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焦虑笔记

Posted 2023-03-04 衣舞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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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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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3-01-31 18:44:30

本文整理自:《身份的焦虑》
作者:【英】阿兰·德波顿

生活就是用一种焦虑代替另一种焦虑,用一种欲望代替另一种欲望的过程。

我们身上那些更加隐秘的侧面——诸如我们的困惑、我们的愠怒,我们的罪恶感——有时竟然在某一书页上跟我们撞个正着,一种自我认同感于是油然而生。那位作者用确切的文字描述了一种我们原以为只有我们自己才有所会心的情境,一时间,我们就像两个早早地去赴约吃饭的爱人,兴奋不已地发现两人间竟有这么多的共同点（陶醉之下,只能嚼几口眼前的开胃小食,哪有心思再去吃什么正餐）,我们也会把书暂时放下,带点乖张地微笑着盯着书脊不放,仿佛在说,“何等幸运,邂逅此君。”

马塞尔·普鲁斯特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事实上,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只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作者将其提供给读者,以便于他发现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帮助他就发现不了的东西。”

我们的个性并非如我们乐于想象的那般密不透风,我们自以为只归我们独有的很多东西其实根本没那么私密——当然并不是说它们就是客观超然的,像你在快餐店里招呼侍应生那么不带感情色彩,而是说它们其实都是人类所共有的东西。我们在发现自己并非如此孤立的同时也要付点代价:我们也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般与众不同。
新的经济自由使数亿中国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然而,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那就是身份的焦虑。

身份的焦虑是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担忧。不管我们是一帆风顺、步步高升,还是举步维艰、江河日下,都难以摆脱这种烦恼。为何身份的问题会令我们寝食难安呢？原因甚为简单,身份的高低决定了人情冷暖:当我们平步青云时,他人都笑颜逢迎;而一旦被扫地出门,就只落得人走茶凉了。其结果是,我们每个人都惟恐失去身份地位,如果察觉到别人并不怎么喜爱或尊敬我们时,就很难对自己保持信心。我们的"自我"或自我形象就像一只漏气的气球,需要不断充入他人的爱戴才能保持形状,而他人对我们的忽略则会轻而易举地把它扎破。因此,惟有外界对我们表示尊敬的种种迹象才能帮助我们获得对自己的良好感觉。
身份的焦虑是何时产生的呢？生活的基本需求总应该首先得到满足吧。在饿殍遍地的饥馑年月里,很少有人会因为身份而焦虑。历史证明,社会保障了生活的基本需求之际,就是身份的焦虑滋生之时。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总爱拿自己的成就与被我们认为是同一层面的人相比较,身份的焦虑便缘此而生了。翻开报纸,发现上面有熟人光彩照人的相片（这足可以毁掉你整个早晨的心情）;你的好友兴冲冲地告诉你一个消息（他们升了职、他们即将结婚、他们的书上了畅销书排行榜）,因为他们幼稚地、甚至带点施虐性地认为这是一个好消息。在晚会上,有人用力地握着我们的手,问我们在"干"什么,而他自己筹集资金刚刚开张了一家新公司:每当这一切发生时,我们便为自己的身份地位而担心了。
现今,身份的焦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因为每个人获取成功（性爱的成功、经济的成功和职业的成功）的可能性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要想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失败者",我们必须期望更多的东西。我们每时每刻都被成功人士的故事所包围。然而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绝大多数时代里,人们的主导思想与之完全相反:对生活抱以很低的期待不仅正常,而且明智。仅有极少数的人立志追求财富与成就。就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知道自己活在世上就是为人奴役、逆来顺受。即使是今天,我们攀上社会顶层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我们很难获得能与比尔·盖茨一较高下的成功,就如同一个17世纪的人想获得路易十四那样的权力是痴人说梦一样。然而不幸的是,现在的人们觉得这一切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这种想法来自于每个人阅读的杂志。事实上,如果谁没有为了实现这一切而全力以赴,那才是世间最荒唐无稽的事情。
富豪们是否也会受到身份焦虑的困扰？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他们攀比的对象是与他们同等地位的人。我们所有人的做法都并无二致,故而即使我们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的人都富裕,到头来还是觉得一无所有、两手空空。并非我们不知好歹,而是因为我们并不以古人为参照来判断自己。与古人或与其他地域的人相比而显现出的富裕,并不能长时间地使我们开心。只有同那些一起长大的同伴、一起工作的同事、熟识的朋友,或是在公共场合与那些有认同感的新知相比较时,如果我们拥有和他们一样多或更多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才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因此,要想获得成功的感觉,最佳途径莫过于选择一个稍逊于己的人作为朋友……
毋庸置疑,对身份地位的渴望,同人类的任何欲望一样,都具有积极的作用:激发潜能、力臻完美、阻止离经叛道的有害行径,并增强社会共同价值产生的凝聚力。如同那些事业成功的失眠症患者历来所强调的那样,惟焦虑者方能成功,这或许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承认焦虑的价值,并不妨碍我们同时对此进行质疑。我们渴望得到地位和财富,但其实一旦如愿以偿,我们的生活反而会变得更加糟糕。我们的很多欲望总是与自己真正的需求毫无关系。过多地关注他人（那些在我们的葬礼上不会露面的人）对我们的看法,使我们把自己短暂一生之中最美好的时光破坏殆尽。假如我们不能停止忧虑,我们将会用生命中大量的光阴为错误的东西而担心,这才是最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
身份的焦虑是一种担忧。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去尊严和尊重,这种担忧的破坏力足以摧毁我们生活的松紧度;以及担忧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等级过于平庸,或者会堕至更低的等级。
这种焦虑由同事间的聊天中提到的辞职、裁员、晋升、退休等消息引起,由报纸上刊登的知名人士简介及友人更巨大的成功引起。如同承认自己嫉妒别人一样（这与焦虑情绪相联系）,表现出自己焦虑的程度在社交中是一种轻率之举,因此,反映内心变化的外部迹象并不显著,通常仅限于在听到别人的成就之后露出关切的眼神、尴尬的微笑或者过长的沉默。

第一部分　焦虑起因

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1890）中写道:“如果可行,对一个人最残忍的惩罚莫过如此:给他自由,让他在社会上逍游,却又视之如无物,完全不给他丝毫的关注。当他出现时,其他的人甚至都不愿稍稍侧身示意;当他讲话时,无人回应,也无人在意他的任何举止。如果我们周围每一个人见到我们时都视若无睹,根本就忽略我们的存在,要不了多久,我们心里就会充满愤怒,我们就能感觉到一种强烈而又莫名的绝望,相对于这种折磨,残酷的体罚将变成一种解脱。”
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1759）中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到底为了什么呢？所有这些贪婪和欲望,所有这些对财富、权力和名声的追求,其目的到底何在呢？难道是为了满足自然的需求？如果是这样,最底层的劳动者的收入也足以满足人的自然需求。那么人类的一切被称为‘改善生存状况’的伟大目的的价值何在？”
“被他人注意、被他人关怀,得到他人的同情、赞美和支持,这就是我们想要从一切行为中得到的价值。富有的人忘情于财富,是因为财富能够自然而然地为他吸引世界的目光。穷人则完全相反,他们以贫穷为耻。他们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世界的目光之外。一旦感到自己被世界所忽略,人类天性中最强烈的欲望将必然难以得到满足。穷人进出家门都不为人所注意,即使在闹市,他也会像独处在家一样默默无闻。而名流显贵们则不然,他们一直为世界所瞩目。所有的人都渴望能够一睹尊颜。他们的行为成为公众关心的对象。他们的片言只语、举手投足都不会被人忽略。”
人为什么要追求显耀的身份？对此问题的回答几成共识:要言之,无非是祈财、求名和扩大影响。
然而,有一个显然不为权势规则所关注的字眼却能更准确地表述我们心中的渴慕,那就是"爱"。衣食一旦无忧,累积的财物、掌控的权力就不再是我们在社会等级中追求成功的关键要素,我们开始在意的其实是显耀的身份为我们赢得的"爱"。金钱、名声和影响只能视为"爱"的表征——或者是获取爱的途径——而非终极目标。

第一章

只要不觉得羞辱,人完全可以长期过着艰苦的生活而毫无怨言,如士兵和探险家们,他们愿意过着一种极其艰苦简陋的生活,其物质之匮乏远甚于现今社会上那些最窘困的群体,然而,他们能熬过一切的苦难。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他们清楚自己受到他人的尊重。

同样,由显耀的身份所带来的东西也不仅仅局限在财富上。一些非常富足的人仍孜孜以求地聚敛财富,尽管他们所拥有的已足够供其后五代人挥霍之用。如果我们坚持以理性的财务视点来分析他们,也许会对他们的狂热感到难以理解,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在积累财富的同时,他们其实也在赢取他人的尊重,我们就不会奇怪了。很少有人只是一味地追求高雅情趣,也很少有人只是耽溺于奢华享乐,但我们每个人都渴求一种生存的尊严。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如果未来社会是凭着积攒小小的塑料圆片（而非金钱）来获取他人的爱,那么,要不了多久,这种我们现在看来毫无价值的小玩意就会成为所有人追求和渴望的焦点。

他人对我们的关注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原因便在于人类对自身价值的判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自我感觉和自我认同完全受制于周围的人对我们的评价。如果我们讲出的笑话让他们开怀,我们就对自己逗笑的能力充满自信;如果我们受到他人的赞扬,我们就会对自己的优点开始留意。反之,如果我们进了一间屋子,人们甚至不屑于瞥上我们一眼,或者当我们告诉他们我们的职业时,他们马上表现出不耐烦,我们很可能会对自己产生怀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当然,在一个理想世界中,我们可能更坚强一些。我们会固守自己的底线,不管别人是否在意我们,也不会顾虑别人的臧否。可能有人曲意奉承我们,但我们并不因此而自鸣得意;同样,只要我们对自身有清醒的认识,清楚自身价值之所在,他人不公允的看待也不会伤及我们,因为我们清楚自己的地位和境遇。然而,我们对自己特性和品质的认识总是在一些相互矛盾的评价中飘忽不定。一会儿觉得自己聪明机巧、幽默风趣、一言九鼎,一会儿又觉得自己蠢笨如牛、了无情趣、一钱不值,在这种摇摆无定的情状下,我们对自身价值的判断完全受制于社会的态度——若得褒扬,我们就会感觉良好;反之,则痛不欲生。仿佛我们对他人的情感负有亏欠似的。
我们的"自我"或自我认知可以用一只漏气的气球来作比方——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他人的爱（对于气球而言,便是源源不断的氦气）来填充自己的内心,而经不起哪怕是针尖麦芒大的刺伤。我们的情绪变得难以理喻,一会儿因他人的褒扬而开心,一会儿为他人的漠视而伤怀。同事的一句心不在焉的问候,几通没有应答的电话就可能使我们闷闷不乐;而如果有人记住了我们的名字,或送来一只果篮,我们又会觉得生活满洒阳光,人生何等惬意！

第二章

未成年时,没人在意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无条件地受人宠爱。我们可以吃得打饱嗝而毋须顾忌,可以狂喊大叫而不顾他人感受,也可以不挣一分钱,不交一位有权有势的朋友,但是,我们还是周围的人关注的中心。
一旦成年了,就意味着我们得在这满是势利鬼和冰冷面孔的世间争取一个位置,这些人的影响是使我们产生身份焦虑的关键所在。尽管也有朋友和爱人承诺说永不抛弃我们——即便在我们破产和名誉扫地之时,他们也会和我们共同度过（有时候我们会真的相信他们）——现实却相当残酷:我们身边多的是势利小人,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他们势利的眼神下生活。
势利者关注的只是他人的声望和成就。一旦他相熟的人的声望和成就有所改变,这些势利者很可能闻风而动,重新排定他所谓最亲近的朋友,从而上演一出出悲喜剧。
深藏在我们内心的害怕其实才是势利产生的惟一根源,看清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能对势利有清楚的认识。对那些对自己的地位非常有把握的人来说,他们没有心思去把成心矮化他人当作某种消遣。傲慢的背后藏着的无非就是恐惧。由于总是感觉自己不如别人,因此才要想方设法让别人觉得他不如自己。
这种害怕还能世代相传。同人类所有的陋习一样,势利者也是代代相承。上一辈的人定会向下一代灌输低下的社会地位就是一种悲剧的观念,使下一辈不可能在感情上轻易摆脱低下的身份就意味着平庸,高尚的身份就意味着卓越的思维定势。
然而,单凭个体的力量很难挣脱势利的桎梏,因为势利的病征是群体性的。年轻一代开始也许会对势利反感,但这还不足以将人类从势利的桎梏中解救出来。因为这很可能使他们渴望博得那些轻看他们的上层阶级的好感,因而也变得势利起来（我们可以不喜欢某些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想讨得他们的欢心）。由此可见,杰出阶层的势利观念足以影响整个社会,使所有的人为了赢取别人的爱和认可而开始热衷于那些他们原本毫无兴趣的所谓追求。
我们也许会对买下这样一件家具的人极尽揶揄之能事,然而在我们嘲笑他们之前,我们其实应该设身处地,以更宽广的视野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厂商要生产这样的家具？又为什么有人要买这样的家具？这样,我们也许不再拿这些买主打趣,因为该责备的正是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是我们的社会预设了这样一种规范,让我们每个人都从心理上相信买下这样的橱柜是必要且值得的,因为这种过分雕琢、近乎怪诞的摆设能赢来别人的敬意。人们追求奢华,与其说是出于贪欲,倒不如说是源于一种情感上挥之不去的心结。往往是那些担心被人看不起的人,为了使自己不会显得太过寒碜,才会添置这样一件特别的家具,藉此传出一种信息:我也应该得到尊重！
在势利社会里,如果一个身份低贱的人所遭受的痛苦,在物质层面表现为贫困的话,那么被人忽略、受人白眼则是这些缺乏重要身份标志的人们在精神层面上所遭受的痛苦。
我们所期待的远超出我们祖先们的想象,但我们付出的代价则是永远都挥之不去的焦虑——我们永远都不能安于现状,永远都有尚未企及的梦想。
卢梭的主要论点基于对财富的阐释。他认为,财富并不代表占有物的多少,而是拥有多少我们渴望得到的东西。它是相对的,相对于人们的欲望。任何时候,不管我们占有的财物多么丰富,只要我们还在追求某种我们不可能得到的东西,我们就谈不上富有;相反,如果我们总是满足于我们现时的拥有,不管我们实际占有的东西多么匮乏,我们是富有的。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坚信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这一信念也就成为了人类最为重要的精神资产,成为人们面对苦难时的精神支柱。然而现代的社会观念使得人们充满渴望和期盼,也无情地改变了先前人们所固守的人生来就是受苦的理念。

一旦人们觉得来世不过是一种臆想,或者从科学的角度把来世视为一种并不存在的精神鸦片,这时,追求现世成功和实现切近人生理想的压力就会无时无处不在,这使他们躁动不已,因为他们清楚人生苦短,任何的机会都可能稍纵即逝。现世的一切不再视为永恒世界的一段序曲,相反,现世的成功就是人生的一切。

一个人若对来世的可能丧失信念,在希望受挫后他遭受的打击可能会更大。那些相信现世的一切只是永生世界的短暂序曲的人可能觉得他人在现世的成功不过是永恒世界中一现的昙花,因而不易心生妒嫉。
“减少对自身的期望会使人有如释重负的快意,这同实现自己的期望一样,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倘若一个人在某个方面一无是处,而自己仍处之泰然,这将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轻松。如果有一天我们决定不必费心去减肥,也不再为青春难驻而烦忧,我们的生活该有多愉快呀！我们会说:‘谢天谢地,那些不切实际的念头终于都见鬼去了！’我们给自己增多一份期望,就是增多一份负担,虽然这也可能给自己增多一份自豪。”
直到18世纪,几乎在所有西方国家,实施的还是森严的等级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之下,除极少数例外情况,社会个体几无改变自己身份和地位的可能。这种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和约翰·福蒂斯丘所高度颂扬的社会制度,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显然是极端不公正的,但它却让那些社会底层的人们有了一种自在和自由:他们不必将自己同社会中其他的人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比照,因而,在心理上他们并没有感到自己严重缺乏社会身份,也没有如今底层人们那种强烈的一无所有和一无是处的焦虑。

当然,托克维尔非常清楚贵族统治制度的局限性,他并非想要回复到1776或1789年前的社会里。他看到了西方现代社会里广大民众的生活远胜于中世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然而,他也指出中世纪底层的民众却享有一种精神的宁静,这是现代的人们永远无法得到的。

1651年,托马斯·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中指出,个体的存在先于社会的出现。个体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加入社会组织中,他们放弃自己的一些自由和权利,来换取社会的保护。
18、19世纪政治和消费生产的巨大进步尽管极大程度上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但同时也为人类心理造成了难言苦痛,因为同社会体制和生产进步一起伴生的还有一种全新的理想——每个人都深信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深信自己有足够的实力去实现自己的任何理想。

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主导观念却同这种新的人人平等的思想完全相左: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才是正常;随遇而安,知足常乐才算明智。绝大多数的人深知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只能接受剥削,而且逆来顺受,只有极少数的人渴望财富和实现自己的抱负。
在《人性论》（1739）中,戴维·休谟这样写道:“产生这种妒忌的不是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远远不成比例,反而是我们的互相接近。一个普通的士兵对他的将领不如对军曹或班长那样妒忌,一个卓越的作家遭不到一般平庸的小文人的多大妒忌,而却遭到和他地位相近的作家的妒忌。的确,人们也许会以为越是不成比例,则在比较之下所感到的不快必然越大。但是我们可以在另一方面考虑,远远的不成比例,就切断了关系,或者使我们根本不与我们距离很远的人物比较,或者就减弱了比较的效果。”

我们每天都会经验到许多不平等的对待,但我们并不会因此而妒恨每一个比我们优越的人,这就是嫉妒的特别之处。有些人的生活胜过我们千倍万倍,但我们能心安无事;而另一些人一丁点的成功却能让我们耿耿于怀,寝食不安。我们妒嫉的只是和我们处在同一层次的人,即我们的比照群体。世上最难忍受的大概就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比我们成功。

第三章

乔治·奥威尔在他的《狮子和独角兽》（1941）一书中也记下了物质进步的各个方面:“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公民现在都一样能使用便捷平坦的道路,享用清洁无菌的水,受到警察的保护,免费使用图书馆,还很有可能得到免费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穷人能和富人阅读同样的书籍,观看同样的电影,收听同样的节目。因为是大批量的生产,服装不再昂贵,再加上居住条件的改善,穷人和富人在生活方面的差异日渐缩小。要想寻找英国未来的雏形,你只需在那些轻工业区和公路沿线遛达一圈就可以了。不管是在斯劳、达格纳姆、巴尼特,还是在莱奇沃思、海斯,事实上,在任何大城市的郊区,你都能发现旧的生活模式已经日渐为新的模式所替代。在那些由玻璃和砖石砌成的新型城区里,人们的生活已然缺乏文化上的情趣。人们变得浮躁不定,和他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无非是听装食品、宣传海报、收音机和内燃机等等。”
令人奇怪的是,人类物质方面的实际拥有极大地丰富了,随之而来的竟然是一种挥之不去且愈显强烈的"一无所有"的感觉,以及对这种感觉的恐惧！同那些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地上辛勤耕作却对岁尾收成毫无把握的祖先比起来,现在的生活富有且充满机遇的这些欧洲后裔们对身份的焦虑、对所有之物的担忧远甚于他们的祖先。
如果考虑到人们对"怎样才算足够的"判断标准中隐含的心理情愫,他们这种对"一无所有"的忧虑就并不奇怪了。我们从来就不会孤立地形成我们对事物（如财富和社会尊重）的相应期待,我们的判断必然有一个参照群体——那些我们认为和自己差不多的人。只有同他们比较,我们才能确定我们合适的期待视野。我们不可能孤立地欣赏自己拥有的东西,也不可能通过与中世纪祖先进行比较来衡量我们现在的拥有。同样,我们也不可能仅仅因为自己身处一个繁荣富足的历史时期而沾沾自喜。只有当我们所拥有的同儿时的朋友、现在的同事、我们看作朋友的人,以及在公众领域与我们身份相当的人一样多,甚至还要略多一些时,我们才会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即使我们所拥有的只是一间透风漏雨、周围环境极差的小屋子,但只要我们清楚和自己层次相当的人的生活情形也大致如此,这时,虽然我们也了解另外一个残酷的事实,即社会中的贵族住在规模宏大的庄园里,房间还有暖气供应,我们还是能认命并接受这一现实,对自身的处境亦无太多的哀怨。我们当然会觉得自己是不幸的,但这还不足以成为滋生妒嫉的温床。如果我们有了一个融乐的家庭,一份舒适的工作,但我们在一次同学聚会上发现一些老同学（再也没有任何群体比旧时的同学更堪为比照群体了）住的房子比我们大,工作更优裕,我们回家后反倒更容易生发强烈的不幸感。如果我们的比照群体比我们更加优越,更有成就,我们感到自己原本应该取得更大的成就,从而,焦虑,甚至愤恨会接踵而来。

我们每天都会经验到许多不平等的对待,但我们并不会因此而妒恨每一个比我们优越的人,这就是嫉妒的特别之处。有些人的生活胜过我们千倍万倍,但我们能心安无事;而另一些人一丁点的成功却能让我们耿耿于怀,寝食不安。我们妒嫉的只是和我们处在同一层次的人,即我们的比照群体。世上最难忍受的大概就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比我们成功。

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主导观念却同这种新的人人平等的思想完全相左: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才是正常;随遇而安,知足常乐才算明智。绝大多数的人深知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只能接受剥削,而且逆来顺受,只有极少数的人渴望财富和实现自己的抱负。
尽管基督教教义也宣扬平等的观念,但基督教政治理论家几乎都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了使上帝的信徒能公平地享用世间的财富,我们是否可以对世间的社会等级结构做些改革和调整？是的,在上帝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在尘世就可以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由皇室和贵族统治的国家尽管有其缺点,但在那样的社会里也有一些乐趣是现代人很难想见的。由于从没有构想过另一种社会形式,每个人仅仅了解自己的身份,而从来没有想过还会有可能改变自己的身份,所以他们绝不会产生和自己的上级或主人平起平坐的期望,因而那时的人们不会对自己的权利有任何怀疑。对他们的艰苦境遇,既无敌对反感之情绪,也无堕落蒙羞之心态,因为他们相信一切都是天定,他们只能接受。农奴的地位非常低下,但他们把自己的命运视为自然的法则。正因为如此,尽管不同阶层人民之间的命运如此迥异,但各个阶层之间并无恶意。你可以在这个社会看到很多的不平等,但你不会看到人们的心灵会因此而蒙羞。”
但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拆去了所有束缚人们梦想的樊篱。一个人也许生活拮据,在物质方面远不如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从理论上觉得他和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托克维尔写道:"在美国,我遇到的每一个人,不管多么穷困潦倒,他们眼里都写满希望,同时心里无不对富人们的安逸舒适心生妒嫉。"贫穷的国民打量着邻近街区里的富人们,坚信有一天自己也会过上富人们的生活。当然,他们的梦想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因为确有不少出身寒门的美国人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尽管如此,例外并不代表普遍情况,美国仍然有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同先前的贵族统治制度下的穷人不同,美国底层的人把他们差强人意的生活现状归咎于期望的泡汤或理想的受阻。
以仆人对主人的态度为基点,托克维尔认为,民主社会与贵族社会对贫穷的看法大相径庭。在贵族社会里,底层的仆人能泰然地接受他们的命运,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他们能"愉快地生活,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同时也不失自尊"。然而,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有的只是报刊和社会舆论没完没了的鼓噪,让每个生活在底层的人都相信他们总有机会攀上社会金字塔的塔尖,有机会成为实业家、大法官、科学家,甚至是总统。这种无限机遇的论调在一开始也许能给人一种盲目的乐观,对那些底层的年轻人尤甚。但在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最优秀的幸运儿才有机会脱颖而出,实现他们的梦想;而多数的人,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他们并不能改变自己的身份,正如托克维尔所言,他们会转而变得意志消沉,内心极度痛楚,并轻贱自己,同时也憎恶自己的顶头上司们。
直到18世纪,几乎在所有西方国家,实施的还是森严的等级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之下,除极少数例外情况,社会个体几无改变自己身份和地位的可能。这种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和约翰·福蒂斯丘所高度颂扬的社会制度,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显然是极端不公正的,但它却让那些社会底层的人们有了一种自在和自由:他们不必将自己同社会中其他的人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比照,因而,在心理上他们并没有感到自己严重缺乏社会身份,也没有如今底层人们那种强烈的一无所有和一无是处的焦虑。
在托克维尔对美国进行考察数十年后,对这个问题予以关注的是一个美国人——威廉·詹姆斯。他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这种因社会使每一成员产生无限期望而带来的困扰。

詹姆斯认为,对自己感到满意,并不要求我们在任何领域都取得成功。失败并非任何时候都会给我们带来羞辱,只有某件事情我们不仅尽力而为了,而且在一开始就觉得此事关涉我们的自尊和成就感,结果却还是做砸了,这时我们才会觉得羞愧。因此我们对自己设定的目标决定了我们对成功和失败的解读。詹姆斯,这位哈佛的心理学教授,曾经期望自己成为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理想,他会觉得自己颜面顿失。因此,他承认自己必定会妒嫉那些在心理学方面比自己更有研究的人,并感到羞愧。然而,如果有人能翻译整部《会饮篇》,而他费尽心思甚至还弄不明白该书的起首几行文句,对此,他倒不会有什么不自在,因为他从未立志学习古希腊文字。

詹姆斯认为:对于我们未曾想去尝试的事情,就不可用成败来衡量;既无失败,何来羞辱？
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对自身的期望变得更高了。阿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思,英国《每日邮报》的创办者,在1896年报纸首发仪式上坦率地告诉民众,他心目中的理想读者就是那些虽然现在"年收入只有100英镑",心里却梦想着"来年能有1000英镑进账的人"。与此同时,在美国则有《妇女家庭杂志》（1883年创刊）、《大都市》（1886年创刊）、《芒赛》（1889年创刊）以及《时尚》（1892年创刊）等刊物杂志将各种奢华的生活推至读者眼前。例如,19世纪末的美国《时尚》杂志告诉读者的信息不外乎如下:美洲杯赛过后,有哪些人上了约翰·雅各布·阿斯特的诺马哈游艇狂欢,寄宿学校里最时尚的女孩正如何穿戴打扮,纽波特和南安普敦谁在筹办最棒的舞会,还有正餐的鱼子酱应该和什么配在一起（土豆和酸奶油）。

此外,电台广播和影视资讯也使人们越来越有可能了解上流社会的生活情况,并和上流阶层攀上一定的关系。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每周耗在电影院的时间高达1.5亿小时,至于收听广播的时间更是高达10亿小时。1946年还只有0.02%的美国家庭拥有电视机,而这一比例到2000年已经攀至98%。

这些新的媒介所传达的内容和信息助长了人们对生活的渴望,而穿插在节目之间的广告更是推波助澜。
诚然,现代社会前所未有地提高了我们的收入,至少使我们看起来更为富有。实际上,现代社会给人们真实的感受却是使我们愈来愈感觉到贫穷。现代社会激发了人们无限的期望,在我们想要得到的和能够得到的东西之间、在我们实际的地位和我们理想的地位之间造成了永远无法填补的鸿沟。我们可能比原始社会里的野人更觉得一无所有——诚如卢梭所言（他的论断在此达到了最令人难以信服的地步）,原始的野人只要有一块屋顶遮住他们头顶的天,几只苹果和坚果填饱了他们的肚子,在晚上拨弄"某些粗糙的乐器"来聊以自慰,或"用石斧做渔船"来消磨时光,他们心中的满足就无以复加了。
卢梭对现代人和野蛮人之间幸福程度的比较使我们很自然联想到詹姆斯所说的期望对幸福的决定作用。也许我们拥有的不多,但由于期望的减少我们能知足常乐;反之,现代社会鼓励人们追求一切,尽管我们已经非常富有,我们却终日焦虑多愁。
卢梭所言的野人可谓是衣不遮体,一无所有。但同现代社会中住在"泰姬陵"里的人相比,他们至少能够享受因渴求很少而导致的极大的富裕。

第四章

就物质层面看,在社会等级中位居低层,此般境遇少有快乐可言。但从精神层面看就不尽然,低层的人不一定总得无时无地苦不堪言。在很大程度上,贫困对自尊的影响取决于周围的人对贫穷的理解和看法。
“有一次我和这样一个资产者在曼彻斯特街上走,和他谈到工人区的恶劣的不合卫生的建筑体系,谈到这些地区的可怕的居住条件,我说我还没有看到过比曼彻斯特建筑得更坏的城市。他静静地听完这一切,在走到拐角上和我告别的时候,他说:‘但是在这里到底可以赚很多钱。再见,先生！’英国资产者对自己的工人是否挨饿,是毫不在乎的,只要他自己能赚钱就行。一切生活关系都以能否赚钱来衡量,凡是不赚钱的都是蠢事,都不切实际,都是幻想。”
19世纪40年代曼彻斯特贫民窟的生活也许谈不上愉快,但如果生活在这里的穷困工人阶级了解到是他们雇主贪婪和残忍,是资本主义制度无处不在的贪污和腐化造成了他们眼下的困境（而且这种社会制度不可能凭他们个人的力量得到改变）,那么,这些工人们至少能获得一种道义上的优越感,而不致因自己艰难的生活现状而觉羞愧。
从公元30年到1989年,上述的三个故事通过各自不同的方式为身份低下的人们提供了精神上的慰藉。当然,诸如此类的故事还有很多,但这三个是最有说服力,也为最多的人所信奉。它们向世上不幸的穷人传达了三个观念:其一,他们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理应赢得尊重;其二,在上帝看来,世间的地位并不代表任何的道德意义;其三,从任何层面看,富人都不值得尊敬,他们冷酷无耻,而且终归在即将到来的无产者正义的革命风暴中灭亡。
如同旧的贵族阶层一样,新的精英论者一方面允许社会财富的分配存在极大的不均,但另一方面,同激进的平等主义者一样,坚持要求每个人在人生或事业起始之时必须完全平等。精英制度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能接受同样的教育,而后又有同等的工作机会,那么,日后即便出现了收入不均衡或声望不平等,也完全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些不平等基本是人们智识和才干的差异造成的。所以,社会财富无须均分;一些人享有特权,是他们智识超人的结果,而一些人可能吃尽苦头,也只能自怨自艾,怪不得他人。
人们开始更倾向于认同这样的观念,即人的才识往往能影响或决定他在社会上的地位,这种认同反过来赋予了金钱一种新的道德涵义。过去,社会上的财富是依据血亲关联世代相袭,金钱的涵义自然只是昭示某人有幸而生于富贵之家,因而,人们自然也不会将金钱视为一个人智识和才能的指标。但在精英社会里,一个人如果没有相当的才干,他不可能有一份高声望、高薪酬的职位。故而财富成为一个人良好秉性的象征:富人不仅富有,而且就是比别人优秀。
对那些身份低微的人,这个故事不可避免地存在负面影响。既然成功者理应成功,那么失败者就理应失败。因此,在精英崇拜制度下人们致富无可厚非,同理,人们挨穷也不是没有缘由。正因为如此,一个人身份低微,其境遇固然令人同情,但一切也是咎由自取。
在过去,贵族阶层多是世袭其家族的钱财和庄园,而今精英统治的经济体系下的富裕阶层凭借的却是自己的个人奋斗,因此,他们的致富能够体现个人的价值,这是先前的贵族阶层从未体验过的。但另一方面,现今穷窘的底层民众也多了一份羞辱感,这也有别于先前的农夫们:先前的农夫们由于被剥夺了生活中的任何机会,因此他们幸运地无需为自己的境况感到羞辱。
在新的精英崇拜制度的年代,那些未获成功者要（对自己或别人）回答,为什么他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优秀、聪明和有能力的,却仍然那么贫困,变得更为棘手和痛苦。
因为经济的精英崇拜制度的兴起,在世界不少地区,穷人已不再是不幸的人、需要慈善救济且让富人怀有负罪感的人,而变成了人生的失败者、让那些凭着积极心态自我进取的精英阶层所不齿的人。富人们已然不再因为他们奢华的生活而觉得羞愧,也不会对曾经和他们同伍、而今已被他们远抛身后的穷人们施与同情。
对于社会财富分配背后的正当理据,19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表述应该是最为直露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一个社会的资源,即金钱、工作和荣誉等都相当有限;要获取这些资源,就必然有一番争斗。在这场争斗中,他们认为,社会里的所有人从一开始都是公平的。然而,争斗的结果却因人而异。一些人天性卓异,在这场争斗中占尽上风,他们并无任何不平等的优势,也不是凭什么运气。从道义上看,富人似乎形象不佳,但从自然进化的角度看,富人却远远胜出穷人,情形甚至令人生畏。富人强劲有力,他们的基因比穷人刚健,他们的思维之敏捷亦远过常人,从生物理论的角度看来,富人是人类丛林中的老虎。在19世纪这种生物理论异军突起,人人奉为圭臬,它认为富人应该富有,穷人应该贫穷。
更有甚者,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穷人窘促之境遇和早亡对整个社会不无裨益,政府理应顺其自然,而不可试图帮助穷人改变现状。他们坦言,弱者是大自然的劣质产品,最好的方式就是在他们成人之前任其死亡,这样他们才不致生儿育女,进而降低整个人类的素质。动物世界把身体畸形的动物抛弃的做法同样适用于人类。因而,一个人最大的善举不是去同情并接济社会中的孱弱者,而是要任这些孱弱者自生自灭。
英国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赫伯特·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1851）一书中认为行善的理念从根本上违背了生物学的规律。他指出:“让孤儿、寡妇艰难度日或贫寒致死似乎是一种残忍的行为,然而,如果从整个人类的利益出发,而不是孤立地来看,这种任劣者汰灭的做法,同那种让那些因父母残病而先天病弱且鲜能存活的婴儿及早弃世的做法一样,又何尝不是一种善行……社会的自然法则从来就是淘洗剔除那些病残、智障或胸无大志、毫无主见、缺乏信仰的成员。人,如果生而健全,他就一定能适应社会,生存下来,而且理应生存下来;反之,如果他生来就不健全,就不能生存于世,而且最好死去。”
当时,主宰着美国商界和报界的差不多都是些白手起家的精英阶层。这些社会新宠对斯宾塞的观点趋之若鹜,因为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显然是一种科学利器,有助于精英们还击工会组织、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对他们的指责,进而减轻他们在经济方面的损失。1882年,斯宾塞在美国四处演说,得到商界巨头们极力捧场,可谓风光无限。斯宾塞则投桃报李,每每把这些商界精英们抬捧为"人类丛林中的老虎";他们没有任何行善的义务,对社会中弱势阶层悲惨的境遇,他们无须自疚。
还有不少人,尽管不是斯宾塞的追随者,他们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个主要观点却感同身受,那就是为穷人提供福利是没有必要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既然每个人都有能力通过个人奋斗取得成功,那么,为社会底层提供福利的政治行为岂不是鼓励他们不思进取,安于现状？
苏格兰学者塞缪尔·斯迈尔斯在其著述《自助》（1859）中勉励底层的年轻人要为自己定下较高的生活目标,提升自己的教育程度,花钱得有计划,同时,在自我奋斗的路上应该抵制可能会施以援手的政府。他写道:“政府给予人民的任何福利都会减少人民自我奋斗的必要性,同时也打击了他们自我奋斗的积极性。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我们一直过高地估计了立法的作用。事实上,任何一种法律,不论它如何苛严,都不可能使懒惰者变得勤劳,使挥霍者变得节俭,也不可能使酒鬼变得清醒起来。”
贫穷本身就是一种痛苦,而在精英崇拜的社会里,贫穷更是一种羞辱。

第五章

在传统社会里,要获得上层身份异常困难,但值得欣慰的是,上层身份一旦获得,就不易丧失。要想使一个贵族不再成为贵族,其难度不亚于使一个下层民众不再成为下层民众,虽然两者地位悬殊,但情形相通。决定因素在于家庭出身,而不在于一生中通过发挥才智获得了何种成就。关键在于你是谁,而不在于你做了什么。
现代社会的主要欲望却使这一情形完全颠倒过来,废除世袭的特权身份和天生的下层身份,从而使社会身份完全取决于个人成就——主要指经济方面的成就。社会身份现在很少取决于恒定不变的世袭头衔,而往往取决于一个人在发展迅速、变化莫测的经济体系中的表现。
由于经济体系的性质,获取社会身份的奋斗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那就是不确定性。我们对未来的思考总基于各种忧虑:可能被同事或竞争者打败,可能缺乏实现既定目标的能力,或可能在市场的浪潮中迷失方向、误入歧途——这一切失败可能因同行的成功而变得更加糟糕。

焦虑是当代欲望的伴随产物,因为生计与名誉均受至少5种无法预测的因素的制约,这5种因素构成5个原因,可以用来解释如下问题,即:我们在等级社会里为何无法稳妥地获得或持有一个自己渴望的位置。

1．受变幻无常的才能的制约

如果我们的身份取决于我们的成就,那么人们普遍认为,成功所需的就是才能以及——当心灵的宁静上升到重要位置时——对才能的可靠把握。但在多数活动中,才能并不能供我们随意支配。它可以在一阵时间出现,然后径自消失,丢下一个烂摊子。我们不能随意召唤我们身上最优秀的品质。我们远远不能拥有自己偶尔展现的才华,我们的成就大多好像来自于某种外界力量所施的恩惠,而这种外界力量的出现与消失决定了我们的生活轨迹和达成目标的能力。
古希腊人通过塑造缪斯女神,创造了一种极为深刻的形象,来表现我们与才能之间的痛苦而多变的关系。根据希腊神话,总共有9位缪斯女神,每个女神执掌某种才能,并随机将其赋予世人。这9位女神分别负责史诗、历史、情诗、音乐、悲剧、圣歌、舞蹈、喜剧和天文。这些领域的任何胜利者都谨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才能并非他们自己真正所有,只要这些敏感的女神们改变了主意,她们就可能在举手投足之间把这些才能悄悄地收回。
虽然希腊女神活动的领域很难说就是反映了当前人们的关注对象,但这种神话观念依然在揭示着一个深刻的道理:我们很难对成功所需的能力进行把握,因而我们在与未来相关的事务中被迫处于一种屈从和焦虑的状态中。

2．受运气的制约

把自己的身份建立在偶然因素之上固然令人恐慌,但在一个以理性控制为主要特征的世界里,几乎不能用"坏运气"对失败提供可信的辩解,生活在其中恐怕要更加困难。

3．受雇主的制约

因为另一种可能性的存在,我们生活状态的不可预测性变得更加糟糕,那就是我们的身份不得不受雇主优先的制约。
《三英亩地与自由》表达了一种思想,这一思想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欧美思潮中不断为人提及:要想过上幸福生活,一个人就应该努力逃脱对雇主的依赖而直接以自己的节奏、为自己的幸福工作。
作为一个雇员,其痛苦不仅来自于对不能被长期雇佣的担心,而且来自于各种工作模式和运作机制所产生的羞辱感。几乎任何机构都具有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其中最底层的广大员工受制于上层的管理人员,谁将受到奖励,谁将受到处罚,变成了工作中最令人压抑的问题之一。和其他各种焦虑一样,这种焦虑也源于不确定性。因为在多数领域中,对成绩很难进行准确评估,因此升迁之路或贬谪之途具有明显的偶然性。各种机构的金字塔中,成功爬到顶端的并不一定是工作中的佼佼者,却往往是那些精通权术之人,而权术在文明生活中很难得以传授。
“如果你在做一些重要事情,你必须隐藏失败,而夸大成绩。这虽然有欺骗之嫌,但既然你的命运经常取决于他人的观点,而并不取决于事实,因此给别人留下一切进展顺利的印象很有必要。”——圭恰尔迪尼
“被人害怕远比被人爱戴安全。爱戴受感恩纽带的维系,但因为人总是极端自私,因此只要人们一有利己的机会,就会打破这种纽带。但害怕建立在对惩罚的恐惧上,而对惩罚的恐惧则是永远有效的。”——马基雅弗利
“既然大多数人既非十分善良又非极其智慧,因此与他人相处应该更多地依赖严厉,而非仁慈。”——圭恰尔迪尼

4．受雇主盈利原则的制约

雇佣工作的稳定可靠性不仅依赖于机构中的权术运作,而且依赖于公司在市场上保持盈利的能力,然而任何生产商都很难长期保持有竞争力的地位和价格上的优势。残酷的竞争会给很多员工带来焦虑感,如同站立于一块正在融化的浮冰上,因为公司提高盈利率的最有效、最快速的途径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大幅度地裁员。
背负财政压力的公司往往会解雇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员工,而雇佣来自偏远的、低收入国家的员工。它们也可能会与竞争对手合并来提高盈利率,在此过程中可以裁掉因员工合并而形成的富余人员。
企业必须不断地为市场提供更新更好的产品,而员工也随时为企业的这种压力所能导致的结果忧心忡忡。在历史的长河中,物品和服务的生命周期曾经比提供和消费它们的人类的生命周期更为长久。在日本,和服和武士外套在400年间保持不变。在中国,18世纪的人的穿着打扮和他们16世纪的祖先并无二致。在北欧的1300至1660年之间,耕犁的样式没有发生过变化——这种稳定性肯定能够赋予技工和工人一种安全感,他们会觉得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在他们的一生中不会有任何的改变。但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产品的生命周期急剧缩短,从而破坏了工人认为自己从事的行业会保持长期稳定的心理。
新产品和新的服务方式的出现所导致的旧产品和旧的服务方式的急骤衰落在各个经济领域中司空见惯:铁路发明之后运河的衰落,喷气引擎发明之后客轮的衰落,汽车发明之后马匹作为运载工具的衰落,个人电脑出现后打字机的衰落等等。

5．受全球经济发展规律的制约

公司和其员工的生存受到经济整体发展规律的威胁。
持续的焦虑绝非歇斯底里的体现,而是对经济环境的现实威胁所做出的真实反应。
如果失败的想法使我们痛苦,那是因为成功是惟一可以使这个世界给予我们其友好的可靠因素。家庭纽带、朋友之情或两性相悦可能有时候会使物质方面的动力变得无关紧要,但如果一个人依赖这些货币来寻求对自己需求的稳定满足,那么他不仅过于乐观,而且有欠审慎。人类除非具有强有力的理由,否则不会轻易喜笑颜开。
这些感情反应向我们指出,在获得身份的领域中并存着两种需求:其一为经济需求,它要求企业的首要任务就是赚钱。其二为人性需求,它使员工追求经济的安全、他人的尊敬和对职位的保有。
虽然这两种需求可能长期共存,而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冲突,但任何依赖工资的工人都无法在其生活中摆脱持久的焦虑,因为他们明白,只要这两者遇到冲突、需要从中选择时,根据商业运行的逻辑本身,胜出的一方永远都是经济需求。
至少在发达国家,劳资之间的冲突不再像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那样表现得赤裸裸。然而,不管工作条件和劳动立法有多完善,工人始终是经济程序中的工具而已,在这个程序中,工人自己的幸福和经济上的富裕其实是次要的。不管老板和工人之间发展出何等深厚的同志情谊,也不管员工表现得有多么好,对工作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兢兢业业,工人时刻明白,同时也时刻在焦虑他们的身份并不能得到保证——他们的身份不仅取决于自己的工作表现,也取决于单位的经济状况;他们仅仅是生产利润的工具,而永远不会像他们在感情层面上矢志以求的那样,以他们自己的需求为归宿。
如果雇佣关系的这种不稳定性意义重大,那么绝不仅仅是出于金钱的原因。让我们回到前面提到的主题,这种不稳定性对工人的重要意义也缘于对爱的需求,因为工作是决定我们所能获得尊敬和关怀多寡的最关键因素。我们对从事什么行业这样一个问题——通常是与他人第一次接触时被问及的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将决定我们被他人所接受的程度。
但不幸的是,我们很少能够有把握拥有提供一个较高水平回答的能力。我们对此问题的回答取决于经济学家笔下的曲线图的沟沟壑壑、市场上的勾心斗角、运气和灵感的反复无常——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对爱的需求保持稳定不变,且丝毫不亚于孩提时代;因而在我们的需求和世界的不确定条件之间产生了一种不平衡,而这种不确定性构成了我们身份焦虑的第五个关键原因。

第二部分　解决方法

第一章

决斗现象体现了人们严重缺乏一种信心,那就是认为自己的身份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自己能够对它进行决定,无需随他人评价的转变而做出调整。对决斗者而言,他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是能够帮助他建立他在自己心目中形象的惟一因素。如果周围的人认为他邪恶或卑鄙,认为他是一个胆小鬼或一个失败者,一个蠢蛋或一个女人气的男人,那么他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也变得无法接受。由于他的自我形象严重依赖他人的观点,因此他宁可死于枪弹或刀伤,也不能允许不利于他的想法在公众心目中继续存在。
整个社会把维护身份,或更确切地说,维护"尊严"变成了每一个成年男性的首要任务。在传统的希腊村镇社会中,尊严叫做"tīmē";在穆斯林社会中,尊严叫做"sharaf";在印度社会中,尊严叫做"izzat"——在上述任何一种社会中,人们都认为尊严需要通过暴力才能得以维护。在传统的西班牙社会,一个honra男人必须健壮勇猛、长于床笫之欢,婚前善于在女人之间厮混,婚后保持忠贞不贰,并能够挣下足够的钱来养家,对妻子有足够的权威,能够保证她不会跟别人说一些调情的言辞或跟其他男人睡到一起。对尊严的玷污不仅源于他自己对原则的违反,而且也源于他没有以足够的暴力去应对来自他人的injuria。如果一个人在市场上被人当面羞辱,或在大街上被人满怀恶意地瞪了一眼,只要他没有向对方提出决斗的挑战,那么就相当于证实了别人对他进行冒犯的理由。
虽然我们可能会不以为然地看待这些诉诸于暴力来解决尊严问题的人,但我们和他们在思维模式的关键方面具有相同之处:在他人的轻蔑之下非常容易受到伤害。如同绝大多数决斗者一样,我们的自尊心是由他人赋予我们的价值所决定的。决斗虽然看起来与我们相去甚远,已经消失在历史的烟尘当中,但这一现象依然有助于揭示一种更为普遍的、在面对身份问题时人们容易受伤的感情倾向。
希望他人看重自己的强烈需要在历史长河中并没有丝毫减弱,依然占据着我们心理关注的首要位置。我们都害怕成为西班牙语所称的"deshonrado"或"蒙羞之人",这一种类的人在当前的语言表达中可以通过"失败者"一词来完美地代表,我们对此的恐惧丝毫不亚于卡尔德隆或洛佩·德·维加悲剧中的人物对此的恐惧。
如果因为我们没有达到某一职业目标或没有能力养家糊口,我们就会丧失自己应有的身份。这种情况对我们造成的痛苦跟传统社会中的人们在遭受尊严的损失之后感受到的痛苦并无二致,不管他们把尊严称为honra,tīmē,sharaf还是izzat。
一个过路人看见苏格拉底在市场上遭人侮辱,便问他:“你难道不在乎别人辱骂你吗？” "为什么要在乎呢？难道你认为一头驴踢了我以后我会恨它吗？"苏格拉底回答道。
皇帝兼哲学家马库斯·奥勒留一生都在罗马不稳定的政坛上奋斗,他提醒自己,把听到的任何关于他的人品和功绩的评价首先诉诸理性分析,然后决定是否让这些观点影响他的自我观念。这一思想贯穿于他的《沉思录》（公元167年）始终。"［你的品质］并不取决于他人对你的评价,"哲学家皇帝坚持认为,他所处的社会深信他人的评价决定一个人的尊严,但他对此提出质疑,"难道东西一受到赞扬,它的品质就会提高？难道一块翡翠如没有人赞美它,它的品质就会降低？金子、象牙、鲜花或者一棵小草呢？"马库斯没有像常人那样,在听到赞扬的时候欣喜若狂,在听到诬蔑的时候沮丧万分,他认为他的自我形象应该建立在自己的分析之上:“是否每个人都会轻蔑我？这是他们的事。而我自己的事就是保证没有做过或说过任何可以遭人轻蔑的事情。”
我们不应该从以上论述中得出结论,认为他人的批评和谴责毫无例外都是站不住脚的。让理智良心来决定我们的价值,并不是无条件地期待他人的爱。不管我们做过什么,也不管我们犯过多大的错误,父母和恋人依然会看重我们,但哲学家则不同,他们认为即使父母和恋人的爱也可以用一定的标准进行分析,只不过这种标准不同于外部大世界经常陷入其中的飘忽不定、难以把握的标准。的确在有些时候,理智良心要求我们对自己更加严格要求,远甚于他人对我们的要求。哲学并没有完全摒弃成功与失败的等级对立,而只是重新确立判断过程。根据哲学观点,主流价值体系有时候会有失公正地让一些人蒙羞,同样,有时候也会有失公正地让一些人赢得尊重——在一些不公正的情形下,哲学可以帮助我们确立一种信心,即就算我们没有得到他人的溢美之词,依然有资格赢得他人的爱戴。
同样,哲学并没有否定某种类型的焦虑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就像一些在事业上非常成功的失眠症患者所一直强调的那样,唯焦虑者方能成功。
然而,我们虽然承认一些特定的焦虑感可以帮助我们追求安全的状态,发展自己的能力,但我们对与这些相同目标相关的其他感情的作用会持怀疑态度。我们会对一些境况或财物垂涎不已,但其实一旦拥有这些东西,反而会使我们为之烦心。我们会产生一些与我们的真正需求毫不相干的愿望,如果我们屈从于这些愿望,任由它们发展,我们既可能迈向健康与美德,也很可能会迈向放纵沉溺、雷霆大怒和自我毁灭。因为这些感情的根本特征就是要么超越目标,要么不及目标,所以哲学家建议我们,应该使用分析推理能力来引导这些感情,让它们朝一个正确的目标前进,确保我们想要得到的就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我们害怕的确实就是我们应该害怕的。
如果我们已经认真地听取了对我们行为的合理批评,对由我们的追求而引起的特定焦虑已经给予了足够重视,对我们的失败已经承担了应有责任,但社会依然赋予我们一个很低的身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有可能会采取西方传统中一些伟大的哲学家曾经采取的思维方式:在对我们身边的价值体系有了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理解之后,我们可能会采取一种理性的遁世态度,并且不带任何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或孤芳自赏的味道。
他人对我们的赞赏可以说在两个方面对我们非常重要:一是物质方面,因为社会对我们的遗弃能够带来物质方面的缺乏与危险;二是精神方面,因为一旦他人停止对我们表示尊重,我们就很难对自己继续怀有信心。
他人对我们缺乏关注所导致的第二种影响,正是一种哲学思维方式所针对的东西,并因此能够给我们带来益处,因为如果采取了一种哲学思维方式,我们就不会轻易让他人对我们的敌意或者忽视伤害我们,我们首先会对他人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分析。只有那些既对我们非常不利又完全真实的言论和态度才会破坏我们的自尊心。我们经常处于一种自虐过程当中,在没有搞清他人观点是否值得关注之前就去寻求他人的赞赏;但只要我们对某些人的思想稍加研究,就会发现他们根本不值得我们尊敬,然而我们往往在弄清楚这一切之前就竭力想得到他们的爱戴。我们应该停止这一自虐过程。
从此我们可能会毫无恶意地蔑视一些人,就像他们蔑视我们一样——哲学史中充斥着表达以上遁世立场的各种观点鲜明的例子。
"一旦我们充分了解了他人思想的肤浅和空洞的本质、他人观点的狭隘性、他人感情的琐碎无聊、他人想法的荒谬乖张,以及他人错误的防不胜防,我们就会逐渐对他人大脑中进行的一切活动变得漠不关心。……然后我们就会明白任何一个过度重视他人观点的人给了他人过高的尊严,"哲学遁世主义的代表人物,阿瑟·叔本华如此说道。

这位哲学家在他的《附录与补遗》（1851）中建议,要想改掉希望被他人喜欢的毛病,最快的途径就是对他人的品格进行研究,而他认为,他人的品格绝大多数都粗野残忍、愚蠢麻木。"打牌已经成为每一个国家最主要的社会娱乐方式,"他说。"它是判断社会价值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思想与观点消亡的标志。"而且,这些玩牌的人往往生性狡诈、人品低劣:"coquin méprisable一词可以非常完美地用于形容世界上的相当一部分人群。"如果有些人并不邪恶,那么他们很可能就是无聊透顶。叔本华带着非常赞赏的口吻引述了伏尔泰的一句话:“La terre est couverte de gens qui ne méritent pas qu’on leur parle.”

我们还能够非常重视这种人的观点吗？叔本华问。我们还能够在真正意义上继续允许他们的判断支配我们对自己的想法吗？我们还能够理智地把我们的自我形象置于一群玩牌者的手中吗？即使这些人的的确确对某人表示了尊重,但他们的尊重到底能值几何？或者如叔本华所提的问题,“如果一个音乐家已经知道,除了一两个人之外,所有的听众都是聋子,那么是否还会因这些听众发出的震耳欲聋的掌声而沾沾自喜呢？”
这种在一定情况下对我们非常有用的真知灼见也有其固有的缺点,我们会因为认识到了这点而变得没有朋友。叔本华的同行、哲学遁世主义者尚福尔提到了这个问题:“一旦我们下定决心只去理会那些对我们做出评价时显得品行端正、纯洁善良、通情达理和实事求是的人,而这样的人把传统、自负和仪式完全等同于文雅社会的道具,因而对此毫不关注;一旦我们下此决心（而且我们必须下此决心,否则我们就会变得愚蠢、软弱或恶毒卑劣）,其结果就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必须独自生活。”
叔本华认为这种情况无可厚非。“这个世界只允许我们在孤独与卑劣之间进行
以上是关于身份的焦虑笔记的主要内容，如果未能解决你的问题，请参考以下文章

摘记+感想

初入职场身心俱疲，职场新人如何与焦虑和解？

变得焦虑时，你需要做什么？

焦虑没有什么，请别贩卖焦虑

如何克服焦虑？

现在的Android程序员为什么会感到焦虑？焦虑的源头在哪里？该怎么去缓解焦虑呢？——没有无中生有的贩卖焦虑，只有你的挣扎和不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