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曾国藩的“拙”式领导力

Posted 2022-03-19 Rolei_zl

​个人理解：
不存投机取巧之心，一步一步地去做，实心实意地去做。
理念以及由此产生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刚健而持久的强大的精神动力
任何理念最终都是需要认同理念的人去实现的
大处着眼，小处下手，细处下手。摒弃所有高深神奇的理论，专门就粗浅纤细处下功夫
诚心诚意地对待别人，渐渐地就能使他人为我所用，至诚以待，坦诚的组织文化；放下心机、放下面具、推心置腹地待人
知一句便行一句，能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凭着一股傻劲认真去做，而遭遇困难时也能不闪不躲与其正面交锋？

曾国藩的”拙”式领导力

曾国藩的”拙”式领导力

左宗棠评价曾国藩”才略太欠”，是个”书憨（书呆子）”。梁启超则说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也很有自知之明，他评价自己”生平短于才”“自问仅一愚人”。然而，曾国藩恰恰因此而发展出了一套践行自己理念的”拙诚”功夫。”拙”强调的是不存投机取巧之心，一步一步地去做；”诚”是实心实意地去做。”拙诚”二字，帮助我们揭示曾国藩身上所具有的领导特质与事业成功要素的关键。

理念”志之所向，金石为开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封建王朝的末世。整个统治集团中，官吏渎法贪冒，柔靡浮滑；士子不知廉耻，唯利是求。流波所及，军队之中，将帅贪婪平庸，士卒望敌而走。按曾国藩的说法，这些人都已经丧尽天良了。在曾国藩看来，大清王朝要想度过这场空前的危机，就不能仅仅着眼于眼前的军事问题，而是人心的问题。对于投身干这场大博斗中的社会精英们来说，也就不应当仅仅具备军事素质，更需要具备卫道的精神。只有重建社会的价值体系，才能挽救当前的局面。而重建社会的价值体系，全在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当务之急，则是用以”忠义血性”为核心的理念来激发天良、改变人心，号召那些”抱道君子”，以”舍身卫道”“杀身成仁”的精神，以”打脱牙，和血吞”的刚毅，以”志之所向，金石头开”的信念，投身于挽狂澜于既倒的事业中。
曾国藩所说的”舍身卫道”“忠义血性”，显然是有其鲜明的内涵的。但是，它也提出了一个命题，就是对于领导者而言，理念以及由此产生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所具有的核心地位。湘军之所以能够成头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有主义的军队”(蒋方震语)，能够把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正根源于这种理念所带来的刚健而持久的强大的精神动力。可以说，曾国藩的信念和抱负，他强烈的救世意识，执着地将自己的理念付诸行动所形成的强大的感召力，以及由此所激励起的一大批有着同样理念的”抱道君子”共同投身于他所谓的事业，正是他能够成就功业的关键因素。

用人：尚朴实，耐劳苦
任何理念最终都是需要认同理念的人去实现的。如果在理念上曾国藩高扬的是”舍身卫道”“杀身成仁”，那么在人才的选拔上，他选择的则是能够切实认同这种理念并加以践行的”朴拙之人”。为此，曾国藩自编练湘军始，就非常重视避免使绿营养成虚浮的习气，而是使其养成一种朴实纯正的作风。湘军对军官的选拔，以”朴实廉介”为原则。曾国藩说，考察人才的优劣，应当以看他是否具备朴实、廉正、耿介的品质为主。有这样的品质，又有其他的特长，才是最可贵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品质，即使有其他的特长，也是靠不住的。他认为，”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纯正”。所以他特别强调要”于纯朴中选拔人才”。这里”纯朴之人”“朴拙之人”，就是指具有朴实、踏实，无官气、不虚夸，不以大言惊人、不以巧语媚上，负责实干、吃苦耐劳的作风的人才。他之所以喜欢用朴实之人，一个原因就是这样的人实实在在，没有投机取巧之心，只要把任务布置给他，他就会往死里打。而那些浮滑的将领一旦遇到危险他们神情的慌张，足以动摇军心；他们言辞的圆滑，足以混淆是非。所以，他说湘军从来不喜欢用太能说会道的将领：”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对普通士兵的选择，曾国藩也是以朴实为本。在湘军早期招兵的时候，曾国藩往往会亲自面试。他坐在一张桌子的后面，如果前来应募的人面色白白净净，眼珠滴溜溜地转，一看就是”城市油滑之人”，他马上就连连摇头，表示不行。如果前来应募的人皮肤晒得黑黑的，手脚粗大，脚上恨不得还粘有泥巴，一看就是刚从田里来的乡野农夫，他马上就连连点头，表示可以。用他的话说，他专选那些”朴实而有农民土气者”，而”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
选什么样的人，决定了一个组织会形成什么样的作风。湘军选的都是朴实、拙诚之人，由此也就形成了湘军以朴实为特点的作风。”尚朴实，耐劳苦”，可以说是湘军战斗力的来源。曾国藩的用人，表面看来迂阔笨拙，其实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治事：大处着眼，小处下手
在具体的管理上，曾国藩强调的则是”大处着眼，小处下手”的平实功夫。管理最忌讳的就是全无实际而空谈误事。曾国藩从一开始就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强调”军事是极质之事”，来不得半点虚浮的东西。他说自己厌恶听到那些高谈阔论，只喜欢平实之言、平实之行。什么是实？实就是不说大话，不求虚名，不做虚浮无根的事情，不谈不着边际的道理。总结曾国藩的管理风格，可以说是以”勤、实”二字为核心的。他说，”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勒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带兵一定要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一步步地从小事做起，才能日积月累，见到成效)。”实”的核心，则是带兵要从小处，细处下手。
曾国藩说，近来有了几年的带兵经验，越发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天下之事，当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象山只是说”先立乎其大者”，如果不加上朱熹铢积寸累的功夫，那么下手之处全没有把握。所以我治军，摒弃所有高深神奇的理论，专门就粗浅纤细处下功夫。曾国藩对于下属的要求，往往就是办事要从浅和实的地方下手。张运兰，字凯章，因为做事扎实，而被曾国藩一再提拔。有一次，曾国藩安排张运兰与宋梦兰配合作战，他专门给宋梦兰写信说，凯章这个人办事，都是从浅处、实处下功夫，对士兵的情况体贴入微。阁下您与他合作，希望也要从浅处、实处下手。湘军之中，从粗浅纤细的”小处”下手，典型的例子就是曾国藩亲手拟定的《湘军日夜常课之规》。这是他制定出来的”日日用得着的”、人人易知易行的规章制度。其基本内容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点名、演操、站墙子三项。这三项，也就是所谓的”湘军家法”。这些营规看起来十分粗浅、简单，甚至给人以笨拙的感觉，但却是实实在在、脚踏实地地抓住了治军的关键。

作战：扎硬寨，打死仗
从军事指挥的角度来说，曾国藩并不是有用兵天赋的人。曾国藩自己也承认”行军本非余所长”，他还很清醒地把这一弱点归因于自己的性格：”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 确实，曾国藩用兵，很少有出奇制胜的战例，然而他却有自知之明，承认自己能力的局限，不敢骄，不敢怠，不高估自己的能力，不低估对手的智商，由此发展出了一套”扎硬寨、打死仗”的笨功夫，稳慎徐图，稳扎稳打，反而一步步地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占尽了上风。曾国藩曾经给曾国荃写过这样一副对联：”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妥，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臭，既要精到，又要简捷。”这副对联，充分反映出曾国藩作战指挥的基本风格，就是用兵必须充分准备，不求速成，不打无把握之仗，宁拙勿巧，宁慎勿疏，宁慢勿速，宁稳勿奇。在行军过程中，湘军最重视的则是扎营。曾国藩规定，湘军每到一处安营，”无论风雨寒暑，队伍一到，立刻修挖墙濠”，要求一个时辰完成。完成之前，绝对不许休息，也不许向太平军挑战。首先是挖沟，沟深一丈五尺，越深越好，上宽下窄。挖完沟后开始垒墙，墙高八尺、厚一丈。然后再在最外面的一道壕沟之外，树上五尺的花篱木，埋在土中二尺，作为障碍。墙一道即可，沟需要两道或三道，而花篱则要五层六层。为什么要下如此的笨功夫来修工事？用曾国藩的话说：”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但使能守我营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这就是湘军所谓的”扎硬寨，打死仗”。湘军这种扎营的笨功夫，实际上最早是跟对手太平军学的。但是后来太平军筑垒掘濠，一天比一天潦草，而湘军修垒浚濠，则一天比一天扎实。曾国藩发现这一现象以后非常高兴，认为从这一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双方的力量消长：太平天国大势已去，而湘军的胜利指日可待了。

组织文化：还我真面，复我固有
曾国藩的领导力，并非完全没有权谋的因素。身为一个官员，他也必须跟现实妥协，必须内方外圆，但其待人处事的根本原则，却是以坦诚为本，从而在湘军内部形成了以诚相待、相互信任的组织文化。李鸿章曾经对曾国藩有这样一句评价：”推诚布公，不假权术，故人乐为之用。”曾国藩也说过：”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他认为，诚心诚意地对待别人，渐渐地就能使他人为我所用。即使不能让他们全心全意地为我效力，也必然不会有先亲近而后疏远的弊端。光用智谋和权术去笼络别人，即使是驾驭自己的同乡也是无法长久的。
领导者玩弄权术会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一旦领导对下属使用权术，下属便不知道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也就不敢跟你说实话，于是上上下下就会开始猜忌。而一个组织一旦陷入猜忌之中，这个组织也就要出问题了。曾国藩说：”祸机之发，莫烈于猜忌，此古今之通病。败国、亡家、丧身，皆猜忌之所致。”在曾国藩看来，既然这样，还不如一开始就与下属坦诚相待，一片真心。至诚以待，本身也是领导者修养的需要。
曾国藩说：”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胡林翼对曾国藩的这一点非常佩服，他说：我对于当世的人才，也可以说是恨不得掏出自己的心来给人看，唯恐有做得不周到的地方。但是人家最终还是乐于追随曾公。这是因为他的至诚出于天性，所以具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啊。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曾国藩的领导力，那就是他所说的”惟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打造一种坦诚的组织文化。如果说”至伪”“至巧”是一种小聪明，那么”至诚”“至拙”就是一种大智慧。从”至伪”“至巧”到”至诚”“至拙”，需要组织文化的极大突破，需要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许多组织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一步的，这就是组织无法卓越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突破，一定是从领导者放下心机、放下面具、推心置腹地待人开始的。在曾国藩的身体力行和激励之下，湘军确实形成了一种坦诚相待、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团队文化。这就是所谓的”湘军精神”，也是湘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来源。两位美国学者詹姆斯·库泽斯和巴里·波斯纳曾经在世界范围内做过多次名为”受人尊敬的领导者的品质”的调查，每次都有80%以上的人选择了”真诚”，在所有的调查中”真诚”也都占据第一名的位置，在管理中，坦诚是一种大德，权谋则只能是小技，曾国落能够最终成就”中兴名臣之首”的地位，他打造出的坦诚和信任的湘军文化，是关键的因素之一。

心性：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
曾国藩领导力的基本原则，其实就是传统的儒者理念。儒者的追求，用宋代理学家张载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理念早就在那里了，然而一般的儒生却只是想、只是说，而不敢做、不去做、不能做。曾国藩与一般儒生不一样的是，他坚信”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因而他以”忠诚为天下倡”的信念，以”拙”“诚”的”力行”的功夫，以”知一句便行一句”的精神，把儒家的理念转化为强有力的行动。然而任何一种理念的践行，都不可能是靠单纯的决心即可成功的，在理念的践行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的挫折与障碍，这就需要践行者必须有一种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意志，而曾国藩正是以”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的倔强，以”干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的信念，将自己的追求最终变成了现实。曾国藩的一生，可以说是充满了挫折与逆境，但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以”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的意志力坚持到了最后。人性本就是有弱点的，包括软弱、自私、懒惰、动摇等。正是这些东西阻碍了人们积极进取，阻碍了人们获得最终的成就。曾国藩认为，要战胜人性的弱点，关键是要把毁誉得失放在一边：”于毁誉祸福置之度外，此是根本第一层功夫。此处有定力，到处皆坦途矣。”他相信只要坚持自己的信仰与追求并执着地走下去，最终一定会成功的：”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天下事只在人力作为，到山穷水尽之时自有路走”“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结束语：而困而知，而勉而行
稻盛和夫在解释是什么造就了平凡人的非凡时也说：”是那一股能默默专注在同一件事而不感到厌烦的力量，也就是拼命去过每一个今天的力量，以及一天天去累积的持续力。换句话说，把平凡化为非凡的是‘持续’。”他还说：”要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演一出精彩的戏，得到丰硕的成果，所需的能力不是单靠脑细胞的多寡来定高下。要看的是，能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凭着一股傻劲认真去做，而遭遇困难时也能不闪不躲与其正面交锋？这可以说是成功的不二法门，也是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牢记在心的原理、原则。”
梁启超在评价曾国藩时说：曾国藩并没有超群绝伦的才华。在当时的著名人物中，他被认为是最迟钝愚拙的一位。他的一生，也一直在逆境之中，然而他立德、立功、立言，达到了古人所说的三不朽的境界，他的成就震古烁今，没有一个人能跟他相比，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一生得力的地方，在于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尽百千险阻而不屈服；他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的确，曾国藩的成功，靠的正是所有那些能够成就伟大事业的领导者的基本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