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观察 | 贲圣林：央行数字货币助力全球普惠金融

Posted 2021-04-26 金融科技研究

导读：近日，CFT50学术委员、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院长、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贲圣林接受《证券日报》专访，就Libra数字货币及央行法定数字货币、我国区块链人才培养、金融科技下的“新基建”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贲圣林 CFT50学术委员、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院长、

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

以下为对话实录：

 1

Libra的研究需关注六大矛盾

记者：您对脸书的Libra数字货币项目如何评价？您对中国央行发行数字货币有怎么样的看法与预期？

贲圣林：Libra的出现可以被看作是科技公司进军金融领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反映了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制度在很多方面还存在非常多的不足以及薄弱环节，如普惠金融发展、跨境支付便利性等。目前来看，Libra还处于比较早期的阶段，技术、规则等不尽完善和成熟。但它切入的高度与愿景、以及有众多优秀企业作为生态共同体参与等都应该得到我们高度的关注和重视。

关于Libra的研究，我认为需要特别关注六大矛盾与竞争问题：第一是货币发行领域中政府主权与民间的竞争关系；第二是主权国家之间的竞争；第三是虚拟世界的全球化和现实世界的国家主权之间的矛盾；第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问题，特别是在全球金融治理层面；第五是企业之间，特别是技术企业之间的竞争；最后，需要高度关注共同体或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

人民银行在2020年工作会议中指出将继续稳步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研发，我也非常期待在央行信用背书下的数字货币能够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体系建设、提升货币支付便捷性和安全性，优化货币支付功能，也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高人民币在数字化等一系列新发展形势下的货币地位，为普惠金融在世界范围内的实现做出应有的贡献。

 2

人才培养需“政产学研创”五位一体

记者：您作为大学教授在育人方面肯定有不少好经验，在目前区块链技术发展的阶段应如何培养相应人才？

贲圣林：技术的创新和重大变革，会加快促进未来人才需求面临更为深刻的结构性调整，人才培养也亟需“政产学研创”五位一体、联动发力。政府应是夯实金融科技智力发展的“设计师”和“店小二”，需要不断加强顶层设计，组织、领导和保障好人才培养与引进中的各项工作，营造人才吸引良好环境，服务人才发展新需求，打造引才新名片；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应建设成为金融科技人才培养的“黄埔军校”，坚持复合型人才培养理念，打通学科壁垒，促进人才融合型创新发展。企业是夯实金融科技智力发展的“践行者”，可以协力多元化的人才培养与评价体系的设置，引领人才培养的市场化、深度化、精干化发展，助力金融科技产业新型人才体系的构建；一些行业组织和协会也应成为夯实金融科技人才与智力发展的“调节器”，要协助优质企业将人才“引进来”，也要推动智力资源“走出去”，拓展国际视野与全球影响力。

 3

新基建发展空间大 夯实中国金融科技的领导地位

记者：我们注意到，2013年您深切地感受到科技对金融的颠覆力量，2014年您就全职加入了浙大从事金融科技研究。能否谈谈您对金融科技的理解？

贲圣林：2014年5月份，我来到中国互联网金融发源地—杭州，全职加入浙大，积极组建团队、搭建平台，先后创建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浙江互联网金融联合会、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积极构建一个跨学科、政产学研创一体化的金融科技生态系统。

我个人认为金融与科技的协同发展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金融科技（FinTech），也就是现有的金融机构利用科技降低成本、增加收入并减少金融市场摩擦，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产品服务和客户体验，传统金融机构比如招商银行、华泰证券、中国平安等就是这方面的优秀代表。

二是科技金融（TechFin），指的是新兴科技公司依托新技术开发出更好的金融产品、服务及场景，将业务边界延伸和拓展到金融领域，例如阿里系的蚂蚁金服、腾讯金融科技，立足技术而衍生金融。我认为金融科技与科技金融这两股力量应该是协同一致、相向而行的，即金融科技发展需要我们金融机构更加专业化、生态化、数字化，而科技公司做金融时也需要更加规范化、持牌化、严谨化，只有两者共同聚力，最终才能够行稳致远，共同服务金融未来发展。

记者：您一直在研究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基建产业发展，能否给我们谈谈数字时代下的“新基建”？对未来新基建的应用场景，您有什么样的预期？

贲圣林：所谓“新基建”，我认为既包括高铁公路交通等物理基础设施，也包括如5G、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基础设施，还包括相关经济金融制度如信用体系、市场体系等软性要素的合理构建，包括监管能力、监管手段的持续提升。这需要政府部门、行业组织、参与企业、中介机构、科研院校等的协同努力。

新基建的应用场景，目前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规模，比如5G基站的建设以及5G商用的开发。未来，仍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新基建也为新金融、数字经济等快速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渠道和可能；借力新基建，金融产品与服务的设计、运营、监管等各个环节的诸多问题都将得到有效的解决，经济乃至社会运行的效率、稳定性也将得到显著的提升。

（来源： 《证券日报》、 IMI财经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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