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的人口背景看人工智能的就业替代

Posted 2021-04-26 大国人口

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工业革命以来，机器换人的技术进步从未停止过，人们对机器冲击就业的担心也从未停止过，然而经济史实表明，真正能够引发宏观性、全局性就业危机的因素只有经济萧条和制度摩擦，而不是机器换人；机器可以代替一部分人力，但是同时也会按自己的“乘数效应”产生很多，甚至比以前更多的新岗位。人工智能虽然与以往的机器发明有所不同，它更多地属于人类智力的延伸，但是仍然是人类的劳动工具，我们应该以平常心对待它的就业影响。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会因人群而不同，所以有必要从人口背景上加以关注。

  

1．人工智能就业替代因应了我国的劳动力收缩，以机器人红利替换劳动力红利的时代已经到来。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劳动 适 龄 人 口（15 ～ 64 岁） 占 总人口的比重持续攀升，从 1982 年的 61.5%， 升 至 2010 年 的 峰 值74.5%， 达 到 人 口 红 利 的 顶 点，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得到了人口红利的有力支撑。但是，从2010 年起，我国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转为下降，2018 年降到 71.8%，劳动适龄人口的数量也从 2013 年达到 10.13 亿人的峰值之后开始减少，2018 年降至 9.98 亿人；这意味着自 2010 年起我国进入了人口红利收缩期，根据预测，这个收缩过程将会长期持续，到 2040 年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将降至 8.31 亿人，比重将降至 60.3%，红利窗口完全关闭（图 1）。目前劳动力供给量每年减少三四百万人，2025 年后每年将减少五六百万人，2035 年后每年减少超过千万人。所以，恰在近年到来的人工智能革命，除了技术、经济因素的强力推动之外，也因应了我国劳动力供求格局的变迁，机器换人对就业的冲击力客观上会因此得到缓解，也可以说机器换人在人口学意义上也是合理的、必须的。尤其是沿海特大城市，一方面由于经济要素和就业机会继续吸引了大量的流动人口，另一方面由于城市人口规模过大、密度过高，城市系统运行的紧张度激增，保持增长与调控人口之间存在深刻矛盾，人工智能的介入有可能从根本上减轻这些城市对简单劳动力的需要，给控制人口、治愈城市病带来契机。

 

 

2．劳动力结构老化严重，需要重视大龄就业人群的技术失业风险。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我国劳动力人口的内部结构也在不断老化，1990 年我国 40 ～ 59 岁人口占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为 26.5%，此后一路上扬，2015 年达到 42.2%，预计今后相当长时期我国劳动力人口还将处在高位老化状态，2040 年达到 46.8%（图 2）。人工智能时代的就业需要有较高的技术素养，才能自如地开展人机合作，大龄劳动力学习能力减退，知识更新缓慢，势必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高失业风险人群，因此从人口学意义上说，人工智能对大龄的就业弱势群体的影响不容低估，应该重视对他们的素质提升和在职培训。

 

 

3．老龄化、高龄化不断升级，应加大人工智能在老人服务领域的应用，适应日益高涨的护理需求。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1982 年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 7.6%，80 岁以上高龄老人占老年人口的比重仅为 6.6%，到 2015 年上述两项比重分别增加到 16.1% 和 11.8%，几乎翻了一番（图 3）。我国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的趋势还将继续上行，高龄老人特别是失智失能老人的规模增长需要大量的照料服务，这些服务消耗大量的体力，且需要长时间值守，完全靠人力操作势必成为全社会的沉重负担。因此我国的人工智能发展除了关注生产制造业，还应高度重视老年服务辅助产品和老年生活需求产品的生产，并提供家庭、社区及养老机构的机器辅助智能养老服务。

 

 

4．机器换人与延迟退休之间的面临深刻矛盾，缩短法定劳动时间应该成为新的选项。我国正在经历未富先老、边富边老的人口老龄化进程，老年社会保障的资金积累薄弱，收支平衡的压力巨大。国家已经把西方通行的延迟退休年龄的做法作为解决养老金供需平衡的制度改革选项。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换人也正在成为一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国家战略。很显然，这两项战略对就业及社会保障的价值导向是存在矛盾的，机器换人是希望减少就业总量，以效率替代规模；而延迟退休则是旨在扩大就业规模，提升就业比重，使创造财富与分享财富的两类人群达成更好的平衡关系。两大战略能够同时成立的重要基础是机器换人确实能够带来足够巨大的经济效率和效益，从而使得全社会的必要劳动总时间缩小，人均劳动时间也随之缩小，这样的话，可以考虑未来的适当时期，降低法定劳动时间。鉴于延迟退休的国家战略的必要性，建议在延迟退休人群中率先实行降低劳动时间的新制度，比如一个劳动者选择将退休年龄延迟五年，那么他可以每周只工作四天半甚至四天。 

丁金宏，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

来源：《人口与健康》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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