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领袖们的形象到底是如何走下神坛的？

Posted 2022-01-17 程序员的店小二

文/卫夕

来源/卫夕指北

对于科技圈的创始人领袖而言，两个重要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第一、在客观上，他们的整体公众形象从正面逐渐变得模糊甚至开始变得负面；

第二、在主观上，他们的行事变得低调，或收起锋芒、沉默寡言，或直接隐退将公司交给职业经理人；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中国科技圈，同样也上演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硅谷。

这不由得让人开始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

是什么改变了科技领袖们的形象？

又是什么让创始人们整齐划一地变得低调乏味？

有人说，这还用问，当然是监管啊！

没错，监管当然是一部分原因，或者说监管只是表层原因，其实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篇文章卫夕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一、

曾几何时，当人们聊起科技领袖的时候，第一时间会想起这样的形象——

有乔布斯不修边幅地侃侃而谈，有年轻的比尔盖茨飙车被罚的经典照片，有扎克伯克那张“Im CEO，Bitch”的名片.......

不仅美国如此，中国更有张朝阳时尚杂志封面赤裸的上升、马云在西湖边和金庸的谈笑风生、陈天桥梦想打造中国版迪士尼的雄性勃勃，以及28岁金山总经理雷军的意气风发，还有在唐岩在纳斯达克上市后竖起的中指....... 

那时的科技领袖是“青春、热血、反叛、激情、梦想”的代名词。

然而，今天，他们与这些词已经渐行渐远。

曾经，他们就是那个时代的摇滚巨星；

今天，他们变成了资本无序扩张的代言人。

曾经看电影《社交媒体》热血沸腾的少年们如今已经在扎克伯克亲手创造的社交媒体上对其口诛笔伐。

时过境迁，今天我们看到的科技领袖的形象已经变成了低调的库克、沉默的纳德拉、滴水不漏的桑达皮猜、西装革履的扎克伯格、谨小慎微的马化腾、不再口无遮拦的马云、清空全部饭否的王兴、悄然隐退的黄峥、被迫低调的刘强东和卸任董事长的张一鸣......

甚至，曾经的“红衣大炮”周鸿祎也刻意收起了他的锋芒。

在今天的叙事语境里，我们已经很难将他们和“青春、热血、反叛、激情、梦想”这些词联系在一起了。

取而代之的变成了”资本“、“内卷”、“困在系统里”、“996”、“大数据杀熟”、“隐私”、“监管”、“垄断”、“围墙花园”、“扼杀创新”、“野蛮生长”、“无序扩张”。

短短二十年，这种巨大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二、

其中的核心原因是——不知从何时开始，曾经的屠龙少年如今已经悄然长出了龙鳞。

20年前，科技行业占GDP的比重还很小，当1994年当世界上第一款浏览器Netscape刚问世的时候，整个地球上只有不到5000万台个人电脑。

但是今天，拥有智能手机的人已经超过40亿——这数字占到了地球成年人口的75％。

今天的互联网已经深度融入了每一个现代人的生活，从城市到乡村，从黎明到黄昏，从摇篮到坟墓，从经济到思想。

我们每天都在和科技巨头的产品水乳交融地打交道。

注意——“水乳交融”这个词并不夸张，“水乳交融”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没有这些科技巨头的产品，我们甚至不能正常地生活。

没错，它们提高了效率，创造了效用；

它们促进了经济，丰富了生活。

从这个意义上他们毫无疑问是伟大的，他们的贡献无论从哪一个维度而言都不应该被抹杀。

然而，一个重要的问题随之而来——当互联网如此深入、如此大规模地融入到大众生活时，一旦公众利益和公司利益产生冲突，他们会如何选择和取舍？

毫无疑问，作为“经济人”的企业主体，科技巨头们很难在这条微妙而纤细的钢丝上保持平衡。

当必须做出取舍时，他们的选择往往会是公司的利益，这背后是资本追求永恒增长的必然要求。

于是，曾经的屠龙少年在历史的进程中悄然长出了龙鳞。

三、

另一个很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稳固的巨头格局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会扼杀创新。

毫无疑问，互联网格局存在非常明显的阶层固化，美国的互联网公司谷歌、亚马逊、Facebook统治行业已经超过10多年了。

没错，它们越来越大，Uber、Airbnb、Booking、Zoom等后来挑战者在规模上和他们根本不在一个量级。

中国相对没那么明显，在移动时代至少出现了字节跳动、拼多多、美团、京东这些新晋挑战者，但腾讯、阿里的生态优势依然在长时间内牢不可破、坚不可摧。

“你的创业公司，要么姓马、要么姓马”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互联网阶层固化的一部分。

固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今天的互联网竞争早已超越了产品和技术层面的竞争，而升级为生态层面的竞争。

一旦成为巨头通过资本和流量去构建生态护城河，优势就变得坚不可摧、很难撼动。

没错，这种企业层面的阶层固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影响了企业家的形象。

他们缺少了戏剧性，他们曾经扮演过挑战者，然后他们成为王者，接着他们一直稳坐铁血王座，他们没有了新故事，没有了变化。

人们喜欢逆袭的故事；

但人们不喜欢强者恒强，那是逆袭的敌人。

四、

乔布斯时代的苹果，在第一代Macintosh上市的1984年发布过一个经典的广告短片——《1984》

短片中一位年轻矫健的女性将大锤砸向了暮气沉沉的老大哥。 

这支著名的广告之所以被人称颂原因就是它生动里阐述了勇于打破旧世界的年轻一代对垂老体系的反叛。

今天，在游戏公司Epic诉讼苹果AppStore分成垄断案开庭的现场，曾经的意气风发要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反抗者苹果如今俨然已经成了广告片中的老大哥。

是滴，当一个公司成为平台的时候，它就具备了收税的能力。

收税本身无可厚非，然而当这种收税的权力完全没有制约和制衡的时候，它的正当性受到广泛质疑就变得理所当然。

天下苦苹果税久矣，而在互联网界，苹果税只是众多平台公司利用自身优势打压生态参与者的一个缩影。

马云曾将互联网比喻成新时代的水电煤。

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水电煤其实都是公共产品。

而公共产品背后意味着公众利益。

五、

1998年，《中国计算机报》著名IT记者刘韧将他采访的中国村IT创业者的故事汇聚成了一本书，名字就叫《知识英雄》

以此为起点，从PC硬件软件时代到后来的网络时代，IT创业者在大众心中长久以来都是英雄的形象，他们的故事被大众津津乐道。 

为什么那时的他们被传颂为英雄？

因为彼时他们不依靠背景、不占据资源、不投机倒把，而是仅仅凭借自己的才华用代码在键盘前构建一个未知的新世界。

这是经典的好莱坞式的故事。

当这种故事在现实中真实上演的时候对大众有着天然而震撼的冲击力。

无独有偶，当《时代》周刊的主编、《乔布斯传》的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在写一本美国早期IT创业者群像的书的时候，书的名字被取名为《创新者》。

是滴，他们曾开创了一个时代，他们将人类带入PC、互联网时代，所以那时候的他们毫无疑问是英雄。 

那时候，代码里还没那么多对人性的算计；

那时候，设计那么多策略的产品经理岗位还没诞生；

那时候，互联网还不能用来做金融创新；

那时候，大数据还不能用来杀熟；

那时候，互联网还只是互联网；

今天，互联网成了生活；

而生活，总是充满着算计。

六、

今天科技公司的影响力和财富在规模上只有19世纪美国的那些大亨才能相比。

那也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在那个时代，诞生了铁路大王范斯比尔特、钢铁大王卡耐基、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汽车大王福特......

没错，他们和他们所在的行业是美国从一个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工业国家并且在GDP上最终超越当时的日不落帝国英国。

那时候铁路就是今天互联网、那时候钢铁就是今天CPU、那时候的石油就是今天数据库、那时候的汽车就是今天的手机。

在亨利福特晚年的某一天，一位年轻人跟垂老的福特争论问题，讨论非常激烈，气盛的年轻人脱口而出：

“先生，时代不同了，如今已经是现代了……”

然而，没等他说完，福特就盛气凌人地打断他说：

“年轻人，现代是我创造的。”

没错，他们的确创造了一个时代，他们构建了现代生活。

那么，他们的命运和形象如何呢？

简单地说，他们在产业界名声并不太好。

他们身上被贴上了“残酷竞争”、“垄断”、“打压同行”、“操控股价”、“店大欺客”的标签（以技术见长的福特似乎是个例外）

他们中就有旗下公司被强制分拆的命运，他们在大众心中的形象也往往并非是英雄而是可望而不可及、高高在上的大亨。

洛克菲勒的传记作者荣·切诺说：

“当时的美国有一半人想用私刑处死洛克菲勒，而另一半人只想向他祈求贷款”。

铁路大亨范德比尔特在决定要停运一条热门的铁路线路时，有记者问他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大众的利益？

他的回答是：“该死的大众！”

当然，必须要说明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晚年通过广泛而规模庞大的慈善行动重新赢得了历史的尊敬。

比如钢铁大王卡耐基，没有给子女留任何遗产，将所有财产全部捐献了出去。

他的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今天依然深深地影响了比尔盖茨等新一代美国富豪。

很显然，我们今天的科技巨富们面临着一百年前同样的问题，然而他们在慈善和回馈社会层面做的还远远不够。

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年的新词“第三次分配”意味深长。

七、

有人说，你说的不对啊，你看美国不还有嚣张叛逆口无遮拦如摇滚巨星般的埃隆马斯克吗？

他可没有像其他任何人一样隐退或者变得低调。

是啊，这是为什么呢？ 

这背后其实有底层逻辑的，马斯克做的事和今天互联网平台做的事绝然不同。

他的商业模式纯粹依靠硬核技术获取利润，而并非像互联网公司一样依靠技术构建平台然后收税，他是在原子世界而非比特世界挑战人类的极限。

某种意义上，他在做彼得蒂尔眼中的从0到1的事，因此他做的事有着天然的正当性。

特斯拉并不涉及“金融杠杆”，SpaceX也没有“困在系统里”，太阳城不会“大数据杀熟”.......

因为这些公司的业务都足够硬核，足够“蓝海”，足够振奋人心。

你可以批评马斯克口无遮拦、夸张营销，但你无法否认他和他的公司所做的事情都是人类之前没有做过的。

事实上，马斯克其实也给今天的科技领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向。

显而易见，我们的时代需要更多的马斯克，但我们的时代不需要更多的扎克伯克；

通过垄断获取资本之后拿这些资本去干什么很重要，我们来看一看当年贝尔公司是如何做的？

贝尔发明电话后创办了贝尔电话公司，贝尔电话公司一度占领了73%美国有线电话的市场。

没错，它获得了超额的垄断利润，它拿着这些利润中的一部分拿出来成立了贝尔实验室。

鼎鼎大名的贝尔实验室创造了许多奇迹，先后诞生了了晶体管、二级发光管、电子计算机、通讯卫星等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获得了超过两万五千项专利，光诺贝尔奖，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就拿了7个。

如何赚钱很重要，赚钱后如何花钱同样重要——

投向跑马圈地还是投向星辰大海？其中的区别很大。

好，问题来了——我们时代的贝尔实验室在哪里？

八、

改善劳资关系也是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命题。

为什么“996ICU”、“困在系统里”会引发如此广泛的讨论？

这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日益紧张的劳资关系，而这种劳资关系的紧张背后是互联网赢者通吃法则下激烈的竞争导致的。

这种紧张关系其实也和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如出一辙。

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改善的空间。

事实上，亨利福特之所以那一代大亨中口碑和形象都相对正面除了他依靠技术层面而非占有资源获得财富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实行的”五美元日薪”的制度。

为什么“五美元日薪”成功地改善了劳资关系并在当时引发了巨大反响呢？

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世纪20年代年。

那时候流水线刚刚兴起，工人的工作强度非常大，枯燥而疲惫，对此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有生动的演绎。

一位当时工人曾声称：“要是再让我接连86天只能拧紧86号螺丝，那我非得变成庞迪埃疯人院的第86号神经病不可。”

在高强度的工作下，美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其实并不高。

当时汽车业的平均工资大概是日薪2.3美元，煤矿业是2.5美元，钢铁业只有1.75美元。

福特通过流水线大规模卖车获得大量利润后决心改变这种现象，1912年1月5日，福特在报纸上宣布了“日薪5美金”的工资政策。

当时所有人都认为福特疯了，包括和他亲密工作的副手，这是就好比——

今天某一家外卖公司突然宣布其外卖小哥的工资从每月7000（假定）瞬间翻倍成每月14000，这对当时工人在心理上的冲击是极其巨大的。

第二天福特工厂外就来了超过1万名求职者，甚至两个月之后，福特每天还能收到超过500封求职信。

之后福特又先后宣布从每天9小时工作制修改成8小时工作制，从每周工作6天修改成每周工作5天。

没错，“日薪5美金”的工资政策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有效地改善了劳资关系，也改善了福特本人及其公司的形象。

而意义更为深远的是——这一政策为起点，美国真正逐渐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普通工人工作几个月就能买得起汽车，过上体面的生活。

这在某种意义上塑造了美国。

九、

提到中产阶级，如今的科技巨头和当年的工业巨头不同，它本身并不会成就大规模的中产阶级。

相反，它恰恰在某种意义上加大了贫富的分化。

谷歌市值1.9万亿美元，员工只有13万人；

Facebook市值9300亿美元，员工只有6万人；

作为对比，沃尔玛市值3800亿美元，员工却高达230万人；

是滴，互联网的特点就是“边际成本接近于0、赢者通吃”，因此它在某种意义上只需要最聪明的头脑就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所以我们才看到当Instagram以12.3亿美元卖给Facebook的时候，公司总共才13个人；

据哈德逊研究所的数据——

美国最富有的 1%家庭持有财富占比超过底部 50%家庭，前10%的富人持有高达全社会84%的财富。

毫无疑问，互联网的技术特性会让社会财富进一步集中，增加贫富差距的程度，而这不利于“橄榄型”社会的形成。

橄榄型社会是指极贫和极富在数量上都比较少，中间的中产阶级则人数较多，即两头小中间大，形似橄榄。

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对于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稳定社会非常重要，它可以有效地缓解社会矛盾，减少对立情绪，同时又能形成有效激励。

然而，互联网科技巨头赢者通吃特征其实无助于橄榄型社会的形成。

相反，它最大的可能是将我们带入“斗笠型”社会，大家感受一下。

十、 

科技大佬的形象日益跌落在某种意义上还源于其通过数据和算法对人性的过渡利用。

我们今天依然可以在抖音上看到拼多多“9.9领iPhone”的广告，它在法律上找不到任何漏洞，但任何一个稍有互联常识的人都知道其中的不堪。

在这件事中，抖音和拼多多其实都可以通过自律做的更体面一些，然而他们没有。

毫无疑问，这类“聪明”且合法的产品策略很难给黄铮和张一鸣的形象加分。

我由衷赞同抖音刷过长时间提醒用户休息的防沉迷机制；

同样，我也由衷认可腾讯等游戏公司对青少年的游戏时间上进行控制。

我曾经不这样认为。

我曾经认为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互联网上的行为只是这些自由意志的体现而已。

我曾经认为媒介是中立的，比如我们骂过电视，但电视并非洪水猛兽。

然而当我多次连续刷了2个小时的抖音而不自知时，当我看到我的侄子沉迷网络而选择退学时，我终于认识到——

在大数据和算法的时代，自由意志其实是一个伪命题。

作为一名产品经理，我曾经推崇过张小龙的产品理念，他主张做产品要对人性中的“贪、嗔、痴”有足够深刻的理解。

如今，我对此持保留意见。

我曾经对经济学里的机制设计这个分支非常感兴趣，不同的设计机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激励，从而产生不同的结果。

今天我由衷希望责任重大的科技领袖们设计出更多激励美好而不是相反的机制。

真诚希望“科技向善”。

十一、

历史终究会给一代人一个盖棺定论。

我希望这一代科技领袖的盖棺定论并不停留在他们今天的形象，他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让自己的形象比现在的他们更阳光一些。

这需要格局、勇气，还有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