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羁縻州”

Posted 2021-01-16 ysx4221

何谓“羁縻州”

张树彬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一种被称作“羁縻州”的行政制度。宁夏在历史上是设置“羁縻州”的主要地区，所以在研究宁夏地方史时，经常会遇到关于“羁縻州”的问题。什么是“羁縻州”？历史学家们早已作出了解释，是指古代朝廷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所置之州﹐因其俗以为治﹐有别于一般州县，相当于现在的少数民族自治区。这样的解释是没有错的。但如此解释，只说出其然，没说出其所以然。对于一种民族制度为何用“羁縻”二字冠名？这是读历史的人常常要问的一个问题，也是似乎从未有人作过解释的一个问题。为何没有人对“羁縻”二字作出明确的解释？笔者揣测，这个词在古代太浅显了，用不着进行解释，所以古籍中对此无任何注释。到后由于历史的发展和语言环境发生了变化，这一本来浅显的词语却变成了一个陌生的词语，无人能理解其原意。

2015年9月，吴忠市召开了一次邀请全国知名的有关历史学专家学者参加的“灵州会盟暨民族友好历史传统研讨会”，笔者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进行分组讨论时，笔者专题阐述了“羁縻州”制度为何称“羁縻”。那次发言引起与会专家学者极大的兴趣和反响，并建议笔者著文公开发表。这里遵嘱将发言的内容加工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首先声明一点，笔者敢于对专家学者无人能作出解释的问题予以回答，并非自己有何高明之处，而是应了一首古谚语诗：“近水识鱼性，近林知鸟音。欲知山中事，须问砍柴人。”文化的传承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靠文字流传，一种是靠民间世代口口相传传，有些东西没有用文字流传，但却在民间流传至今。专家学者往往掌握的是书本知识，对民间的有些流传不一定了解，所以既使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大专家大学者，遇到史书无载而自身又未曾接触过的东西，也无可奈何。“高手在民间”，例是村夫野老有时却能说出连大师级专家学者也回答不了的问题，这样的事例古来有之。比如唐张籍《送李骑曹灵州归觐》诗中的“席箕侵路暗，野马见人惊”句中有“席箕”一词，唐王维《使至塞上》诗中的“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句中有“征蓬”一词，各指的是某种植物。但具体指哪样的植物？这是任何诗词注释的书籍中（除经笔者注释过的书籍外）都不可能注释得清楚的两个词语，而笔者却能作出回答；又比如比专家学者在电视上炒得神乎其神的“公牛下蛋”的事件，被历史学家定名为“青铜冰鉴”的出土国宝级文物的称谓等问题，笔者敢于撰文否定。这并非笔者有什么高明之处，而因笔者是来自民间的“近水”之人，“近林”之人，知山中事的“砍柴”之人。能对“羁縻”一语作出解释，也正是出于这样一个道理，好不为奇。

 “羁”，在《辞源》的的解释为：“1 马笼头。2 捆缚。3牵制。4拘束。5发髻。6寄居”（见商务印书馆出版《辞源（修订本）》（1988年7月第一版1—4合订本1352页）。在“羁縻”一语中，这六种信义除“ 5发髻 ”之外，其它五条都应该的涉及到；“縻”，在《辞源》的的解释为：“1牛鼻绳。2束缚……”（见商务印书馆出版《辞源（修订本）》（1988年7月第一版1—4合订本1335页）。

我们能够看出，上面两字的多条注释都是从首条引伸出来的。而这两字的首条释义，都指的是束缚牲畜绳索，意思相近。将这两个字（“词”）放在一起形成双单节词“羁縻”，这在修辞学中叫作“互文”的造词方法，也就是同一词中的两字的含义是互见的。这就是说，“羁縻”就是指用来束缚、牵制牲畜的绳索，是名词性的词语。若将名词动用，就是用笼头、鼻绳之类的绳索来束缚、拘束、牵制牲畜。

那么，“羁縻”一词又是选样和少数民族制度联系到了一起呢？这又要了解一种放牧形式。牲畜自古是人类的朋友，而牲畜的饲养又离不开放牧。“牧”字左边是“牛”，右边是“手”（“又”）里拿着一根树枝，那意思是说人拿着鞭子驱赶着牲畜到草地上去吃草，这就叫“牧”。放牧又分两种形式，一种是“群牧”，就是由一个牧人驱赶一群牲畜到草地上去吃草，牧人负责拦挡、约束牲畜，不让其乱跑，以免走失或到庄稼地里糟践庄稼。另一种是“单牧”，就是当只有单个的牲畜时，如果用一个牧人去放牧，是劳动力的极大浪费，尤其是劳动力缺乏的情况之下。于是人们就用一根很长的绳索，一头拴在马头（或牛鼻）上，一头固定在一块草地的一个点上。这样，牲畜就会在草地上以以绳长为半径，以绳索的“固定点”为园心，在这样一个的“园”的区域内自行去吃草。这时的牲畜既是自由的，即想吃草就吃草，想歇着就歇着。想走着吃就边走边吃，相站着吃站在一个地方吃完身边的草后，再挪个窝继续吃；想奔跑撒欢就在草地上跑来跑去，想休息养神就卧在草地上闪目养神……总之，牲畜是“自治”（“自由”）的，不受人的约束的。然而，牲畜又是受到约束的，因其只能在以绳长为半径的“园”只活动，若要走出这个“园”，就会被绳索牵住。民间把这样“单牧”牲畜的方式，称作“羁縻牲畜”，又简称作“縻牲畜”。如果你去请教大学教授“什么是縻牲畜”，肯定回答不上来，而到民间去访问村夫野老，几乎人人都能回答出来。

“羁縻州”制度，就是比喻用“縻牲畜”的方式来管理归降或被征服的少数民族。具体地说，就是为其划定一个区域（相当于草地上的那个“园”），朝廷委派官吏作为长官（相当于羁縻牲畜的那根“绳子”）。在这样的原则之下，少数民族可以按照本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本民族的风俗习惯，自由的生活、生存。因其是按照自己本民族的方式生活、生存，可以说给了少数民族“自治”的自由，但这个“自治”又不能突破划定的区域范围，又要受到朝廷一定的约束。所以，用“羁縻”来为这种制度命名，是一种极其形象的比喻。所以，了解了单牧“羁縻”牲畜的形式，也就能知道为什么要叫作“羁縻州”了。“羁縻”实在是一个太形象了的比喻。

说到这里，“羁縻”是怎样一种制度应该是很清楚了。但这时可能有人会提出质疑，“这样用管理牲畜的词语来比喻对少数民族的管理，是否对少数民族带有歧视甚至是侮蔑、侮辱的性质（笔者在那次会上发言后当即就有专家学者如此质疑，笔者当场作了回答）？这里要作出的回答是恰恰相反。

在当今，如果把人比喻作牲畜，那是一种侮蔑、辱骂。但是在古代如果把人比喻作牲畜，那是尊崇、荣耀。因为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时代，农耕民族要借助畜力耕种才能生存，游牧民族要借助畜力坐骑才能战胜恶劣斩自然环境，所以无论是汉族还是游牧少数民族，都把牲畜当作神一样的看等待。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在汉族的庙宇里供奉有“牛王爷”、“马王爷”，把牛、马是称作“爷”的。“爷”是什么？是祖父，又称“王父”，是说在家庭中祖父就是“王”。在旧制度之下一个家庭里“爷”是最高统帅，是全家人最崇拜、最尊敬的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把牛、马称“爷”，足见其在社会上的地位已达到“爷”，而且被供奉在寺庙中作为神灵。这还有什么“歧视”、“侮蔑”、“侮辱”可言？对于少数民族的崇拜我们了解不多，但也能知道有些少数民族是把牲畜作为“图腾”，其地位至高至崇足见一斑。所以能把把用于牲畜使用的词语，用在国家少数民族制度上面来，在历史上绝对不是一个贬意的词语，反倒是一个极具褒意的词语。使用这样的词语，对于相应的少数民族来说，自然会“不以为耻反民为荣”的。直到今天， “龙马精神”、“老黄牛精神”之类的成语和赞喻仍在使用，不正好说明用牲畜来喻人，绝不会存在贬损的含义。

这时可能又有人会问：上面说的是“马”、是“牛”，可“牲畜”一词中还包含有“驴”，驴的名声就没有马和牛那样好听了。“羁縻”是对于牲畜的词，当然应该把驴也包括进去，如此以来还是一个不敬的词语。如果这样认为，那就又错了。

首先是“羁縻”的词源就是讲的马、牛，所以讲清马、牛和“羁縻”的关系就够了。退一步讲，就算是把驴也包括的“羁縻”的对象之内，同样不影响古代人们对牲畜的尊崇。岂不知在古代，驴比牛、马更受人们尊崇。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就不用展开再说驴的话题，笔者曾发有过一篇《话驴》的文章，可附于文后，可作为本文的一条注释，有兴趣者可以一读。

如上是笔者对“羁縻”一语的诠释。因此文观点完全来自民间，所以文章没有上处引经据典进行的地方，完全是用土得掉渣的语言来进行阐述的，请勿以“土”来见笑。

 

2018年10月于思齐斋

作者联系电话：[phone]

 

附：《话驴》

杂文）

 话  驴

张树彬

 

庚寅之年，曾在和朋友赵前君闲聊时，赵先生有了一番关于“驴”的宏论。赵先生是武人（军人出身）而不是文人，但在虎年论及虎与驴的比较时，大为驴抱不平，言之凿凿，且妙语联珠，哲理深邃，耐人寻味，真不失高谈。听后令笔者颇为佩服，深有同感。受其启发，欣然命笔写了一篇《虎年话驴》的杂文小作。可能是虎年谈虎顺情合理，而“虎年话驴”则不合时宜咋听咋别扭的原因吧，文稿发出后则不曾被采用。倒是文友周永祥先生提示笔者，可将《黄河大合唱》歌词中“风在吼，马在叫”句原作为“风在吼，驴在叫”的掌故等内容加入，使文章更丰满一些。于是，偷闲暇之日将原稿重新增补修改，可“虎年话驴”已时过境迁，就直言《话驴》罢了。

驴不过是个形象猥琐且老实痴钝的牲畜，在人类传统的审美心理上属于被厌恶被否定的对象，所以很难登文学大雅之堂。和虎比起来，更似乎是不可同日而语。就说关于虎的成语吧，信手拈来比比皆是，略举大概，其中褒义的有如猛虎插翅、如虎添翼、虎头虎脑、虎背熊腰、虎啸风生、虎头燕颔、鹰扬虎视、将门虎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等；贬义的有如放虎归山、骑虎难下、养虎遗患、虎头蛇尾、狐假虎威、虎视眈眈、为虎作伥、畏敌如虎、与虎谋皮、纵虎归山、如狼似虎、官虎吏狼、狼贪虎视、虎穴狼巢；中性的有如狼吞虎咽、二虎相斗、虎口拔牙、虎斗龙争、苛政猛于虎、前怕狼后怕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再和马比起来，同样是人类役使的牲畜，而关于马的成语同样很多，褒义的有如马到成功、马革裹尸、马首是瞻、龙马精神等；中性的有如马马虎虎、马仰人翻、马前卒、马后炮等。而驴则似乎不足挂齿，不屑一谈，要找个有关驴的成语难之又难，搜索枯肠，只找到“黔驴技穷”这样一个贬性之词，剩下的就是常听说 “蠢驴”、“犟驴”、“苯驴”、“瞎驴”、“倔驴”之类的贬义词了。

由于驴属于被人们厌恶和否定的对象，与马似乎不能比高下。就说马粪和驴粪吧，其无论形状还是表里都是毫无二致，若在野地里遇见此物，几乎无法区别是驴的粪便还是马的粪便。但人们在比喻中看不中用的人或物时，只说“驴粪蛋子表面光”，没有人说“马粪蛋子表面光”的。可见只有沾个“驴”字，方能更显出其贬义。再说虎的体型不一定比驴大，年龄也不一定比驴大，但总被人称“老”，叫“老虎”，就连刚生下来的虎仔也要说成“小老虎”；驴的体型不一定比虎小，年龄也不一定比虎小，但总被人称“小”，叫“小毛驴”，垂垂老矣行将死矣之驴，还是被人叫做“小毛驴”。

在人们的眼里，驴的地位如此低下，那就把驴和虎作一比较吧。虎的叫声低沉阴森，令人恐怖生畏，却被赞美曰“虎啸风生”，还把虎的叫声和人类崇拜的图騰龙并列，说是“虎啸龙吟”；驴的叫声高吭嘹亮，空谷传响，却被列入“四大难听”之一，在形容声音难听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时说，“比驴叫还难听”。更有甚者，把驴的叫声和人们最烦人的犬叫并列，说是“驴鸣狗吠”。

虎暴戾成性，无人敢惹，望而生畏，却称尊为“虎威”；驴温顺乖巧，任人骑任人打，逆来顺受，稍有点执拗发犟即被斥为“驴脾气”。

虎不劳而食，既不拉碾子拉磨，又不拉犂拉车，别说让人骑，连碰一下都不行，“老虎屁股摸不得”。训虎，得顺着，“好言相劝”，拿鲜肉美食哄着。虎一旦被训兽员调教的敢摸敢骑了，即成为“明星”，船载车运各地表演，门票价格飙升，人们争相观瞻，叹为观止。虎不劳动却要吃的好，戕害生灵，非肉不食，非血不饮，吃人不眨眼，只当作小菜一碟。

驴终生劳作为人服务，拉碾子拉磨，驾车送粪，驮柴驮水，套犁耕田，驮人上路，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都能骑，任劳任怨。训驴，总是逼着，恶语咒骂，用皮鞭棍棒抽着。驴被驯化得一身技能，却从来难登大雅之堂。有人曾将驴船载运到贵州却无人观赏，“至则无可用”，只好置之野外。驴无聊难耐时狂叫一声，却被说成“黔驴技穷”。驴从不伤人，连一只蚂蚁也不去有意踩死，将劳动收获都奉献给人类，它自己却只吃一些被人废弃的草芥麸糠之类的“边角料”，吃斋饮素，一辈子也不曾有过一次浑饭浑菜。

虎一味自私，杀食别的动物凶残无比，连人家的“孩子”也不放过，却从不吃自家的“孩子”，名曰“虎毒不食子”；驴大公无私，到谁家的地里吃谁家的庄稼，不管是主人家的还是别人家的。“驴最公道，逮住谁家吃谁家。” 这算是人们对驴有了一次“认可”的评价：

虎何功何德？却被人敬为神灵，入诗入画，悬挂在墙上供奉着。连给孩子起名愿带个“虎”字，有叫“大虎”的，有叫“小虎”的，有叫“张虎”的，有叫“王虎”的；驴劳苦功高，却从不为人敬，更难入诗入画。倒是有个叫黄胄的大画家因画驴出了名，可他画的驴只能是收藏品，没人往家中堂屋的墙上挂。也没有人给孩子起名会带个“驴”字，没有叫“大驴”的，没有叫“小驴“的”，也没有叫“李驴”的，没有叫“赵驴”的。倒是戏曲《窦娥冤》中有个人物叫“张驴儿”的，那是戏剧作家作为反面角色来丑化的，历史上不可能有这样的我名。

驴非但为人类勤劳一生，垂老不堪役使之际，还要被人们宰杀而食之为美味佳肴，故自古有“天上的龙肉，地下的驴肉”之说。就连驴皮也被熬制阿胶，是大补的中药。迄今农机发达，交通便捷，驴在农村的役用功能已消失，但驴肉作为餐桌上的一道美食的功能未减，大城市的驴肉馆商家还打出“要长寿，吃驴肉，要健康，喝驴汤”的广告招牌。尽管驴对人类做到了十分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名声却怎么也好不起来。

对驴偏见不公允的认识，只是现代的中国人，在美国则不是这样。美国民主党人认为驴子其实是既聪明又有勇气的动物，于是把驴作为党徽，可见驴在其心目中地位之崇高。

其实，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驴的地位也是很被认可的。有不少人不但喜欢听驴的叫声，还喜欢学驴叫，驴是文学殿堂和诗画中常用的素材，并且有不少珍爱驴的掌故。

早在魏晋时代，有王粲（字仲宣）、孙楚（字子荆）、王济（字武子）三位诗人名士，其中王粲的文学成就最高，诗名居“建安七子”之首，后人将其与曹植相比，合称“曹王”。这个王粲就爱驴且非常喜欢听驴。王粲死了，魏文帝亲自带人去吊丧，在灵前对同去的人们说：王粲喜欢听驴叫，我们就每人学一声驴叫来表示哀悼吧。于是每人就学了一声驴叫。南朝宋人刘义庆《世说新语》“伤逝”篇中专门记载了这件事：“王仲宣好驴鸣。既丧，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帝王尚且亲自学驴叫，可见驴的名声在那时是很高的。还是在《世说新语》中记载，孙楚恃自已有才华，很少有让他有佩服的人，唯独雅敬王济。王济死了，人们都去吊唁，“名士无不至者”。孙楚去得较迟，来到王济的尸前哭得十分伤心，让在场有宾客都大为感动，“宾客莫不垂泪”。哭罢，孙子荆对着王武子的灵床说：先生时常喜欢听我学驴叫，今天我再为先生学一次驴叫。孙楚学的驴叫维妙肖，就像真的驴叫一般（“体似真声”），众宾客都听得开怀大笑，算是告慰了王武子的英魂。

皇帝公卿，亲朋友好友临丧之时，犹仿驴鸣以悼之，足见“好驴鸣”，“作驴鸣”在那时非王仲宣一人，而是大有人在，成为“魏晋风度”。这说明驴的名声在古代还是很受人推崇的。

封建社会极盛的唐代是中国文学盛世，尤以诗歌为最。而驴在唐代依然受到诗人青睐，入诗入画，别有雅情。唐代诗人贾岛“敲驴吟雪月”，“骑驴冲大尹”而演成“推敲”的典故，这是尽人皆知的。在当时，爱驴，骑驴，在驴背上吟诗，不独贾岛，而是大有人在。这可能是因驴温顺乖巧，骑之游山玩水，徐徐而行， 或行走于山间小路，或徜徉于林荫湖畔，毛驴都能不惊不乍，悠哉悠哉，利于诗人一边赏景一边吟诗。要不人们都说“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没人说“骑马看唱本走着瞧”。

唐代骑驴作诗的创作典故很多，最典型都莫过于贾岛、李贺、孟郊三人。先看贾岛的诗：《寄令狐綯相公》中有“驴俊胜羸马，东川路无赊”、《谢令狐相公赐衣九事》中有“长江飞鸟外，主薄跨驴归”、《送友人之南陵》中有“少年跃马同心使，免得诗中道跨驴”。贾岛“未胜骑驴入画屏”的诗句，直到清末还是著名画家任颐（伯年）《骑驴敲诗图》的题材。再看李贺“锦囊呕诗”的故事。李商隐在《李长吉（李贺字）小传》载：“每旦日出与诸公游……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风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孟郊是中唐时期与贾岛同发“苦吟”闻名的诗人，后人有“郊寒岛瘦”之称。同贾岛一样，孟郊作诗也与驴结下不解之缘。据晚唐诗人陆龟蒙《书李贺小传》载：孟郊曾作溧阳县尉，县南十余里处为溧阳古城遗址，“幽邃岑寂，气候古澹可嘉”，“东野（孟郊别名）得之忘归，或比日，或间日，乘驴领小吏经蓦投金渚一往。至，则阴大栎，隐岩蓧，坐于积水之旁，苦吟到日西还，尔后衮衮去。曹务多弛废。”由上可见贾、李、孟三位诗人骑驴吟诗痴迷到何种程度，如孟郊因热衷骑驴作诗把公务都弛废了（“曹务多弛废”）。

与贾、李、孟一样，诗圣杜甫和诗仙李白同样有许多与驴有关的作诗掌故，篇幅关系恕不一一介绍。这些不胜枚举的事例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驴在古代不是被人们厌恶否定的对象，反而是诗人名士心爱的“坐骑”，亲近的“伴侣”，作为诗人画家一个重要的创作题材。就连八大仙人之一的张国老也酷爱骑驴。

驴更能打动人心的应该还是它的叫声，那是无人可比的“男高音”。“驴一鸣，虎大骇”（柳宗元语）”，可见驴的叫声连山中之王也能震憾，何况人乎？只可惜随着驴的名声江河日下，在古代能倍加动人的驴叫，在现代却无法让人认可。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黄河大合唱》是著名音乐家冼星海作曲、张光年（即光未然）作词的一首精典歌曲。“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的歌词，张光年原本不是写成“马在叫”，而是写作“驴在叫”的。张光年当初为何把驴当作歌颂对象呢？原来他采用现实主义笔法，写的是实情实景。他当年（1938年11月）带领抗敌演出队向吕梁山抗日根据地转移，途经黄河壶口，耳闻目睹“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唐·李白诗）、“秋风卷起千层浪，晚日迎来万丈红”（明·陈维藩诗）的壮观景象，不禁浮想联翩，文思泉涌，史诗《黄河吟》（后改编为《黄河大合唱》）便油然而生。在张光年当时的耳闻目睹中，除了狂风的怒吼和黄河的咆哮，还有驴的嘶叫。原来由于战火纷飞，当地的马都入伍打仗去作了“战马”，支前的队伍中只有驴驮着弹药和粮食在山道上奔波。驴的嘶叫与狂风的怒吼和黄河的咆哮混合一起，组成惊天动地的“交响曲”，张光年因此写下“风在吼，驴在叫，黄河在咆哮……”。后来是著名诗人贺敬之看了张光年写的初稿之后，认为“驴的形象稍逊雅观”，建议将“驴在叫”改为“马在叫”。正是贺敬之的偏见，这才有了今天“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的传唱。这一改把歌曲的气势是改好了，可把驴为抗日战争前线和后方立下“汗驴功劳”的好名声改没了，不能不说是驴的悲哀，不公平啊！
     若说将驴入画，则莫过于黄胄画驴了。我国著名画家中，因画一种动物深入人心的，除了齐白石画虾、徐悲鸿画马之外，就数黄胄的驴了。黄胄一生绘画无数，最绝就是画驴，为此被誉为世界闻名的“画驴大师”。 在黄胄的笔下，一幅幅作品如“少女赶驴图”、“老汉牧驴图”、“双驴图”、“三驴图”、“四驴图”、 “五驴图”、“六驴图”、“七驴图”、“八驴图”、“九驴图”、“群驴图”......把驴的精、气、神画得惟妙惟肖、炉火纯青、出神入化，可见他对驴是何等钟爱有加。黄胄先生为什么把毕生心血用在驴身上，自然有其前因后果。其实他与驴神交已久。早年随师赵望云赴八百里秦川、广袤浩瀚的新疆写生，所见最多的动物就是毛驴，故对毛驴印象最深。参军后，部队驻地老百姓家家户户养毛驴，黄胄帮助民劳动学会了饲养毛驴。文革期间，黄胄被关进“牛棚”，放了三年的驴，长时间与驴接触、与驴为伍、以驴为友、和驴对话，对驴有了深后的印象和情感。黄先生认为，驴是人类忠实的朋友，并直言无讳地说：“驴比人好”。知驴者黄胄也！

朋友赵前对谈话有一个感慨的结论：“虎被人尊被人敬，是因为虎吃人，人人怕它；驴被人欺被人骂，是因为驴不吃人，无人怕它。”深刻！只望有朝一日能打一打老虎的威风，让小毛驴能有个出头之日。

 

                                2011年改写于吴忠思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