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是什么触动了你内心深处的善意与同情？

Posted 2022-01-28 Rolei_zl

个人理解：
辛德勒名单
在对至亲的责任和对犹太受害者更抽象的同情这两者间，亲情纽带分量更重。
面对面的感受更真实，群体会受到某个行为的诱惑。
具体性力量。勾起痛苦记忆的无数对话和回想。

是什么触动了你内心深处的善意与同情？

是什么触动了你内心深处的善意与同情？

这是发生在维希法国时期，法国西部村镇的真实故事。当牧师的妻子请求村民们对犹太受害者施以援手时，被无情拒绝了，村民们指出，在对亲人的责任和对犹太难民的同情面前，亲情的分量更重。而当牧师的妻子带着活生生的犹太人（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或一个筚路蓝缕的家庭）来到那些曾经拒绝救助的村民们面前时，结果这些村民选择了帮助。并且，当一个人如此行动之时，整个群体慢慢就默认帮助犹太难民是应做之事。就这样，村民们救助了5000多位犹太人，这一善举被广为称颂。到底是什么触动了村民们心底的善意和同情心，让他们的行为发生360度的转变？详见下文。

静默的英勇
发生在法国上卢瓦尔省的村镇利尼翁河畔勒尚邦（Le Chambon-sur-Lignon）的英雄事迹在每年反纳粹主义的纪念活动中都会被歌颂，该地在维希法国时期曾经设法收留、供养了5000多位难民并帮助他们逃到更安全的国家，难民中有很多犹太儿童。村民们静默的英勇成就了这不寻常的营救，很多书和电影花了大量笔墨来纪念这种精神。
这里我想强调这些行为的具体性（particularity），虽然这么做会消解基督教抵抗反犹主义的宏大叙事，但也可以拓展我们对人道主义行为的具体性的认识。
勒尚邦的村民是胡格诺派（Huguenot）教徒（胡格诺派是法国的新教教派。法国绝大多数的国民是天主教徒，在从宗教改革到法国大革命的几个世纪间，胡格诺派教徒曾多次被天主教徒迫害和驱逐），他们的两位牧师是社区里最有影响力、最受尊重的声音。
村民们作为胡格诺派教徒拥有自己的集体记忆，它与宗教迫害和逃亡有关，至少始于圣巴托洛缪大屠杀（在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洛缪节的夜晚，巴黎发生了针对胡格诺派教徒的屠杀，超过2000名胡格诺派教徒遇难）。
早在纳粹占领法国之前，胡格诺派教徒就表达了对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的同情，收容了从弗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和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逃离的难民。
他们自己的信仰和经历促使他们同情那些逃离极端主义国家的难民，尤其是作为有经人的犹太民族的惨痛遭遇。不过，他们在维希政府统治期间把这种关切付诸实践，发起相当危险的救助行动，这并不是简单的事。

亲人和犹太难民，孰轻孰重？
为了迎接犹太难民，两位胡格诺牧师尽力布置了隐秘的住所，并且从教区居民那里筹集了必要的食物。随着法国南部的自由区沦陷，两位牧师遭到逮捕并被送往集中营。
在这种危险的环境里，两位牧师的妻子接过了丈夫的工作，继续在社区内为犹太人筹备食宿。她们询问住在村庄或者农场里的邻居是否愿意在难民到来时提供帮助，但得到的回答常常并不乐观。村民的典型回应是表达他们对难民的同情，但同时表示不愿意收留难民，为他们提供食宿。
村民常常指出，自己也有责任保护关系最近的家人，担心如果接纳了犹太人，就有被人告发给当地的盖世太保的危险，然后他们和家人都会遭殃。经权衡，在对至亲的责任和对犹太受害者更抽象的同情这两者间，亲情纽带分量更重。
两位牧师的妻子对组建难民接收网络的工作绝望了。不过，不管村子是否做好了准备，犹太人还是前来寻求帮助了。接下来发生的事十分重要，对于理解社会行为（这个例子中的人道主义行为）的发生方式很有帮助。
牧师的妻子现在面对的是活生生的犹太人，于是她们再度尝试寻求村民的帮助。例如，她们会领着一位犹太老人——他骨瘦如柴，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敲开一位曾经拒绝过她们的农民的家门。她们问：“能否给我们这位朋友一顿饭、一件暖和的衣物，然后为他指一下去往下个村庄的路？”现在，站在这位农民面前的是有血有肉的难民，可能还眼巴巴地望着他，所以他或许会不忍心把难民从门前赶开。或者两位妻子会带着一个逃难的小家庭来到农场门口，问：“您能否给这家人一块毯子和一碗热汤，让他们休息一两天？之后他们就会动身去瑞士了。”
和真实的难民面对面，且难民的命运真切地取决于村民的“帮助”，在这种情形下很少有人会拒绝帮忙，即便此举的危险程度并没有改变。
一旦个体的村民做出了伸出援手的决定，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就会全心帮助逃亡者。换言之，他们从各自不约而同的举动（也是他们实际的行为准则）中得出结论，认定了提供帮助是应做之事。
他们并不是先宣示一条原则再照着做。他们的行动在先，然后再为行动找到一套逻辑。抽象的原则是实践的产物，而不是相反。

最有力量的具体性
弗朗索瓦·罗沙对应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的概念，把上述行为称为“平庸之善”。或者，我们至少可以用同样准确的方式称之为“具体之善”（the particularity of goodness）。
认同和同情的具体性在新闻、诗歌和慈善工作中都是一条实用的准则。
人们不会轻易对大而抽象的事物（“失业者”“饥民”“受难者”“犹太人”）表达认同、敞开心扉或解囊相助。形象的刻画，加上引人入胜的细节和图片，如一个失去工作的女人只能住在自己的汽车里，一个在森林中逃难的家庭只能靠草根和块茎果腹，有了这些你才更可能认真地同情陌生人。全体受害者无法轻易地被具象为一位受害者，但是一位受害者常常可以代表整个受害者群体。
在一场最令我感动的大屠杀受难者纪念展中，上述原理得到了强烈的表达。它是明斯特（Münster，结束三十年战争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这里签订的）市政厅中举行的展览。一条又一条街道，一处又一处地址，一个又一个名字，城市中每个犹太家庭（一共有6000多个）的命运都被呈现出来。
家庭信息的文字旁通常还附有：他们曾经居住的家宅的照片，很多房屋还完好无损，因为明斯特基本上躲过了盟军的轰炸；住址信息，有时写在一张名片或者一份邀请书上；家庭成员的单人照或合照，以及野餐、生日聚会或者全家福照片；最后还有一张卡片写着他们的命运——“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被杀”“经由法国逃往古巴”“流落至摩洛哥，后移民以色列”“逃往波兰罗兹，下落不明”。
还有很多个案是没有照片的，只有等待放置照片的一些虚线框。
抛开别的各种层面的意义不谈，这首先是一场关于明斯特城市公民的市政展览。市民们可以从这条街端详到那条街。这些犹太人曾经是他们、他们父母、他们祖父母的邻居。这些人的房子、他们的脸（照片往往是在欢乐的时刻拍下的）仿佛闪着让人难以忽视的光。
这是最有力量的具体性、个体性，它的大量重复令人难忘——是的，我想说的正是，它们会久久盘桓在你的记忆里（华盛顿特区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用了另一种方式发挥具体性的力量。每位参观者入馆时得到一张卡片，上面有一位犹太人的照片，参观者只有等到接近展览出口时方能得知这位犹太人的个人最终命运）。与集体性地纪念受纳粹之害的犹太人、同性恋者（同性恋者曾在这个街角被集合起来运往集中营）、残障人士和吉卜赛人（也被称为罗姆人（Roma）和辛提人（Sinti））的那些纪念设施相比，这场展览更动人心魄。
通常，设置这种纪念标志的大多不是国家，而是德国公民的小团体，这些团体坚持认为将纳粹主义的地方历史保留在集体记忆中是一件重要的事。
虽然它们总体上不如明斯特展览那么感人，但大多比美国的纪念方式更好。在美国，你就不要指望找到“这里曾经举办过奴隶的拍卖”“让我们铭记伤膝河和血泪之路”“这里是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实验的发生地”之类的纪念标志了。
不过，这场展览最令人震撼的部分或许是资料收集的过程。数百位明斯特市民为此奔走了超过十年：整合记录，核验死讯，寻找幸存者，和有线索的人通了千万封个人信件（以解释他们正在筹备的这场展览，询问对方是否能够完善相关记录并提供照片或者信息）。一些人出于可理解的原因拒绝配合，另外一些人拿出了一些东西，很多人为瞻仰这些资料亲自前来明斯特。
策展的结果足以表明它的成功，但是探寻家庭历史、定位幸存者或他们的子孙、给他们写个人信件，这种如同穿越历史与生死的“星际旅行”，可令人发现一段共同的悲伤记忆，从而释然，乃至得到净化。
筹备这场展览的人大多在犹太人受难的时候还未出生；可以想象，筹备过程中发生的勾起痛苦记忆的无数对话和回想，会在明斯特好几代人的生命中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