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由责任世界观

Posted 2023-03-04 Rolei_zl

个人理解：
自由涌现在负责任的工作中
人性，其实是在从神性到魔性的巨大空间中游移不定。人不可被定性，不同的观念与选择，一切都取决于人的选择。 -- 天堂与地狱只是一念之间
“绝望”的根深层根源“希望”；权力和责任必须互相匹配
尽最大努力让每个个体学会承担责任、善用权力；自由，是一种负责任的选择
它们和他们，能够做出决定。这就是“自由”。它们和他们，必须做出决定。这就是“责任”。
“机械论世界观”的核心解释工具是“因果”，意味着，万物万事都必须也只能活在“必然规律”的统治之下。
脱离了“自由”的“责任”根本无法维持自身，它会被承担者以极大的创造性破坏掉，魔性
两种世界观、两种生活，谁都无法反驳对方，谁都无法自证优越。
每个人都是人类命运剧中主角的候补演员，都必须准备好，在紧急接获通知的情况下独挑大梁，演出圣人或英雄、恶棍或懦夫的角色。
每一个负责任的“管理者”从最初到最后，都该是自我教育者
创造，是人性的内在渴望。逃避创新，也是人心的内在欲望。

自由、责任、世界观

自由、责任、世界观

自由不是烧杀劫掠、为所欲为，也不是逃避管束无所事事。相反，自由涌现在负责任的工作中。“自由”和“责任”是每个个体的生命需求，它们不是从外部获得的负担或福利，而是内嵌于生命之中，是生命对自身的要求。失去自由或者抛弃责任都不会是一个健康的个体，更不会塑造一个健康的社会。

囚徒故事
先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故事开始。德鲁克很喜欢读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最敬重的小说家之一。他不止一次提到，是伟大的小说家们教会他如何理解世界、历史以及人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1821年。1849年，他因为参与政治活动被捕。1849年11月16日，在执行死刑的刑场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改判流放。从1849年到1854年，他在西伯利亚度过6年流放生活。对流放生活的观察和思考，他在几年之后写进了一本名为《死屋手记》的书里。我们马上要提到的，是《死屋手记》里的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是监狱里那些懒散、自私、凶残的囚徒。为了耗光囚徒们的体力和尊严，监狱每天驱使他们去做沉重而无意义的劳动。囚徒们不敢反抗，但会调动所有聪明才智，发明消极怠工的办法。可是有一次，监狱让囚徒们自由组合，分产包工，修复一条破船。懒散自私的囚徒们立刻精神焕发，干劲十足。有人自然成了领袖，有人甘愿接受调度，还有人慷慨援助同伴。很快，工作就完成了。接下来的日子，囚徒们又被鞭子抽着去做沉重而无意义的工作，他们又恢复了往日的懒散、自私、凶残。故事还没完。囚徒们仇恨一年之中的每一天，唯独热爱12月25日，因为那天是圣诞节，更因为每年的那一天，监狱都准许他们自编自导自演一出圣诞大戏。所以，每年年初，囚徒们就盼着12月的到来。一到12月，他们就早早行动起来。有人筹划剧本，有人挑选演员，有人搭建舞台，有人走私服装，有人为了演出的实现贿赂狱方。到了演出那个晚上，演员认真表演，观众认真鼓掌，身为囚徒的安保人员认真穿梭在囚徒之中，维持秩序。等到演出结束，演员谢幕，观众喝彩，只有感谢之声，听不到争吵。那天夜里，人们大多能睡个香甜的觉。当然，那晚结束了，那一年也就结束了。所有人都恢复懒散、自私、凶残，苦等着下一年。关于这个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段简单却能刺痛人心的评论：“ 这都是因为什么呢？况且这并不是我想象中的幻觉，而完全是实实在在的真实。这些可怜的人仅仅被允许按照自己的意志过一小会儿人类的快乐生活；哪怕只让他们过一小时非监狱的生活哪怕只有几分钟，人在精神上也会有所变化的。” 监狱的囚徒，这是被定性为社会渣滓的一群人。正是在这群棺未盖论已定的人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了一桩重大的人性奥秘。这桩奥秘恰恰是说：人性不可被定性。我们称之为人的这种动物，远远不像其它动物那样恪守本分、本性。所谓人性，其实是在从神性到魔性的巨大空间中游移不定。同一个人，可能在某个时刻绽放出近乎神性的光辉，另一个瞬间他又阴森狰狞犹如魔鬼附体。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囚徒。他们是被逐出人类社会的人。狱警不把他们当人，他们也不怎么把自己当人。当监狱像驱使动物那样驱使囚徒时，囚徒们并不会从人变成动物，他们更可能从人变成魔鬼。可是，一旦有机会一起做一件有意义的事，他们身上的人性立刻苏醒过来。单单维修一条破船，他们已经感到莫大满足。满足，并不是因为修好的船可以卖钱，而是因为他们在修船的过程中体验到了城邦公民之间的那种体面协作。对于这群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合作修船是真正意义的政治实践。圣诞演出的意义就更重大了。那不仅仅是一场演出。那个晚上，他们被准许按照自己的意志，合力创造几小时的生活。在那几个小时里，他们都珍惜这份自由，努力活出比平常更好的样子。台上的囚徒，活得像是国王、英雄、纯洁的爱人；台下的囚徒，活得像是剧院里的体面绅士。更重要的是，在那场演出里，囚徒们忽然品尝到自由的滋味。自由不是烧杀劫掠、为所欲为，也不是逃避管束无所事事。相反，自由竟然涌现在负责任的工作中。通过这样的工作，人们各尽其职，共同创造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生活比从前美好很多，哪怕那美好只能持续几个小时。

我读德鲁克是很晚的事。读到德鲁克对20世纪下半叶乃至对21世纪的公司、组织的建议，不知怎么，我就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这段囚徒故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理解德鲁克管理学的隐喻。德鲁克先生反复强调：没有任何一种所谓的历史规律可以决定人们必然生活在哪里，生活于何种制度之下，接受何种生活模式；没有任何一种制度、组织天然地好或天然地坏；没有任何一种生活天然高尚或天然低劣；没有任何一个人天然地圣洁或天然地邪恶。一切都取决于人的选择。人总是带着某种观念塑造生活。特定的公司、组织、工作方式的背后，总是有某种特定的观念作为支撑。在相同的给定条件下，观念不同的人，会创造出截然不同的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囚徒故事说出了同样的事实：在人们以为丧失了任何可能性的严酷环境里，人们却奇迹般地创造着生活的可能性。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也像世界里的人和组织一样，难以被定义，拒绝被定义。我们每个人都是囚徒。因为没人拥有绝对的自由。但即便囚徒也面临着常人一样的困境：他得不断做出选择。越是外在自由被剥夺殆尽的地方，他的选择越涉及到人之本质。整个世界，也可以看成一间牢狱。有时候，它处于彻底失序的丛林状态。有时候，它倾向于把苍生收纳进蜂巢、蚁穴、囚室之中。有时候，像是一座舞台。舞台上下的每个人，各尽其力，各得其所。世界并不必然是什么。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带着什么观念观察它、理解它、建设它。观念不能决定一切。但若没有观念，我们就只能接受先前世界强加给我们的一切。这时，我们就是牢狱里的囚徒，在无力反抗的地方，我们就变成魔性的破坏者。

德鲁克的秩序拷问
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事上花了一点时间。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特别有助于我们理解德鲁克的管理学。德鲁克是众所周知的“管理学大师”。但德鲁克学问的源头不是管理学。在成为所谓“管理学大师”之前，德鲁克已经是一位成熟的政治-社会的观察家和思考者。他独立完成并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名叫《经济人的末日》，第二本书名叫《工业人的未来》。这两本书都是对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欧洲和美国的观察。通过观察，德鲁克提出了一个问题：像19世纪欧洲那样一个成熟、人道、乐观、优雅的文明世界，为何会在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轰然瓦解？两次世界大战，不是文明瓦解的原因，而是文明瓦解的后果，并且，不是最具灾难性的后果。未来的世界，还会发生什么？在德鲁克看来，文明瓦解的表征是世道人心的失序。失序又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丛林式的彻底无序。二是蜂巢-蚁穴式的极端秩序。《经济人的末日》这本书讲述的主要故事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在欧洲的各种思想运动、政治运动、群众运动共同体现出对某种极端秩序的狂热渴望和信仰。德鲁克试图追溯这种对极端秩序狂热信仰心理根源。他在书里给出的结论是：因为“绝望”，故而“信仰”。“绝望”的根深层根源“希望”。是人们曾经对“通过经济发展获得解放”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明，曾经把救赎、解放的希望寄托在信仰生活、科学生活、德性生活。但是到了19世纪，特别是19世纪下半叶，人们展望未来的时候，会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经济发展”这件事上。进入20世纪，人们发现所有曾经适用的政治、经济、社会方案都暴露出危机。更可怕的是，人们找不到真正可取的替代方案。这时，原先满怀希望的人们就转向绝望。深处绝望的人群的本能反应，不是什么都不相信，而是随时愿意相信任何荒谬的道理。就像溺水的人，拼命抓紧身边的水草，甚至浮萍。这就是德鲁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观察到的事情。绝望的人群把全部信仰和希望交给某位超人。他们相信超人讲述的关于“国家”“种族”的神话。这些神话告诉人们，必须把全部生活置于某种绝对权力的保护之下。如果说生活需要秩序，那么唯一的秩序来源，只能是那个绝对的权力。只要来源于它和它的代理人，一切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如果绝对权力认为蜂巢-蚁穴是唯一可取的秩序样板，那么人们会带着悲壮的激情走进蜂巢-蚁穴，在那里工作，或死掉。德鲁克说，20世纪的悲剧之一是，世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接受了蜂巢-蚁穴式的极端秩序。20世纪的另一大悲剧是，深处悲剧之中的很多人并不觉得这是悲剧。相反，他们相信这是人类的必然归宿。他们要把这种秩序复制到世界的所有角落，推销给所有认不清自身命运的巢外人。德鲁克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以纳粹的失败告终，但纳粹的失败并不代表对绝对权力-极端秩序信仰的告终。坏消息是：对绝对权力-极端秩序的信仰从未消失，而且随时可能在世界历史的尺度上卷土重来，吞噬一切。好消息是：浩劫之后，人们总算对这种信仰多了几分警惕，并且积累了一些诊断、治疗、抵抗的经验。作为“管理学大师”的德鲁克，其实正是要向他的读者传递这些经验。关于德鲁克的“管理学”人们谈了很多，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德鲁克把“管理”视为抵御“极权”的堤坝。绝对权力-极端秩序往往如此：它们总是宣称自己拥有可以解释一切的真理；实际的情况却是，它们对人和人性的理解极度贫瘠；因此从它们的“真理”中推演出来的“秩序”同样极度贫瘠；它们的激情，却是要用贫瘠的秩序抹平参差多态的世界；它们抹平世界的方式，是在所到之处复制某种基于绝对权力的秩序方案。不管那些方案具体细节如何，它们都共同强调一点，那就是绝对一元化。蜂巢和蚁穴，只能由唯一的一只超人之手捏造出来。与之相反，德鲁克的“管理学”却时时处处强调多元的，因此也是参差多态的社会生态。唯有在这样的社会生态里，生活才是尚可容忍的。人们幸而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因而有责任捍卫这样的社会。捍卫的方式，是捍卫多元的社会格局。德鲁克的“理想国”里，人们不渴望某种完美的一元秩序，反倒时刻警惕这种渴望。德鲁克的“理想国”不是完美的世界，而是尚可容忍的世界：在其中，政府、公司、社会组织、公民各自承担有限的责任，因此各自行使与责任相匹配的权力。没有一种权力大到可以不负任何责任，没有一种责任大到足以收缴所有权力。这样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人能够决定一切，也没有任何人能推诿一切。这样的世界不算太好，因为人人都会犯错；这样的世界也不太可能迅速崩坏，因为人人都承认自己会犯错。这样的世界里，人们必须学着容忍万事的不完美；但也正因万事皆不完美，让这世界尚可容忍，值得捍卫。绝对权力-极端秩序的狂热信仰，往往鼓吹某种极端的焦虑，并且以此为理由，号召所有人让渡出所有权力和责任。而德鲁克的管理学却要教导社会中的所有组织、组织的各个层级、组织中的所有个人担负责任和权力。在德鲁克的管理学里，权力和责任不可让渡。因为，在德鲁克看来，权力和责任必须互相匹配。让一个不承担相应权力的人承担责任，这是一句自相矛盾的空话。对一个不承担权力因而也不承担管理的人进行管理，那根本不是管理，而是奴役。在德鲁克的“管理学”里，“管理”的反面不是“自由”，而是“奴役”；而“自由”既是“管理”的目标，也是“管理”的结果，更是“管理”的前提。

“自由”“责任”“机械论世界观”
绝对权力-极端秩序的统治逻辑是，尽最大可能收缴所有个体的权力，并且在褫(chi)夺权力的前提下向他们派发责任。德鲁克的管理学的教育逻辑是，尽最大努力让每个个体学会承担责任、善用权力。“管理学”，正是是关于如何承担责任、善用权力的实践技艺。或者直接说，“管理学”是一种“责任教育”。但是，德鲁克发现，教育总是比宣传难得多。他在欧洲、美国观察到的情况是，即便在战胜了纳粹的欧洲、美国，人们也往往不喜欢“责任”。谈到“责任”，人们总是联想到沉重的工作、严苛的指标、家庭的负担、愁苦的日子……与之相反，提到“自由”，人们总是想到各种愉悦的事情。1942年德鲁克出版了《工业人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书里，他提到40年代初在纽约的一场群众集会。会场上，热爱“自由”的美国人打出的标语是：“ 自由好开心。” 德鲁克说，这个标语，以及打着这个标语招摇过市的人群反映出现代世界的深层问题：“政治感觉和政治理解的混乱和匮乏。”德鲁克的意思是，这些歌颂“自由”的人们，或许真心热爱着“自由”，但他们并不理解“自由”意味着什么。他们把“自由”混同于舒适、开心、个人幸福，总之，某种轻飘飘甜丝丝的感觉。德鲁克的忧心是，如果人们普遍如此理解“自由”，那么人们最终将会失去“自由”。当人们带着轻快的心情歌颂“自由”的时候，人们心里想的，其实安全、和平、一个好政府、不受限制的私人生活。可是，这些都不等于“自由”。甚至，为了追求这些东西，人们完全可以合乎理性地放弃“自由”。自由并不一定使人开心。自由与个人幸福不同，与安全感或和平发展亦有所不同。它并不是艺术和科学的鼎盛状态，也不是什么廉洁的好政府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工业人的未来》 “自由并不一定使人开心”。对于热衷于寻求开心的人们而言，“自由”甚至是最最令人不开心的东西。在德鲁克看来，“自由”不是别的，不多不少，“自由”等于每个个体该当担荷的“责任”：自由，是一种负责任的选择。它与其说是一种权力，还不如说是一种责任。——《工业人的未来》

这是德鲁克在1942年为“自由”和“责任”下的双向定义。此后的漫长一生，他都在不断重申、解释这个定义。他的全部“管理学”著作，都指向对这个定义的理解和实践。他坚信，唯有帮助更多的人理解“自由”与“责任”的联系，才能让未来的世界有能力抵挡绝对权力-极端秩序的诱惑。任何把“自由”和“责任”割裂开来的宣传，都会导致灾难行动后果：为了获得“自由”，人们逃避“责任”；一旦丧失“责任”，人们也同时丧失了“自由”。可是，德鲁克发现，喜欢“自由”-讨厌“责任”早已成为现代世界的流行心理，无论是在纳粹德国，还是在美国。这是为什么呢？1957年，德鲁克出版了《明日的地标》（Landmarks of Tomorrow）。全书的第一章，名为《新世界观》。这或许是德鲁克写过的最晦涩的文章之一。之所以晦涩，是因为德鲁克要通过这篇文章完成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追溯现代人对“自由”和“责任”双重误解的心理根源。他的结论是：现代人必须更新自己的“世界观”。德鲁克把大多数现代人秉持的、阻碍着对“自由”和“责任”理解的世界观成为“机械论世界观”。做为替代方案，德鲁克建议现代人用一种“目的论世界观”重新审视世界、思考生活。德鲁克用了很大力气区分这两种“世界观”。所谓“机械论世界观”主要是这样一种看待世界、想象世界的方式：
1  宇宙的唯一真相，是物质的堆积和增减。
2  物质和物质之间的唯一关联，是牛顿阐明了的力学规则。
3  宇宙的历史，不多不少，只是物质之间发生力学关系的故事链条。
4  物质之间的力学故事，也可以理解为因果故事。
5  理解一个事物，不多不少，就是找到导致它的因，预测它所导致的果。
6  宇宙间的无机部分，是指没有感觉、意识的纯粹的物质堆积。
7  人不仅有感觉，而且有意识，因此并非纯粹的物质堆积。但是，人的感觉、意识可以还原为物质之间堆积、作用的附加现象。
8  因此，人类生活的一切现象，最终也可以并且应该被理解成一个漫长的力学故事，或曰因果故事。
读了上述几条，我们或许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甚至可能觉得这就是天经地义的宇宙、人类、历史的样子。德鲁克提醒读者：当我们觉得某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实属天经地义的时候，最好意识到，那种天经地义之感可能来自我们不曾意识到的灌输。他说，现代人习惯于把宇宙乃至人类历史想象成一个力学故事。这种想象世界的方式，主要来源于16、17世纪的欧洲形而上学。他特别提到笛卡尔、培根、牛顿。他的意思不是说，现代人都是读了笛卡尔、培根、牛顿的书才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大多数现代人，从没读过他们的书，甚至很少听说他们的名字。但是，正是这些天才提供的分析世界的框架和术语，塑造了现代人的认知。德鲁克从来不会指责天才们提供的认知框架错了。正相反，他承认，来自笛卡尔、培根、牛顿的馈赠帮助后世之人破解了许多宇宙难题，达成很高地社会成就。正因为这套认知框架过于成功，以至于大多数现代人把它视为唯一的框架，也就是天经地义的真理。这套认知框架为什么可以被归结为“机械论”？一个仅仅遵从力学规则的宇宙，一个仅仅发生物质间的动力故事的宇宙，它的最佳图示，就是一架精密的机器。一架精密的机器要包含哪些要素呢？首先，从属于机器的所有零部件必须环环相扣，把它们组织起来的唯一原则，是力学原则，或曰因果律。每个零件，只是因果链条中的一环。挣脱因果链条的零件，必须被视为残次品，或废品。其次，一架严密机器就是一条严密的因果链，这条因果链应该且必须得到清晰的描述。这个描述，就是机器的原理。最后，必须有人完全洞悉、掌握机器的原理。洞悉、掌握原理的人，就拥有对机器以及零部件的全部权力。宇宙的确有“机械论”的一面。但是，“机械论世界观”并不满足于此。它要让世人相信：宇宙不多不少，是且仅是一架精密的机器；遵从因果律的力学故事是宇宙间的唯一故事。德鲁克认为，这或许就是人类在近-现代历史上一次又一次被暴政裹挟的原因。依照“机械论世界观”看待世界的人们，自然倾向于崇拜那唯一洞悉机器原理的存在。很久以前，人们相信上帝是唯一洞悉真理的存在。但相信上帝的同时，人们往往也相信上帝治理的世界有着不能为人类所知的奥秘。经过近代哲学、科学的启蒙，人们不再像从前那样相信上帝，却比从前更加相信宇宙有一个有待彻底揭晓的原理。于是，人们转而崇拜那些声称揭晓了终极真理的理论体系、超人，或组织。根据“机械论世界观”，掌握原理的人就像操纵机器的工程师，毋庸置疑地拥有对于机器的绝对权力。机器零部件的唯一责任，就是依照工程师设定好的严密秩序严密运转。这种工程师与零部件的关系，在近-现代历史上，一次又一次被演绎成领袖与群众的关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流放故事里，西伯利亚的囚徒被迫服从。但在监狱之外的其它地方，人们一次又一次上演着自愿服从。对于信奉“机械论世界观”的人们而言，世界的唯一归宿，就是找到那个掌握终极原理的人，并且赋予他绝对权力，然后严格遵从由他颁布的唯一秩序。这种信仰-交托的情感，有点像是人对上帝的情感。但是，一个信仰上帝的个人，必须独自行走在世间，并依照良知对善恶做出判断。一个信仰绝对权力-极端秩序的人，必须放弃判断。从前，善恶总是意味着某种自行决断。现在，自行决断就意味着恶——人在绝对权力面前犯了罪。德鲁克提醒读者，“机械论世界观”并不是关于宇宙、世界、人类生活的天经地义的真相。它只是人们在未经反省之时采取的一种看法。可是，一旦人们采取这种方法看待世界，人们就会努力把世界改造得符合他们的看法。一个彻底符合“机械论世界观”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大概会无穷趋近于蜂巢-蚁穴。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监狱，终极典范或许就是蜂巢-蚁穴。终于可以回到德鲁克关心的“自由”-“责任”。在一个依照“机械论世界观”建造的蜂巢-蚁穴式的世界里，人们该如何理解“责任”呢？只要想象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囚徒就好了。对他们而言，所谓“责任”，只能意味着完成狱警颁布的工作，达到狱方规定的工作量。这时，“责任”是“服从”的同义词，而“服从”又是“恐惧”引起的本能反应。

那么“自由”在哪里呢？如果“自由”意味着“为所欲为”，蜂巢-蚁穴式的世界里是不存在“自由”的。原因很简单：任何一个“为所欲为”的零部件都是对绝对权力的忤逆。如果“自由”意味着“为所当为”，如果这个“当为”是出于个人的良知，蜂巢-蚁穴的世界里是不存在“自由”的。原因很简单：任何一个试图自行判断的零部件，都是对被赋予绝对权力的绝对智慧者的挑衅。可惜，没有人愿意停留在蜜蜂、蚂蚁或者机器零部件的生命水平。蜜蜂和蚂蚁会把蜂巢-蚁穴的秩序当成自己的全部生命。人却不会。如果不能往上攀升，人就必须往下堕落。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德鲁克共同承认的人之奥秘，也是绝对权力最为厌恶的人之事实。当一个意识到自己的所谓“责任”只是在恐惧之中服从命令时，他就会把“自由”运用到其它地方。比如：嘲讽、愤怒、诅咒，以及花样翻新的破坏、拖延、逃避。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事里，监狱秉持的理念是：把人贬低成禽兽，再把禽兽驱赶进蜂巢-蚁穴。而实际发生的故事是：蜂巢-蚁穴式的秩序既不能修复人性，也不能维持兽性，相反它以极高的效率在人身上唤醒魔性。人会出于恐惧服从某种源自绝对权力的秩序。但人不会停在那个秩序里。因为人需要“自由”。如果他不配“自由”地担荷“责任”，他就必须发挥才智败坏“责任”，从败坏的才智里体会“自由”。他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捍卫做人的尊严。如果被没收了神性的尊严，他就要自己争取魔性的尊严。

“自由”“责任”“新世界观”
德鲁克之所以要向读者推荐“新世界观”，不是因为“机械论世界观”不对，而是因为它不够。“机械论世界观”可以有效地解释宇宙中的一部分事实。但若任它扩张到边界之外，尤其是当人们习惯于用这种观念解释人类社会的时候，灾难就会发生。在德鲁克看来，“机械论世界观”的根本问题是，无法容纳个人的责任和自由。德鲁克推荐的“新世界观”又称为“目的论世界观”。它是这样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
1  宇宙不只是物质的堆积，物质之间的联系不只是力学故事。
2  决定宇宙间每一事物性质的，不是它的物质元素，而是物质元素的组织秩序。
3  宇宙间每一事物，都会为宇宙提供某种新颖秩序。一粒原子，或是莎士比亚，都有产生新颖秩序的冲动。原子和莎士比亚都依照对某种秩序的冲动组织自身的生命、生活。
4  无论原子还是莎士比亚，都无力任意决定自身的生命、生活。但无论原子还是莎士比亚，都得在某个范围内对生命、生活做出决定。它们和他们，能够做出决定。这就是“自由”。它们和他们，必须做出决定。这就是“责任”。
5  宇宙间每一事物都依照某种对秩序的理解组织自身的生命、生活。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事物是仅仅被力学原理、历史规律决定的。每一事物都创造着它自己。这个创造的过程，就是生命的过程。
6  宇宙的漫长历史，既是一个力学故事，又是一个创造故事。根据热力学第二原理，在一个封闭系统里，既存秩序必然被耗散，直至重归混沌。宇宙的必然趋势是熵增，终极归宿的是热寂。如果宇宙只有力学故事，那么熵增和热寂就是它的宿命。可是，宇宙的奇妙之处是，它是一个可以从内部涌现新颖秩序的系统。换句话说，它不是更像机械，而是更像生命。
7  宇宙中每一事物都用对秩序的理解和渴望，都依据各自的理解和渴望组织生命、生活。这种从理解、渴望到组织的过程，就是一个依据目的进行创造的过程。宇宙中，时时处处发生着这个过程。
德鲁克不是职业哲学家，更没兴趣创建专属的形而上学体系。在《新世界观》里，他提到很多现代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哲学的成果。比如爱因斯坦、普朗克、怀特海。他的目的，不是为读者挑选某种绝对正确的科学结论。他的意思是：很多杰出的现代头脑和心灵把思考投向同一个方向——“机械论世界观”的破产。德鲁克认为这个发现至关重要，它不是书斋学者们玩儿的心智游戏，而是关系到人们对世界和生活的理解。“机械论世界观”的核心解释工具是“因果”。“目的论世界观”的核心解释工具是“目的”。如果“因果”可以穷尽对世界的解释，那就意味着万物万事都是“必然”发生的。继而意味着，万物万事都必须也只能活在“必然规律”的统治之下。德鲁克认为这种看法是错的，而且会造成巨大灾难。他提醒读者，近现代历史上的很多暴政，都是打着“必然规律”的旗号的暴政。近现代历史的特色之一，是不断出现各种声称提供“必然规律”的哲学体系。近现代历史的特色之二，是不断出现各种声称代表着“必然规律”的绝对权力。每当“必然规律”和“绝对权力”结合，人们就会被驱赶到某种“极端秩序”之中，与之相应的，是“自由”和“责任”的失丧。更可怕的是，身处其中的人们，往往感觉不到任何失丧。这就是德鲁克所谓的“政治感觉和政治理解的混乱和匮乏”。在“必然规律”、“绝对权力”合谋的“极端秩序”里，人们常常被要求、被教育、被强制承担“责任”。但这里的“责任”其实是“服从”的代称。在“必然规律”、“绝对权力”合谋的“极端秩序”里，人们常常感到可以在无处不在的“服从”的缝隙里喘一口气。他们总能找到一些生活领域，在那里他们可以不受管束，不必服从。他们把那称为“自由”。但这里的“自由”其实是放纵的代称。德鲁克说，在“机械论世界观”描述的世界里，“责任”就是一种外部强加给人们的沉重负担；“自由”最多只能是生活夹缝里的放纵休闲。正因如此，人们喜爱“自由”，讨厌“责任”；“自由很开心”、“责任”很麻烦。这种心态，既出现在欧洲，也出现在美国，也可能流行于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方。凡是此类形态流行的地方，暴政都可能不期而至。暴政的土壤不是别的，正是人们对“自由”和“责任”的误解。德鲁克的“新世界观”意在提醒人们：“自由”和“责任”是每个个体的生命需求，它们不是从外部获得的负担或福利，而是内嵌于生命之中，是生命对自身的要求。再回顾一下德鲁克的定义：自由，是一种负责任的选择。它与其说是一种权力，还不如说是一种责任。——《工业人的未来》也许是一粒原子，也许是莎士比亚，也许是介于原子和莎士比亚之间的某个平凡个人，当他依据某种对秩序的理解和渴望去选择某种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的时候，他是在用自己的理解去修订生活和工作，其结果，可能是为世界增添某种新颖的秩序，也可能是对旧有秩序的破坏。无论那种结果，他都得承认，这个结果承载着他的目的，也来自他的选择。他不能用“人皆如此”“大势所趋”“身不由己”之类的借口让自己成为无辜者。从对秩序的理解，到对新颖秩序的渴望，再到为了理解和渴望展开的行动，再到结果的承担，这一切，都是深植于人性之中的内生冲动。因此，“自由”“责任”“创造”不是生存的外部负担，而是每一个人生命的内在需求。人们无法摆脱它们，却可能用各种理由逃避它们。当一个人意识到凡事都与自己的理解与选择相关之时，他体会到的是“自由”。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理解与选择会为世界、事情带来不可逆转的改变之时，他体会到的是“责任”。无论“自由”还是“责任”，都指向生命的基本需求：带着对秩序的渴望，选择、行动、创造。所谓“创造”不是别的，只是渴望、选择、行动的效果。人渴望、在选择、行动中创造着世界，也创造着他自己。没有任何“必然规律”可以断言世界的本质，没有任何“绝对权力”-“极端秩序”可以规定人的本质。人被剥夺了渴望、选择、行动的可能，也就丧失了创造自己的可能。他会感觉受到侮辱和损害。如果不能负责任地创造自己和世界，他就会不负责任地败坏自己和世界。人，永远只能在某种出于选择的行动中才能体会“自由”；如果不能自由地担荷责任，他就必定自由地破坏责任；无论如何，“自由”只出现在人和“责任”发生关系的地方。德鲁克提醒读者：现代世界的真正危机，正在于人们渐渐忘记“自由”和“责任”的关系；而现代人所操持的“机械论世界观”正在系统性地在人的心灵深处制造遗忘。忘记“自由”即“责任”的个人，热爱“自由”厌烦“责任”，因而倾向于逃避“责任”、让渡“责任”。他们迟早因此丧失“自由”——那种在负责任的生活中才能体味到的尊严感。忘记“自由”即“责任”的组织，热衷于颁布“责任”却对“自由”避之唯恐不及。它们迟早因此亲手毁掉所有愿意担荷“责任”的成员——没有人能在看不见“自由”的地方看见“责任”。拒绝承认“自由”即“责任”的绝对权力-极端秩序，把个人身上的“自由”和“责任”视为自己的头号天敌。它迟早因此亲手毁掉最后一个公民。当它为了维持秩序把公民贬低成禽兽的时候，公民会带着所有变质的对“自由”的渴望，化身魔鬼，毁掉不可容忍的秩序。

“牢狱”还是“舞台”
本文的主题词，是“自由”“责任”“世界观”。我们的流行语境里，大家都忙着谈论“自由”、“责任”，给出五花八门的定义。德鲁克却提醒我们，在不同的“世界观”之下，“自由”和“责任”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事情。而对“自由”和“责任”的不同理解，又会引发截然不同的经济行动、社会行动、政治行动，从而塑造出截然不同的世界。世界从来就不是“机械论世界观”所描述的样子，但是带着“机械论世界观”，人们却可能把世界改造得越来越像那个样子。我们终于可以回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囚徒故事。西伯利亚流放地的生活，恰恰是关于“自由”“责任”“世界观”的隐喻。监狱日常生活的恐怖，正在于所有人都沦陷于无“自由”有“责任”的状态。这种状态的另一种表述，就是“奴役”。更加恐怖的是，无“自由”有“责任”的状态是一种虚假状态。因为脱离了“自由”的“责任”根本无法维持自身，它会被承担者以极大的创造性破坏掉。这种用于破坏的创造力，在基督教的语境里，就是“魔性”。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用现实题材描写“魔性”的大师。而德鲁克，是在管理学里关注“魔性”的大师。他早年的政论《经济人的末日》以及晚年的小说《行善的诱惑》都是谈论“魔性”的作品。他认为，威胁现代文明的，正是被现代人遗忘的人之“魔性”。“魔性”并不需要附着在中世纪绘画中的鬼怪身上。“魔性”可能出现在监狱里，工厂里，游行群众之中，也可能出现于高科技的现代办公室。所有扭曲了“自由”和“责任”的地方，都会滋生“魔性”。12月25日那晚的监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人们没有对监狱进行革命，砸烂、重建之类的戏剧性暴力都没有发生。人们只是获得一个机会，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对待工作。当囚徒们通力合作搭建一座舞台、按照自己的意图创造两个小时的舞台生活时，他们前所未有地看见了“责任”，因而也感受到“自由”。一年中的其它日子，他们只能从破坏秩序中品咂“自由”。12月25日这一天，他们资源承担起一个重大“责任”，那就是让一些美好事情在舞台上发生。他们行动着，美好事情如期发生，而这才是“自由”的本来滋味。同一个地方，有时是一间牢狱，有时是一座舞台。囚笼，是“机械论世界观”的终极归宿。舞台，是“目的论世界观”的美好目的。德鲁克从来警惕“机械论世界观”，因此从不相信各种“必然规律”的说教和宣传。他从来不会断言世界必然走向哪里。但他时刻督促读者自问：你想把世界建设成什么样子？你愿意为此承担什么？你是否甘愿把责任的重负——因而也是自由的重负交给他人？当一个人如此自问的时候，他就是在牢狱和舞台之间做选择。牢狱并不必然恐怖，有时候，牢狱也意味着安全、纪律、无忧无虑。舞台并不必然开心，很多时候，舞台意味着争吵、冲突、混乱、不确定性、失败，以及无可推卸的责任。两种世界观、两种生活，谁都无法反驳对方，谁都无法自证优越。人们不可能依靠论文解决世界观的问题。人们只能在生活中做出选择，并且承担后果。这是他们的“自由”，也是他们的“责任”。

发表《新世界观》的同一年，德鲁克还写了一篇《现今之人类处境》，结尾的地方，他写了一段舞台颂歌：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是人类命运剧中主角的候补演员。每个人都必须准备好，在紧急接获通知的情况下独挑大梁，演出圣人或英雄、恶棍或懦夫的角色。在这座舞台上，伟大的角色不是用英雄剧院的抑扬格五音步，或是亚历山大诗体写成的。他们平凡无奇，演出日常的生活、工作、公民身份，表现悲悯或缺乏悲悯、鼓起勇气坚持不献媚的原则，拒绝在残酷无情和道德麻木的时代，用不人道的行为对待他人。——《现今之人类处境》世界并不必然是一座舞台。没有人天生必然是演员。那些不能忍受舞台的混乱、麻烦、不确定的人们，会选择建造牢狱、走进牢狱。然后，他们会发明各种宏达的哲学体系，证明除了牢狱，别无选择。本文的主人公是“管理学大师”德鲁克。但我们几乎没有提到“管理学”。今晚我们只谈了一件事，那就是德鲁克对“自由”和“责任”的定义：自由，是一种负责任的选择。它与其说是一种权力，还不如说是一种责任。——《工业人的未来》这个定义，只有在德鲁克描述的“新世界观”之下才能得到理解。而德鲁克的“管理学”，则是以“新世界观”为前提的管理学。

我们可以把“管理”理解成这样的事业：为一群人搭建一座舞台。舞台上下，每个人都通过负责任的行动体会自由，每个人也都为了捍卫自由投身负责任的行动。舞台上下的每一个人，都要通过具体明确的工作学习“责任”和“自由”。一个好的舞台，是为人提供这种工作的地方。每一位管理者，首先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更愿意把组织建造成牢狱，还是舞台？不存在标准答案，也不存在简单的优劣论证。很多时候，牢狱会显示出极高的效率。但还是会有人选择舞台。因为在他的世界观里，再怎么高效的牢狱也是丑陋的。选择了舞台的管理者需要回答的下一个问题是：为了让我生活的世界——这个更大的舞台更好一些，我可以为它提供什么新颖事物和新颖秩序？这是德鲁克管理学所谓的“愿景”。接下来，他还得继续自问：在我为之负责的小舞台里，我要和同伴们演出怎样的戏剧？怎样演出这场戏剧？这是德鲁克管理学所谓的“使命”。在此之后，他得面临更琐细也更烦难的具体问题：怎样搭建舞台？怎样设计工作？怎样帮助同伴理解工作、完成工作，通过工作获得成长？这是德鲁克管理学所谓的“实践”。每一个负责任的“管理者”都该成为教育者。他有责任教育工作伙伴。但不是通过恐怖手段或洗脑宣传，而是通过工作进行教育。帮助工作者理解工作，理解工作中蕴含的“自由”和“责任”。唯有通过教育，在恐怖中甘当囚徒的人们，也可以在热爱中成为演员。当然，每一个负责任的“管理者”从最初到最后，都该是自我教育者。他得在自己身上“用热爱战胜恐惧”。他得在自己身上警惕对“必然规律”的迷信、对“绝对权力”的崇拜、对“极端秩序”的迷恋。他得在自己身上发现并且抵御建造牢狱的诱惑。为了捍卫“自由”和“责任”，他得在自己的工作中理解“自由”和“责任”。唯有投身于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才能明白“自由”和“责任”多么值得捍卫，多么需要捍卫。唯有投身于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才能明白“自由”和“责任”该如何捍卫。而为了投身于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得时刻提醒自己操心更多的事情。担起过于沉重的责任。他会从无忧无虑变得忧心忡忡，还会催促自己在忧心忡忡中勇猛精进。这样的自我教育，是每一个个体对自己的责任。每一个肩负起这份责任的人，都是德鲁克所谓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最后的几句话
● 自由即责任。
● 无自由的责任，是奴役；无责任的自由，是放纵。
● 扭曲了自由与责任的管理，是奴役。
● 任何想要在人间制造蜂巢-蚁穴的管理，都会遭到反噬。因为人不会停留于蜂-蚁的水平。人性如果不能在“自由”中向上攀升，就一定会在扭曲的“自由”中向下堕落。人在某种秩序里多渴望创造，就在相反的秩序里多精于破坏。
● 所有蜂巢-蚁穴式的管理，都是基于对人性之恶的提防。它的问题恰恰在于对人性的看法。它对人性既不够悲观，又不够乐观。不够悲观，因为它对人之“魔性”好无准备。不够乐观，因为它对人之“神性”毫无期待，也毫无办法。
● “机械论世界观”既看不到人之“神性”也看不到人之“魔性”，因此很难善待、保持人之“人性”。
● 人，从来不可能由“历史规律”“绝对权力”定义。人通过自己选择的“工作”以及“工作方式”创造自己。把自己的定义权教给“历史规律”、“绝对权力”的人，因为对人性的误解，自由地投身“奴役”。
● 当组织以组织需求为理由要求成员创新的时候，它误解了创新，更误解了人。创造，是人性的内在渴望。逃避创新，也是人心的内在欲望。把“创新”理解成功利需求的组织，会以倡导“创新”的方式扼杀“创新”，从而毁掉自己。
● 德鲁克的“新世界观”提醒人们，该在更广阔的人性视野里认识世界，安身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