系统产生的混淆,这Kai Lai Chung就是国际著名的概率学家钟开莱先生。今天又见Cinlar教授的时候,我便说,的确知道钟开莱这个人,我和他都是上海人嘛。他一下子来了兴趣,指了指桌上的两大格文件夹,“喏,这都是我四十几年和钟开莱的通信。” 他随便翻阅了几封,都是手写的白纸黑字,有的是聊家常,有的是讨论共同的朋友,有的是研究学术问题。早年的信件,钟开莱教授的英文手写潦草而优美,用细密的圆珠笔和钢笔书写。后来的信件上的字体,渐渐地粗了,大了,用记号笔书写,一笔一画像小孩子在练字,甚至有两行写到后面交叉在一起,模糊不可认。Cinlar说,那是因为钟开莱晚年受眼疾困扰,最后两年几近失明。 他指了指一封信,他说,“你看这里,开莱不写of me,一定要写of moi,还有,还有这里,不写my,一定要写mon。他平时说话的时候也是这样,一副法国人派头。”他顿了顿,说,“真是个人物啊!”就从这说开去,Cinlar教授讲了许多关于钟开莱的逸闻。
关于钟开莱的生平、学生时代和华罗庚、吴有训等学术巨擎抬杠,这些在百度百科里都有记载。我这里就记录一下Cinlar教授亲身经历的或者听钟开莱亲口所说的一些往事。
1945年,钟开莱获得庚子赔款公费留美奖学金到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到普林斯顿第一天,他就说,“今天是我到美利坚的第一天,我一定要到镇上最好的餐馆大吃一顿!”就这样,他从火车站拖着行李一路走到普林斯顿最好的法式餐馆Lahiere’s. 他那么多大包小包,风尘仆仆蓬头垢面,好说歹说才被男侍放进餐馆。到了餐馆,也是天有神助,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电视信息闭塞的年代,他竟然一眼就认出了其中一个食客就是Harald Cramér。Harald Cramér当时是概率和统计学界的世界第一人,是斯德哥尔摩大学派到普林斯顿的访问学者,也才来普林斯顿没几天。钟开莱就跑到Cramér面前,一本正经地介绍自己,共同吃了一顿饭,饭毕之后Cramér就成了钟开莱的博士生导师。Cramér只在普林斯顿呆了两年,两年之后,钟开莱拿到了博士学位,而Cramér则回到斯德哥尔摩大学当了校长。
钟开莱成名之后和Cinlar参加了许多国际学术会议。有一次在德国柏林的会议,中间休息一次,学者们喝咖啡联络感情。会议的主席是一个新近崭露头角的年轻人,走到钟开莱面前想和他套近乎。那年轻人还没开头,钟开莱就劈头盖脸的骂开了,“主席啊,刚才发言的那个俄罗斯人,讲两句话就要表扬自己,一表扬自己就要大家祝酒,发言一小时祝了十一次酒。我们不能说他,你就不能提醒提醒他吗,真是不开窍。”年轻人彻底懵了。钟开莱不再说话,低头吃蛋糕喝咖啡。过了一会,看到年轻人还没走,突然说,“算了算了,姑且念在蛋糕的份上。啧啧,这德国人真是会做蛋糕啊。”
钟开莱和Cinlar共同创办了一系列讨论概率论难题的讲习班,定期在不同的大学举行讲习班,还编辑了许多学术刊物。有一期讲习班在钟开莱任教的斯坦福大学,时间定在一个周二的下午。Cinlar就和钟开莱说,“周二下午斯坦福还有一个统计学大会,很多统计学家肯定两个会议都想来。你不如换个时间吧。”钟开莱击掌笑着说,“我就是特意安排在这个时间的!这样所有的统计学家就来不了我的讲习班啦。我最讨厌统计学家了。”
刚入清华大学时,钟开莱是物理系学生。因为吊儿郎当逃课得罪了吴有训教授,只能转到数学系。到数学系又觉得华罗庚太罗嗦,到普林斯顿之后专攻数学中研究最少的概率论。概率和统计不分家,要做概率上的学问一定要有扎实的统计功底,而钟开莱偏偏又公然宣布自己“最讨厌统计学家。”他把自己能生展拳脚的范围缩得很小,就是在这样一个鲜有人探索的领域,他打出了一片天地,成了美国概率论界第一人。近年来,概率论因为在金融经济领域的应用,迅速成为学术热门。而今在美国研究概率的教授和学子,要么是钟开莱的学生,要么是学生的学生。他的概率论著作被专业学术论文引用次数最多,据美国数学学会评价,“Chung‘s writing is literate, elegant, wise, humane. He takes the reader into his confidence, explaining ideas, motivation, and circumstances.”如果钟开莱一生研究物理,研究基础数学,也许也要成为美国物理和基础数学的第一人,而他只是因为“讨厌那些人”而轻易放弃了。
在Cinlar回忆的往事中,不时蹦出一些我从来没听说过的人名。每每我现出疑惑的神
情,教授就解释说,“喏,这是当时最聪明的拓扑学家。”“喏,这是当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长。”这样的次数多了,他突然笑嘻嘻地说,“诞琦,你一定奇怪我怎么认识那么多名人?实话告诉你,我的朋友全是学术名人。至于开莱啊,他结交的名人就更多了,不但有学术上的,还有政治上和商业上的。他的妻子是菲律宾一个很显赫家族的千金小姐,他的儿子现在在华尔街的一家公司做CEO。至于公司的名字嘛,嘿嘿,我以后再告诉你吧。”
然后,Cinlar教授望着书架上的几册书,我知道了,在他的视线中,已经不再有我,也不再有那些书,满满地全是属于老人的回忆。Cinlar说,“我第一次遇到开莱,我就知道我们要成为终身的好朋友。真是个人物啊!你知道什么叫人物吗?就是,我有许多话要说,又不敢说,他全部替我说出来了。”
Cinlar教授的概率论课是我在普林斯顿上过的最难、最幽默,也是收获最大的课程。他总是穿着一身黑色小礼服,白色衬衫黑色领结,在黑板上用优美的花体字写板书。一开始,习惯了Powerpoint板书的同学都怨声载道,抱怨看不懂花体字。不久,大家就被这矮小的土耳其老人的幽默所打动了,他的演讲与教科书无关,听了演讲再去看书,多花心思想想,常有豁然开朗之感。
暑假课题开始后,每两天就去见Cinlar一次,每次,不但是布置新任务,还会告诉我好多有关的趣事。他说,“有一个很傻的广告里,一个女人担心地说,她今天抽了五枝烟,这样下去要得癌了。诞琦,一天抽五支香烟要抽80年才刚刚有风险可能得癌啊!我年轻时,那才叫抽烟,一天抽三包,现在不也是好好的?”还有一次,他告诉我为什么蘑菇收藏家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爱好。他说,收藏蘑菇到一定境界 ,必定要自己到森林里采集中意的蘑菇,这世界上菌菇品种那么多,长得差不多,弄得不好就要出人命了。他又说,有一次,他看一本叫作《菌菇收藏》的书,书里面写到一种蘑菇,有剧毒,书的作者偏要以身试法,去尝了尝,尝完之后写道“大家都说这种蘑菇有剧毒。我发现我吃了这种蘑菇之后的反应和吃了其他蘑菇的反应别无二致,我只是全身发了两天红疹。”Cinlar教授说到这里,兴高采烈地拍着桌子,“诞琦啊,就是这么一个对所有菌菇都过敏的人,竟然写了一本《菌菇收藏》!这样的人竟然也有!”
Cinlar教授说,钟开莱也是这样一个对什么都过分好奇的人,也是一个常常摆出法国绅士风度西装笔挺的学者。前些日子,我听了陶哲轩的演讲,觉得陶哲轩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今天我听了Cinlar讲关于钟开莱的逸闻,觉得像钟开莱那样对什么都过分好奇的人是另一种类型的天才。他永远不会厌倦自己的学识,厌倦这个世界,听到见到什么,都啧啧地说, “啊,啊,太有趣了!”他又是一个颇有些唐吉珂德式的骑士幻想的绅士。然而,绅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互相交换手写书信四十余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许多普林斯顿的教授不再穿正装去演讲堂,我所知道天天穿西装上班的教授只有三个,概率学家Cinlar,数学家Robert Gunning,和前外交部官员Thomas Christenson教授。万物都会死,不但生物会死,礼仪和习俗也会死。那么,那个彬彬有礼的时代已经死了。对此,Cinlar教授说,“大家都会死的嘛。死不就是一个随机分布吗?”
2009年5月31日,在钟开莱教授的妻子在菲律宾的故乡罗哈斯市(Roxas)的别墅里,钟开莱进入了梦乡。2009年6月1日,钟开莱教授没有醒来。他死在一片芳香的椰子树与海风的梦境里,终年92岁。对此,Cinlar教授评论道,“你知道世界上最幸运的事是什么吗?就是在睡梦里死去。我这个老朋友,真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这或许真的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一生,出生在战火纷乱的年代,死于一片良辰美景,在中国历史上学术最自由的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受教育,一辈子无论学什么都是师从这个领域的巨人。在自己研究的领域,他是美国第一人,桃李天下,被称为“概率学界教父”。他家庭幸福富有,子孙事业有为。
然而,倘若钟开莱当真无愧于是“概率学界教父”,是现今所有概率学家的恩师,那么,钟教授在中国的名声,应该和陈省身齐名。事实上,在中国,钟开莱的名声远不如陈。究其原因,他常年在海外定居、与菲律宾豪门联姻,固然影响了他在中国的知名度。然而,如陶哲轩之类在澳大利亚出生的华裔,成名后都能在中国妇孺皆知,可见钟开莱的不知名,有更深层的原因。这原因,借用Cinlar教授的话,“你知道什么叫人物吗?就是,我有许多话要说,又不敢说,他全部替我说出来了。”陈省身和钟开莱的区别,就是敢不敢把话全部说出来的区别,或者,更浅显一点,就是郭靖和黄老邪的区别。一个是中规中矩面面俱到的,一个是“我黄药师是何等样人。”钟开莱那一句“我最讨厌统计学家了”,就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少了多少人在他的故乡为他说话。
不过,钟开莱,这个有着晋人傲骨的、愤世嫉俗的绅士,是不会对此介意的,他连华罗庚都敢得罪,怎么还会在乎死后的名声呢?而我在这里所做的,只是怕那似水流年的时光会把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绿-坝-成一个中规中矩的面面俱到的影子。让我在这里,为一个离经叛道者,立一块丰碑。
表情确实是牛逼烘烘的,但看不出长的帅^_^
http://www.math.org.cn/index.php/action-viewnews-itemid-27
据斯坦福大学官方网站消息,世界知名概率学家、华裔数学家、斯坦福大学数学系前系主任钟开莱先生,于6月2日在菲律宾辞世,享年92岁。一代数学天才,世所公认的概率学界学术教父、最后一位集大成者,斯坦福大学数学系前系主任、荣休教授,华人数学家钟开莱先生,于6月2日辞世,享年92岁。
斯坦福大学官方网站讣告:
Kai-Lai Chung, one of the leading probabilists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a Professor Emeritus of Mathematics at Stanford, passed away on June 2, 2009, at the age of 92.
钟开莱(Kai Lai Chung)1917年生于上海,浙江杭州人。1936年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之后留校任数学系助教。钟开莱师从华罗庚,也是中国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的许宝騄的学生。1944年考取第六届庚子赔款公费留美奖学金。1945年底赴美国留学,1947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上世纪五十年代任教于美国纽约州塞纳克斯大学(Syracuse),六十年代以后任斯坦福大学数学系教授、系主任、荣休教授。钟开莱先生著有十余部专著,为世界公认的二十世纪后半叶“概率学界学术教父”。
钟先生基本没什么人熟悉,就象薛定谔这个名字被很多人误认为是中国人一样,钟开莱往往被误认为西方人,或者是华裔。其实不然,钟先生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杭州人士,师从华罗庚,也是中国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许宝騄的学生,
钟开莱给人的印象那是牛逼哄哄的。甫列华氏门墙,一天华老爷子啰里八嗦讲了一大堆东西,钟开莱不服气回家折腾了十页的纲领性文字,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扔给华罗庚,意思是你拿去看吧。华老爷子很不爽,说你不就是个毛头孩子吗,跟我玩这套,华罗庚也折腾了一晚上,硬是把这10页压缩成3页,回敬给钟开莱。当时是西南联大吧,学习氛围可见一斑。
钟开莱到美国留学以后,师从John Tukey和Harald Cramér。据说John Tukey曾经用红笔把钟开莱论文中的语法错误一一标注出来。钟开莱就跑到图书馆把John Tukey的全部著作都找出来,用红笔将其中的所有语法错误也一一标注。
沈从文一天与钟开莱会面,钟开莱指正说:你在《从文自传》中写杀人,让犯人掷爻决定生死,说犯人活下来的机会占三分之二(阳爻、顺爻:开释;阴爻:杀头。),那不对,应该是四分之三(阳爻一,顺爻二:一阴一阳与一阳一阴;阴爻一)。
钟开莱原本就读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物理系,当时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是吴有训先生。
吴有训开设光学课,钟开莱听了几次课以后觉得他讲授的内容书上全都有,自己看书自学就可以,就开始逃课。
可当时理学院听课的学生只有寥寥十来人,走了一个很现形,吴有训很快发觉钟开莱逃课的事实,大发雷霆。钟开莱担心今后的日子混不下去,所以转到了数学系。
以下文字转载自 DMS.THU 讨论区
这个暑假在普林斯顿为Erhan Cinlar教授做研究。他是世界一流的概率学家,尤其在马尔可夫链和泊松过程这两个专题上建树颇多。他在普林斯顿联合创建了世界上唯一的运筹和金融工程系,得以使普林斯顿大学在这一领域的教育和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他曾是我概率课的教授,因为这个关系得以央求他收我做暑假研究。当初面试我时,他在最后问了一句,“对了,你有没有听说过Kai Lai Chung?”他就在一张白纸上写下这几个英语字母。我说,没听说过。他愣了一愣,“奇怪了,他告诉我他在中国还是挺有名的啊。”
到了6月2日我们正式开始做课题,第一天见面,Cinlar教授问我的第一句话,“你真没听说过Kai Lai Chung?”我又摇了摇头。他说,“唉,Chung昨天过世了。我和他认识四十多年了。”Cinlar教授并没有显得特别悲伤,只是沉默了几秒,就开始布置课题的相关任务。
接连两次提到这个人名,我对这个Kai Lai Chung产生了好奇,去google搜索了一下。只怪两个拼音系统产生的混淆,这Kai Lai Chung就是国际著名的概率学家钟开莱先生。今天又见Cinlar教授的时候,我便说,的确知道钟开莱这个人,我和他都是上海人嘛。他一下子来了兴趣,指了指桌上的两大格文件夹,“喏,这都是我四十几年和钟开莱的通信。” 他随便翻阅了几封,都是手写的白纸黑字,有的是聊家常,有的是讨论共同的朋友,有的是研究学术问题。早年的信件,钟开莱教授的英文手写潦草而优美,用细密的圆珠笔和钢笔书写。后来的信件上的字体,渐渐地粗了,大了,用记号笔书写,一笔一画像小孩子在练字,甚至有两行写到后面交叉在一起,模糊不可认。Cinlar说,那是因为钟开莱晚年受眼疾困扰,最后两年几近失明。 他指了指一封信,他说,“你看这里,开莱不写of me,一定要写of moi,还有,还有这里,不写my,一定要写mon。他平时说话的时候也是这样,一副法国人派头。”他顿了顿,说,“真是个人物啊!”就从这说开去,Cinlar教授讲了许多关于钟开莱的逸闻。
关于钟开莱的生平、学生时代和华罗庚、吴有训等学术巨擎抬杠,这些在百度百科里都有记载。我这里就记录一下Cinlar教授亲身经历的或者听钟开莱亲口所说的一些往事。
1945年,钟开莱获得庚子赔款公费留美奖学金到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到普林斯顿第一天,他就说,“今天是我到美利坚的第一天,我一定要到镇上最好的餐馆大吃一顿!”就这样,他从火车站拖着行李一路走到普林斯顿最好的法式餐馆Lahiere’s. 他那么多大包小包,风尘仆仆蓬头垢面,好说歹说才被男侍放进餐馆。到了餐馆,也是天有神助,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电视信息闭塞的年代,他竟然一眼就认出了其中一个食客就是Harald Cramér。Harald Cramér当时是概率和统计学界的世界第一人,是斯德哥尔摩大学派到普林斯顿的访问学者,也才来普林斯顿没几天。钟开莱就跑到Cramér面前,一本正经地介绍自己,共同吃了一顿饭,饭毕之后Cramér就成了钟开莱的博士生导师。Cramér只在普林斯顿呆了两年,两年之后,钟开莱拿到了博士学位,而Cramér则回到斯德哥尔摩大学当了校长。
钟开莱成名之后和Cinlar参加了许多国际学术会议。有一次在德国柏林的会议,中间休息一次,学者们喝咖啡联络感情。会议的主席是一个新近崭露头角的年轻人,走到钟开莱面前想和他套近乎。那年轻人还没开头,钟开莱就劈头盖脸的骂开了,“主席啊,刚才发言的那个俄罗斯人,讲两句话就要表扬自己,一表扬自己就要大家祝酒,发言一小时祝了十一次酒。我们不能说他,你就不能提醒提醒他吗,真是不开窍。”年轻人彻底懵了。钟开莱不再说话,低头吃蛋糕喝咖啡。过了一会,看到年轻人还没走,突然说,“算了算了,姑且念在蛋糕的份上。啧啧,这德国人真是会做蛋糕啊。”
钟开莱和Cinlar共同创办了一系列讨论概率论难题的讲习班,定期在不同的大学举行讲习班,还编辑了许多学术刊物。有一期讲习班在钟开莱任教的斯坦福大学,时间定在一个周二的下午。Cinlar就和钟开莱说,“周二下午斯坦福还有一个统计学大会,很多统计学家肯定两个会议都想来。你不如换个时间吧。”钟开莱击掌笑着说,“我就是特意安排在这个时间的!这样所有的统计学家就来不了我的讲习班啦。我最讨厌统计学家了。”
刚入清华大学时,钟开莱是物理系学生。因为吊儿郎当逃课得罪了吴有训教授,只能转到数学系。到数学系又觉得华罗庚太罗嗦,到普林斯顿之后专攻数学中研究最少的概率论。概率和统计不分家,要做概率上的学问一定要有扎实的统计功底,而钟开莱偏偏又公然宣布自己“最讨厌统计学家。”他把自己能生展拳脚的范围缩得很小,就是在这样一个鲜有人探索的领域,他打出了一片天地,成了美国概率论界第一人。近年来,概率论因为在金融经济领域的应用,迅速成为学术热门。而今在美国研究概率的教授和学子,要么是钟开莱的学生,要么是学生的学生。他的概率论著作被专业学术论文引用次数最多,据美国数学学会评价,“Chung‘s writing is literate, elegant, wise, humane. He takes the reader into his confidence, explaining ideas, motivation, and circumstances.”如果钟开莱一生研究物理,研究基础数学,也许也要成为美国物理和基础数学的第一人,而他只是因为“讨厌那些人”而轻易放弃了。
在Cinlar回忆的往事中,不时蹦出一些我从来没听说过的人名。每每我现出疑惑的神
情,教授就解释说,“喏,这是当时最聪明的拓扑学家。”“喏,这是当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长。”这样的次数多了,他突然笑嘻嘻地说,“诞琦,你一定奇怪我怎么认识那么多名人?实话告诉你,我的朋友全是学术名人。至于开莱啊,他结交的名人就更多了,不但有学术上的,还有政治上和商业上的。他的妻子是菲律宾一个很显赫家族的千金小姐,他的儿子现在在华尔街的一家公司做CEO。至于公司的名字嘛,嘿嘿,我以后再告诉你吧。”
然后,Cinlar教授望着书架上的几册书,我知道了,在他的视线中,已经不再有我,也不再有那些书,满满地全是属于老人的回忆。Cinlar说,“我第一次遇到开莱,我就知道我们要成为终身的好朋友。真是个人物啊!你知道什么叫人物吗?就是,我有许多话要说,又不敢说,他全部替我说出来了。”
Cinlar教授的概率论课是我在普林斯顿上过的最难、最幽默,也是收获最大的课程。他总是穿着一身黑色小礼服,白色衬衫黑色领结,在黑板上用优美的花体字写板书。一开始,习惯了Powerpoint板书的同学都怨声载道,抱怨看不懂花体字。不久,大家就被这矮小的土耳其老人的幽默所打动了,他的演讲与教科书无关,听了演讲再去看书,多花心思想想,常有豁然开朗之感。
暑假课题开始后,每两天就去见Cinlar一次,每次,不但是布置新任务,还会告诉我好多有关的趣事。他说,“有一个很傻的广告里,一个女人担心地说,她今天抽了五枝烟,这样下去要得癌了。诞琦,一天抽五支香烟要抽80年才刚刚有风险可能得癌啊!我年轻时,那才叫抽烟,一天抽三包,现在不也是好好的?”还有一次,他告诉我为什么蘑菇收藏家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爱好。他说,收藏蘑菇到一定境界 ,必定要自己到森林里采集中意的蘑菇,这世界上菌菇品种那么多,长得差不多,弄得不好就要出人命了。他又说,有一次,他看一本叫作《菌菇收藏》的书,书里面写到一种蘑菇,有剧毒,书的作者偏要以身试法,去尝了尝,尝完之后写道“大家都说这种蘑菇有剧毒。我发现我吃了这种蘑菇之后的反应和吃了其他蘑菇的反应别无二致,我只是全身发了两天红疹。”Cinlar教授说到这里,兴高采烈地拍着桌子,“诞琦啊,就是这么一个对所有菌菇都过敏的人,竟然写了一本《菌菇收藏》!这样的人竟然也有!”
Cinlar教授说,钟开莱也是这样一个对什么都过分好奇的人,也是一个常常摆出法国绅士风度西装笔挺的学者。前些日子,我听了陶哲轩的演讲,觉得陶哲轩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今天我听了Cinlar讲关于钟开莱的逸闻,觉得像钟开莱那样对什么都过分好奇的人是另一种类型的天才。他永远不会厌倦自己的学识,厌倦这个世界,听到见到什么,都啧啧地说, “啊,啊,太有趣了!”他又是一个颇有些唐吉珂德式的骑士幻想的绅士。然而,绅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互相交换手写书信四十余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许多普林斯顿的教授不再穿正装去演讲堂,我所知道天天穿西装上班的教授只有三个,概率学家Cinlar,数学家Robert Gunning,和前外交部官员Thomas Christenson教授。万物都会死,不但生物会死,礼仪和习俗也会死。那么,那个彬彬有礼的时代已经死了。对此,Cinlar教授说,“大家都会死的嘛。死不就是一个随机分布吗?”
2009年5月31日,在钟开莱教授的妻子在菲律宾的故乡罗哈斯市(Roxas)的别墅里,钟开莱进入了梦乡。2009年6月1日,钟开莱教授没有醒来。他死在一片芳香的椰子树与海风的梦境里,终年92岁。对此,Cinlar教授评论道,“你知道世界上最幸运的事是什么吗?就是在睡梦里死去。我这个老朋友,真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这或许真的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一生,出生在战火纷乱的年代,死于一片良辰美景,在中国历史上学术最自由的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受教育,一辈子无论学什么都是师从这个领域的巨人。在自己研究的领域,他是美国第一人,桃李天下,被称为“概率学界教父”。他家庭幸福富有,子孙事业有为。
然而,倘若钟开莱当真无愧于是“概率学界教父”,是现今所有概率学家的恩师,那么,钟教授在中国的名声,应该和陈省身齐名。事实上,在中国,钟开莱的名声远不如陈。究其原因,他常年在海外定居、与菲律宾豪门联姻,固然影响了他在中国的知名度。然而,如陶哲轩之类在澳大利亚出生的华裔,成名后都能在中国妇孺皆知,可见钟开莱的不知名,有更深层的原因。这原因,借用Cinlar教授的话,“你知道什么叫人物吗?就是,我有许多话要说,又不敢说,他全部替我说出来了。”陈省身和钟开莱的区别,就是敢不敢把话全部说出来的区别,或者,更浅显一点,就是郭靖和黄老邪的区别。一个是中规中矩面面俱到的,一个是“我黄药师是何等样人。”钟开莱那一句“我最讨厌统计学家了”,就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少了多少人在他的故乡为他说话。
不过,钟开莱,这个有着晋人傲骨的、愤世嫉俗的绅士,是不会对此介意的,他连华罗庚都敢得罪,怎么还会在乎死后的名声呢?而我在这里所做的,只是怕那似水流年的时光会把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绿-坝-成一个中规中矩的面面俱到的影子。让我在这里,为一个离经叛道者,立一块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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