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曾国藩的“拙”式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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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理解:
不存投机取巧之心,一步一步地去做,实心实意地去做。
理念以及由此产生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刚健而持久的强大的精神动力
任何理念最终都是需要认同理念的人去实现的
大处着眼,小处下手,细处下手。摒弃所有高深神奇的理论,专门就粗浅纤细处下功夫
诚心诚意地对待别人,渐渐地就能使他人为我所用,至诚以待,坦诚的组织文化;放下心机、放下面具、推心置腹地待人
知一句便行一句,能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凭着一股傻劲认真去做,而遭遇困难时也能不闪不躲与其正面交锋?

曾国藩的”拙”式领导力

曾国藩的”拙”式领导力

左宗棠评价曾国藩”才略太欠”,是个”书憨(书呆子)”。梁启超则说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也很有自知之明,他评价自己”生平短于才”“自问仅一愚人”。然而,曾国藩恰恰因此而发展出了一套践行自己理念的”拙诚”功夫。”拙”强调的是不存投机取巧之心,一步一步地去做;”诚”是实心实意地去做。”拙诚”二字,帮助我们揭示曾国藩身上所具有的领导特质与事业成功要素的关键。

理念”志之所向,金石为开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封建王朝的末世。整个统治集团中,官吏渎法贪冒,柔靡浮滑;士子不知廉耻,唯利是求。流波所及,军队之中,将帅贪婪平庸,士卒望敌而走。按曾国藩的说法,这些人都已经丧尽天良了。在曾国藩看来,大清王朝要想度过这场空前的危机,就不能仅仅着眼于眼前的军事问题,而是人心的问题。对于投身干这场大博斗中的社会精英们来说,也就不应当仅仅具备军事素质,更需要具备卫道的精神。只有重建社会的价值体系,才能挽救当前的局面。而重建社会的价值体系,全在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当务之急,则是用以”忠义血性”为核心的理念来激发天良、改变人心,号召那些”抱道君子”,以”舍身卫道”“杀身成仁”的精神,以”打脱牙,和血吞”的刚毅,以”志之所向,金石头开”的信念,投身于挽狂澜于既倒的事业中
曾国藩所说的”舍身卫道”“忠义血性”,显然是有其鲜明的内涵的。但是,它也提出了一个命题,就是对于领导者而言,理念以及由此产生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所具有的核心地位。湘军之所以能够成头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有主义的军队”(蒋方震语),能够把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正根源于这种理念所带来的刚健而持久的强大的精神动力。可以说,曾国藩的信念和抱负,他强烈的救世意识,执着地将自己的理念付诸行动所形成的强大的感召力,以及由此所激励起的一大批有着同样理念的”抱道君子”共同投身于他所谓的事业,正是他能够成就功业的关键因素。

用人:尚朴实,耐劳苦
任何理念最终都是需要认同理念的人去实现的。如果在理念上曾国藩高扬的是”舍身卫道”“杀身成仁”,那么在人才的选拔上,他选择的则是能够切实认同这种理念并加以践行的”朴拙之人”。为此,曾国藩自编练湘军始,就非常重视避免使绿营养成虚浮的习气,而是使其养成一种朴实纯正的作风。湘军对军官的选拔,以”朴实廉介”为原则。曾国藩说,考察人才的优劣,应当以看他是否具备朴实、廉正、耿介的品质为主。有这样的品质,又有其他的特长,才是最可贵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品质,即使有其他的特长,也是靠不住的。他认为,”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纯正”。所以他特别强调要”于纯朴中选拔人才”。这里”纯朴之人”“朴拙之人”,就是指具有朴实、踏实,无官气、不虚夸,不以大言惊人、不以巧语媚上,负责实干、吃苦耐劳的作风的人才。他之所以喜欢用朴实之人,一个原因就是这样的人实实在在,没有投机取巧之心,只要把任务布置给他,他就会往死里打。而那些浮滑的将领一旦遇到危险他们神情的慌张,足以动摇军心;他们言辞的圆滑,足以混淆是非。所以,他说湘军从来不喜欢用太能说会道的将领:”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对普通士兵的选择,曾国藩也是以朴实为本。在湘军早期招兵的时候,曾国藩往往会亲自面试。他坐在一张桌子的后面,如果前来应募的人面色白白净净,眼珠滴溜溜地转,一看就是”城市油滑之人”,他马上就连连摇头,表示不行。如果前来应募的人皮肤晒得黑黑的,手脚粗大,脚上恨不得还粘有泥巴,一看就是刚从田里来的乡野农夫,他马上就连连点头,表示可以。用他的话说,他专选那些”朴实而有农民土气者”,而”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
选什么样的人,决定了一个组织会形成什么样的作风。湘军选的都是朴实、拙诚之人,由此也就形成了湘军以朴实为特点的作风。”尚朴实,耐劳苦”,可以说是湘军战斗力的来源。曾国藩的用人,表面看来迂阔笨拙,其实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治事:大处着眼,小处下手
在具体的管理上,曾国藩强调的则是”大处着眼,小处下手”的平实功夫。管理最忌讳的就是全无实际而空谈误事。曾国藩从一开始就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强调”军事是极质之事”,来不得半点虚浮的东西。他说自己厌恶听到那些高谈阔论,只喜欢平实之言、平实之行。什么是实?实就是不说大话,不求虚名,不做虚浮无根的事情,不谈不着边际的道理。总结曾国藩的管理风格,可以说是以”勤、实”二字为核心的。他说,”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勒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带兵一定要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一步步地从小事做起,才能日积月累,见到成效)。”实”的核心,则是带兵要从小处,细处下手。
曾国藩说,近来有了几年的带兵经验,越发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天下之事,当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象山只是说”先立乎其大者”,如果不加上朱熹铢积寸累的功夫,那么下手之处全没有把握。所以我治军,摒弃所有高深神奇的理论,专门就粗浅纤细处下功夫。曾国藩对于下属的要求,往往就是办事要从浅和实的地方下手。张运兰,字凯章,因为做事扎实,而被曾国藩一再提拔。有一次,曾国藩安排张运兰与宋梦兰配合作战,他专门给宋梦兰写信说,凯章这个人办事,都是从浅处、实处下功夫,对士兵的情况体贴入微。阁下您与他合作,希望也要从浅处、实处下手。湘军之中,从粗浅纤细的”小处”下手,典型的例子就是曾国藩亲手拟定的《湘军日夜常课之规》。这是他制定出来的”日日用得着的”、人人易知易行的规章制度。其基本内容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点名、演操、站墙子三项。这三项,也就是所谓的”湘军家法”。这些营规看起来十分粗浅、简单,甚至给人以笨拙的感觉,但却是实实在在、脚踏实地地抓住了治军的关键。

作战:扎硬寨,打死仗
从军事指挥的角度来说,曾国藩并不是有用兵天赋的人。曾国藩自己也承认”行军本非余所长”,他还很清醒地把这一弱点归因于自己的性格:”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 确实,曾国藩用兵,很少有出奇制胜的战例,然而他却有自知之明,承认自己能力的局限,不敢骄,不敢怠,不高估自己的能力,不低估对手的智商,由此发展出了一套”扎硬寨、打死仗”的笨功夫,稳慎徐图,稳扎稳打,反而一步步地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占尽了上风。曾国藩曾经给曾国荃写过这样一副对联:”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妥,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臭,既要精到,又要简捷。”这副对联,充分反映出曾国藩作战指挥的基本风格,就是用兵必须充分准备,不求速成,不打无把握之仗,宁拙勿巧,宁慎勿疏,宁慢勿速,宁稳勿奇。在行军过程中,湘军最重视的则是扎营。曾国藩规定,湘军每到一处安营,”无论风雨寒暑,队伍一到,立刻修挖墙濠”,要求一个时辰完成。完成之前,绝对不许休息,也不许向太平军挑战。首先是挖沟,沟深一丈五尺,越深越好,上宽下窄。挖完沟后开始垒墙,墙高八尺、厚一丈。然后再在最外面的一道壕沟之外,树上五尺的花篱木,埋在土中二尺,作为障碍。墙一道即可,沟需要两道或三道,而花篱则要五层六层。为什么要下如此的笨功夫来修工事?用曾国藩的话说:”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但使能守我营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这就是湘军所谓的”扎硬寨,打死仗”。湘军这种扎营的笨功夫,实际上最早是跟对手太平军学的。但是后来太平军筑垒掘濠,一天比一天潦草,而湘军修垒浚濠,则一天比一天扎实。曾国藩发现这一现象以后非常高兴,认为从这一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双方的力量消长:太平天国大势已去,而湘军的胜利指日可待了。

组织文化:还我真面,复我固有
曾国藩的领导力,并非完全没有权谋的因素。身为一个官员,他也必须跟现实妥协,必须内方外圆,但其待人处事的根本原则,却是以坦诚为本,从而在湘军内部形成了以诚相待、相互信任的组织文化。李鸿章曾经对曾国藩有这样一句评价:”推诚布公,不假权术,故人乐为之用。”曾国藩也说过:”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他认为,诚心诚意地对待别人,渐渐地就能使他人为我所用。即使不能让他们全心全意地为我效力,也必然不会有先亲近而后疏远的弊端。光用智谋和权术去笼络别人,即使是驾驭自己的同乡也是无法长久的。
领导者玩弄权术会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一旦领导对下属使用权术,下属便不知道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也就不敢跟你说实话,于是上上下下就会开始猜忌。而一个组织一旦陷入猜忌之中,这个组织也就要出问题了。曾国藩说:”祸机之发,莫烈于猜忌,此古今之通病。败国、亡家、丧身,皆猜忌之所致。”在曾国藩看来,既然这样,还不如一开始就与下属坦诚相待,一片真心。至诚以待,本身也是领导者修养的需要。
曾国藩说:”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胡林翼对曾国藩的这一点非常佩服,他说:我对于当世的人才,也可以说是恨不得掏出自己的心来给人看,唯恐有做得不周到的地方。但是人家最终还是乐于追随曾公。这是因为他的至诚出于天性,所以具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啊。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曾国藩的领导力,那就是他所说的”惟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打造一种坦诚的组织文化。如果说”至伪”“至巧”是一种小聪明,那么”至诚”“至拙”就是一种大智慧。从”至伪”“至巧”到”至诚”“至拙”,需要组织文化的极大突破,需要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许多组织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一步的,这就是组织无法卓越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突破,一定是从领导者放下心机、放下面具、推心置腹地待人开始的。在曾国藩的身体力行和激励之下,湘军确实形成了一种坦诚相待、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团队文化。这就是所谓的”湘军精神”,也是湘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来源。两位美国学者詹姆斯·库泽斯和巴里·波斯纳曾经在世界范围内做过多次名为”受人尊敬的领导者的品质”的调查,每次都有80%以上的人选择了”真诚”,在所有的调查中”真诚”也都占据第一名的位置,在管理中,坦诚是一种大德,权谋则只能是小技,曾国落能够最终成就”中兴名臣之首”的地位,他打造出的坦诚和信任的湘军文化,是关键的因素之一。

心性: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
曾国藩领导力的基本原则,其实就是传统的儒者理念。儒者的追求,用宋代理学家张载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理念早就在那里了,然而一般的儒生却只是想、只是说,而不敢做、不去做、不能做。曾国藩与一般儒生不一样的是,他坚信”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因而他以”忠诚为天下倡”的信念,以”拙”“诚”的”力行”的功夫,以”知一句便行一句”的精神,把儒家的理念转化为强有力的行动。然而任何一种理念的践行,都不可能是靠单纯的决心即可成功的,在理念的践行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的挫折与障碍,这就需要践行者必须有一种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意志,而曾国藩正是以”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的倔强,以”干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的信念,将自己的追求最终变成了现实。曾国藩的一生,可以说是充满了挫折与逆境,但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以”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的意志力坚持到了最后。人性本就是有弱点的,包括软弱、自私、懒惰、动摇等。正是这些东西阻碍了人们积极进取,阻碍了人们获得最终的成就。曾国藩认为,要战胜人性的弱点,关键是要把毁誉得失放在一边:”于毁誉祸福置之度外,此是根本第一层功夫。此处有定力,到处皆坦途矣。”他相信只要坚持自己的信仰与追求并执着地走下去,最终一定会成功的:”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天下事只在人力作为,到山穷水尽之时自有路走”“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结束语:而困而知,而勉而行
稻盛和夫在解释是什么造就了平凡人的非凡时也说:”是那一股能默默专注在同一件事而不感到厌烦的力量,也就是拼命去过每一个今天的力量,以及一天天去累积的持续力。换句话说,把平凡化为非凡的是‘持续’。”他还说:”要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演一出精彩的戏,得到丰硕的成果,所需的能力不是单靠脑细胞的多寡来定高下。要看的是,能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凭着一股傻劲认真去做,而遭遇困难时也能不闪不躲与其正面交锋?这可以说是成功的不二法门,也是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牢记在心的原理、原则。”
梁启超在评价曾国藩时说:曾国藩并没有超群绝伦的才华。在当时的著名人物中,他被认为是最迟钝愚拙的一位。他的一生,也一直在逆境之中,然而他立德、立功、立言,达到了古人所说的三不朽的境界,他的成就震古烁今,没有一个人能跟他相比,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一生得力的地方,在于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尽百千险阻而不屈服;他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的确,曾国藩的成功,靠的正是所有那些能够成就伟大事业的领导者的基本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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