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丹尼尔·戈尔曼：为什么我们不那么有同情心

Posted 2022-03-10 Rolei_zl

个人理解：
决定了是否会停下来去帮助有需要的陌生人，完全取决于他们自认为的忙碌程度，他们感到自己要迟到了，或者是他们全神贯注于他们所要谈的内容。
我们并不总是去帮助他人，因为我们的关注点存在偏差。
如果我们关注我们自己，像通常一样一整天都更多的关注自身的话，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注意到他人，这种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关注度的差距可能是非常细微。
要做的最基本的事情是关掉手机，关闭笔记本，结束白日梦，然后专心地与对方交流。
同理心是指感同身受的明白他人的感受。
注意到问题是激发同情心的关键

丹尼尔·戈尔曼：为什么我们不那么有同情心

丹尼尔·戈尔曼：为什么我们不那么有同情心
 

同情心是对某事(如某人的感情)的觉察与同情感，可以对别人的处境感同身受。实际上，随着工作、生活的节奏加速，忙碌的人们并不能关注除自己以外的人和事。由于关注点存在偏差，这个世界似乎被蒙上了一层冰霜，陌生而冷酷。然而，偶尔停下我们匆忙的脚步，或许能看到另一番风景。

我是一个心理学家，不久前有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在普林斯顿神学院展开，解释了为什么在我们有如此多的机会可以去助人的情况下，我们却时而帮忙，有时不会。来自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学生被告知他们将进行一次布道实习，并且分配给每人一个布道的主题。一部分学生得到的主题是关于仁慈心善的人的故事：关于一个在路边，帮助需要帮助的陌生人的故事。另外的一半学生得到的是随机的圣经故事，他们轮流被告知他们将去另外一栋楼去布道，在他们去那栋楼的途中，他们每个人都经过了一个弯着腰呻吟着的人，显然此人需要帮助。
问题是：他们停下来帮忙了么？

我们为什么不去帮忙？
更有意思的问题是：若他们的主题是关于那个仁慈心善的人的故事对他们的行为有影响吗？结果：一点都没有影响。决定了是否会停下来去帮助有需要的陌生人，完全取决于他们自认为的忙碌程度，他们感到自己要迟到了，或者是他们全神贯注于他们所要谈的内容。
我想，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窘境：我们并不总是去帮助他人，因为我们的关注点存在偏差。脑科学有一新领域：社会神经科学，研究的是人的脑神经元回路，在互动过程中激活及关于来自社会神经科学的同情心的新想法。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由自主地感同身受，会去同情对方。新发现的神经元，即镜像神经元就好像神经无线保真技术一样，在大脑中激活与对方大脑里相同的区域。我们会不由自主地与对方“心心相印”。若是那个人需要帮助，若是他正承受痛苦，我们不由自主地要去帮他。至少这是论点。可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不去帮忙呢？我认为这有一个范围，从完全的专心致志到注意对方，再到感同身受，最后同情。
简单的事实是如果我们关注我们自己，像通常一样一整天都更多的关注自身的话，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注意到他人，这种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关注度的差距可能是非常细微。

关注自己与关注他人的区别
有一天我在纳税，当我要列出我的捐赠物时，在写支票给Seva基金会，我留意到我的想法——我的朋友Larry Brilliant一定会因我把钱捐给Seva而感到高兴的。于是我意识到我因给予而获得的是自我陶醉——我对自己感到满意，于是我开始想到在喜马拉雅山脉的人们，他们的白内障将得到医治，我意识到我从这种自我陶醉变成了无私的快乐，因别人受助而快乐。我想这就是一种动力。但关注自己与关注他人的区别是我鼓励咱们大家都去留意的。你可以在约会者中粗略了解此情况。前阵子我去了一家寿司店无意间听到了两位女士在讨论其中一位的兄弟，这位女士说“我弟弟在寻找伴侣方面有困难，所以现在尝试闪电配对。" 不知你们对闪电配对是否了解？女士们坐在桌边，男士们依次与她们沟通，有个时钟和铃铛，每隔五分钟，时间到，交流便结束，女士就决定是否将其名片或电邮地址给这位男士以便今后联络。这位女士说，“我弟弟从来就没得到过名片。我知道原因何在。每当他坐下，他就开始不停地谈自己的情况，从不问对方的情况。”  
我在《纽约时报》的“周日格调”板块做了一些调查，关注一些婚姻背后的故事，因为他们很有意思。在调查Alice Charney Epstein的婚姻时，她说当她在约会时，她会给对方一个考验。这个考验也就是：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要过多久这个男士才会问她一个带有“你”字的问题。显然，Epstein先生通过了考验，所以才有了这篇报道。这是一个很小的测试，我鼓励你们也去在派对上尝试一下。在TED这就有很多很好的机会。最近《哈佛商业评论》上有篇文章题为《人情时刻》，讲述的是如何在工作时与别人真正地接触。他们称你要做的最基本的事情是关掉手机，关闭笔记本，结束白日梦，然后专心地与对方交流。英语中有个新造的词汇该词使用的情景是：与我们交谈的人突然掏出手机或接听来电，然后顷刻间就当我们不存在了。这个词语就是“pizzled”，是由“puzzled（困惑的）”和“pissedoff（愤怒）”组合而成的。我想这是挺恰当的。正是我们的同理心把我们和反社会者区别开来。
我姐夫是研究恐惧的专家，他被训练成为乔叟（英国小说家、诗人，出生于英国伦敦）研究学者，但他出生地是特兰西瓦尼亚，我想这对他有点影响。不论如何，在某一点上，我的姐夫下定决心写一本关于一个连续作案的杀人恶魔的书。书中的这个人多年前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恐慌。他就是圣克鲁斯扼杀者。在他被捕之前，他谋杀了他的祖父母，他的母亲及在圣他克鲁兹分校的五位女生。所以，我的姐夫去采访了这位杀人犯。当他见到他时，他意识到这个家伙的确令人恐怖。一方面，他有将近七英尺高。但这还不是最让人觉得恐怖的。最可怕的是他的智商达到了160，一个绝对的天才。但是智商和情绪的同理心之间毫无关系，同理心是指感同身受的明白他人的感受。它们是由大脑的不同部分控制的。所以，一方面，我姐夫鼓起勇气问了一个他真想知道答案的问题，即：你怎么能这么做？难道你就对受害者没有一点点的同情吗？这些都是非常亲密的谋杀，他扼死了他们。这个扼杀者很平淡地回答道：“呃，不的。若我觉得痛苦，我就不会这么做了。我得不去考虑这点。我得不去考虑这点。”
我觉得这很令人烦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活动中关注我们自己的话，当有其他人时，我们就不会关注自身。想象一下购物时的情景，想象一下同情消费的可能性。现在，正如麦克·唐纳所指出的，我们所购买及使用的物品都有潜在的后果。我们都是共同盲点的不知情的受害者。我们没有注意到，且没注意到我们没注意到地毯或椅子织物所放射出来的有毒分子。或者我们不知道这一织物是技术上的或制造业的营养物。它可以被再生使用还是被丢到垃圾堆里呢？换句话说，我们疏忽了我们购买和使用的产品所带来的生态，公共健康及社会经济公正所带来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房间本身就是“房中之象”（众所周知，但被某房忽略不提的问题），但我们却没看到。于是我们便成了受害者，把我们引向它处的体系的受害者。
有本好书，题为《材料：日常用品之隐秘人生》该书谈的是诸如T恤衫的幕后故事，还谈到棉花的生产地，使用的化肥及其对土壤带来的后果，比如说，棉花是非常不易织物染色的，大约60%会被随着废水被洗掉。流行病学家都深知住在纺织工厂附近的儿童患白血病的几率很高。有这么一家公司，Bennett and Company（一家主做内衣的公司），该公司支持着Polo.com网站。“维多利亚的秘密”公司首席执行官知道这一点，在中国建了一家合资企业，他们的染织工厂能确保废水在流向地下水之前能被适当的处理。现在，我们没有选择这种道德T恤的能力，而不去选择其它无德产品机会。那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注意到问题是激发同情心的关键
嗯，我一直在思考这一点。在信息科学界有一种说法：最终每一个人都会了解一切。然而问题是：这有什么不同么？80年代，有段时间我在《纽约时报》工作，我写了一篇文章谈到纽约的新问题——大街上无家可归的人们。我花了数周的时间与一家为无家人员服务的社会工作机构一起工作。我意识到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大多数都是精神病人，他们无处可去。他们有诊断的结论。这使我从城市人的恍惚中惊醒，当我们经过一个无家可归的，一个处在我们视野边缘的人，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也就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在那不久后的一天，这是一个周五，工作完后，我正要走下地铁站。正值下班高峰期上万人的人流涌下台阶。突然，正当我走下梯子时我注意到有一个人倒在一边没穿上衣，一动不动，人们从他身上跨过，成百上千的人们从他身上跨过。因为我的这种“城市人的恍惚”已经减弱，我停下来了解出了什么问题。我刚停步，六七个路人也注意到了他。我们发现他是西班牙人，他不说英语，他身无分文，已经在街上游荡了数天，饥肠辘辘，最终饿晕了。有人立刻去买了橘子汁，有人拿来了热狗，有人带来了警察。不一会儿，这个人就能站起来了。所需要做的仅仅只是去注意罢了。
所以我还是乐观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