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名著》的读后感作文2600字

Posted 2021-02-13 dushublog

《中国史学名著》的读后感作文2600字：
本书的作者是钱穆先生，钱穆先生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严耕望语）。他们是近代史上最为杰出的史学家，也是我最为敬佩的大家。在中学时，我曾经拜读过他的作品《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人生十论》，感觉很是佩服，在大学，每天都要经过老校长陈垣的雕塑，于是对于他们的作品很感兴趣，恰好听了一节历史学院的课，老师一位专攻口述史方面的老先生，老先生年逾九十，是吕思勉先生的弟子，（看过他的《隋唐五代史》，超级佩服）在课上多次回忆先生在世时对他的帮助指导，情到深处，掩面而泣。使我对他们的学术和人格颇为尊重与好奇。我又恰好在书店见到了他们的作品，所以就买来读了。
此书是钱穆先生67年定居台湾省后，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69-71年）在中国文化学院为历史研究所博士班学生开设“中国史学名著”一棵的书稿和讲义（也有部分文章写于五十年代末）。因为是讲义，所以本书不像学术论文起承转合，架构严谨，而是旁征博引，涉及颇多，并且书中多次出现“今天我们来讲“、“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等很能彰显课堂意象的语句，也正因此多了些趣味性，或者说更有了些“人间烟火”之气。打个比方，以往学术专著般好似一位留着胡髭扎着小辫的老先生端坐在学堂正中背靠“至圣先师”孔子像传经授道，而此书给我的第一感觉倒是像一位久经世事见多识广云游四方老来归乡的叔伯，随意地躺在吱呀作响的太师椅上，耳提面命和后辈小子肆意谈聊自己的人生经历，甚是亲切。并且这种趣味性并不是“通俗性”的等价，其在作者广博的学术背景和宽广的学术视野下，更显出大家气象。

北京出版社曾经于世纪之初出版了一套读物，名为《大家小书》，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时时我中学时语文课查找资料，在老爹的书柜里翻出的一本张中行先生的《文言津逮》，第一眼见我就爱上了她：小32开印刷，纸张略黄，给人感觉典雅而大方，颇像一位腰肢纤细娉婷婀娜的南方姑娘。至今我还可以原句背诵扉页对于书名的解释：“津逮”的本意是由渡口坐船到达，目的地，后来用来比喻为学的门径。所以“文言津逮”也就是文言入门。我校三级教授启功先生为书名题词，女子师专时期历史学院的老先生吕叔湘先生为其作序：过了半个多月，中行同志来取回稿子，问我怎么样。我说：“这是一本异常有用的书，你就放心拿去出版吧。”他说：“你还没给取名字呢。”我说：“这本书的目的是要把读者引进文言世界，何不就叫做《文言世界漫游记》？如果你嫌这个名字太时髦，喜欢古雅点儿，那就不妨叫做《文言津逮》。”他说：“好！就《文言津逮》。”于是他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是为序。颇有些文人相惜，彼此珍重的感觉。让我甚是羡慕。　
大家小书的每本书都有主编袁行霈先生的一段也可以称得上是“大家小树“的序言：“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
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孙子兵法读后感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这句话也影响了我的读书观，使我至今仍保留这这种购买和阅读习惯。
此书和别的史学著作从体例上没多大差别，有一些结构史和比较史的印记，但因为是为学生讲课，也有许多作品内容、作者生平之类的介绍，但很少是对历史人物的揣度，完全抛去了心态史的缺点。不同的是作者对每一部作品，无论臧否，都有自己独特的视点和见解，且言之成理。这些视点和见解建立在钱穆先生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上，虽然读来有些不同于客观史，未必同意他的每一种观点，但其知识的博大精深和眼光的锐利却每每让人佩服之至。
虽然本书名为《中国史学名著》，其实钱穆先生的这本书远远超出了单纯史学的范围，更多则是从中国古代学术史的角度来讲史书，将历史的范围由随意轻松的言语扩大到整个的中国文化。从一个类似于贯穿通史（时间轴）的结构框架出发，在每个不同的时代选出不同的可以代表时代风貌的作品，加以分析时代特点和文学作品的特点。在不同的历史转折点也选择了重要作品加以分析。在科学思想史的研究层面，就像柯林伍德所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思想的结晶汇聚成文字书籍，因此，在历史时代的发展潮流中对文学作品加以研究，是一种极好的方法。此外,我隐约有感觉，此书和柯文的《历史三调》在章法上颇有相似之处，都从多角度分析，以一种不同于乾嘉考究学的全新的范式撰写，很是见功力。
除了一个精妙绝伦的框架之外，本书有许多至今仍值得学习，使人振聋发聩的言语：
今日我们的学术界，遂成了‘一哄之市’。我们真要讲学问，需能避开此一哄之市。关着门，独自寻求，别有会心，才能成一家之言，有创造。纵不说是科学方法，也是做学问一正法。耐得寂寞，才可做一人物。太爱热闹是不成的。其实做学问也不觉寂寞，如从周公、孔子，直看到司马迁，乃至章学诚，尚有古人，转益多师，更何寂寞之有。
清代人做学问，也不能说他们没有下工夫，但他们究竟只看重在材料之学，给我们很多方便，今天我们即讲材料之学，和清人相比，已差得太远。……但我们今天做学问，究该比清代人更进一步才是，该从材料搜集之上更深进到见解眼光方面。只是所谓见解与眼光，仍该读书，从材料中来，不能架空发论，又不应该只用心小处，该能有大题目，在大处用心。我此讲首先提到由博返约，博便要多读书，多读书后，能从大处归纳会通，这就是约了。
做学问人，大家该知道的我们总该知道。学术上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大家都知，我独不知，孤陋寡闻，总对自己研究有妨害。……我们把前人已有定论的来潜心研求，自可长自己见识，训练自己功夫。……学问实是无穷，已成定论的大问题之内，仍可有小问题。……
嘉言醒句还有很多无法一一列举，甚是遗憾。在我看来，此书不仅有助于对于文学作品和历史文化的学习，更加重要的的是在字里行间斟酌探究前辈前贤的那种治学严谨，为人宽厚，进德修业那股子韧劲儿，这是当下的我们所缺少的，也是亟需的。希望最后能像钱穆先生在结尾中所说的那样：于心性治平两面,都知用心，庶可于将来史学前途开展出光明。任重道远,我此一年所讲，一面是为诸位指出道路,一面是为诸位打气添油。虽是粗枝大叶,但我自信，将来中国史学重光，与我此一年所讲，决不至大相河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