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算法人工智能,学界又有哪些新想法?7月优质论文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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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社交媒体以及新技术继续成为学界研究热点,同时更多学者尝试从批判视角对这些技术背后的问题进行反思。
01
社交媒体
董晨宇等在《作为复媒体环境的社交媒体: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平台分配与文化适应》一文中考察了复媒体环境下留学生群体对于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的分配性使用。研究发现,很多留学生对留学期间自我身份的定位,往往在出国之前就已经有所预期。
在出国之前,工具型留学生倾向于选择时间成本较小、“性价比”高的教育项目,并期待回国后其所获学历能显著提升其个人价值,他们在新文化中的社交动力和融入意愿均不足;融入型留学生往往在出国前就对所在国产生憧憬甚至是归属感,对浸入当地文化做好了行为及心理准备,因此,在文化适应中也会表现得更为积极,甚至会为浸入主动做出某些牺牲式的调整;体验型留学生则将留学视为一种即时性、“以我为主”的体验,对自我观感上的快乐的渴求重于对文化浸入的渴望。
同时,研究将留学生的社交媒体分配性使用,更多视为一种经历“生活变迁”之后,自我身份调适的结果。
02
新技术
算法
毛湛文孙曌闻在《从“算法神话”到“算法调节”:新闻透明性原则在算法分发平台的实践限度研究》一文中将算法视为人类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中介者,提出用“算法调节”的视角观察新闻透明性原则在算法新闻分发平台的实践中所面临的障碍。研究发现,平台的组织架构和物理空间带来了天然的挑战;人和算法作为“人-技混合体”的复杂性构成实际的“黑箱”;使用者在算法的影响下也逐渐被“数据化”。
基于上述情况,研究沿着“技术道德化”思路提出改进路径,包括把新闻透明性纳入算法设计的“常规”、加强算法利益相关方的协作,以及用对话而非对抗的方式重新调整人和算法的关系等。
王茜在《批判算法研究视角下微博“热搜”的把关标准考察》一文中从批判的视角对微博热搜的算法把关标准进行了研究。文章提出了微博“热搜”算法价值的四个要素:时新性、流行性、互动性和导向正确。这些要素内嵌于代码的编写与设计之中,微博的价值观、假设和偏见被推向了“上游”阶段。
微博使用一系列策略来使“热搜”生成过程看起来浑然天成且不可避免,包括人气值的实时更新、搜索框提示“大家正在搜”、以及“呈现”“反映”等修辞的使用,以此建构算法把关的合法性话语。
罗昕、张梦在《算法传播的信息地缘政治与全球风险治理》中从国际传播的角度研究了算法的影响,文章认为,算法传播的可见性与不可见性逻辑使得算法传播在世界数字鸿沟、国际议程设置和全球秩序稳定等方面带来潜在风险,加剧了冲突性的信息地缘政治,使人类走向一个机遇、变革与挑战共存的不平等世界。算法传播全球风险的治理,要发挥国家政府、联合国、技术社群、区域组织等多元行为体的联合力量。
人工智能
陈虹、杨启飞在《无边界融合:可供性视角下的智能传播模式创新》一文中研究了对智能技术与信息传播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审视,文章发现智能技术为媒体提供了打破数据区隔、超越感知边界、突破人机界限等“边界突破”的行为可能性。
在此基础上,文章结合对人的主体性的反思,提出应从人与信息、人与自身、人与技术三个层面构建“无边界融合”的智能传播模式,提升用户体验,促进身心合一与人机共生。
姬德强在《深度造假:人工智能时代的视觉政治》一文中借助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路径,分析了深度造假给深度后真相社会带来的视觉控制。文章发现,竞选政治和国家安全应对和利用深度造假来实施视觉控制,同时深度造假加持了更具系统性的平台控制,从而催化了政治分裂和政治冷漠,也进一步挑战了传统新闻体制的专业主义权威。
同时,文章解释了深度造假对互联网平台公司的经济价值,提出在这一技术运动中,真与假的二元对立关系被替换为渠道与内容的供需关系,复杂的政治后果背后隐藏着基于数据中心主义的平台经济的精明算计。文章认为,深度造假将可能催化算法威权主义,从而进一步巩固现有的平台资本主义。
5G
李良荣、辛艳艳在《从2G到5G:技术驱动下的中国传媒业变革》一文中研究分析了从2G到5G时代中国传媒业的变革历程。文章发现技术驱动下传媒业最大的变革是思想观念的变化,从以“传者为中心”、坚持内容生产变革转向以“用户为中心”、坚持融合性平台创新,并且意识到只有打造完整的信息生产系统,才能时刻凝聚网络主体人群。
在5G时代,传媒业应坚持平台化发展战略,在智能化与场景化的技术特征下,持续深化媒介融合,以资源整合促进技术应用、信息内容、终端平台和管理手段的共融互通,形成各具特色的生态性传媒品牌。
胡泳在《所到之处皆媒介——5G对媒体产业的影响分析》一文中研究了5G对传媒业带来的影响。文章认为,媒体将成为最早受益于5G技术的产业之一,5G有潜力真正改变媒体内容的生产和分发方式,移动网络将成为主要的视频分发渠道。5G技术不仅带来速度,还带来新的商业模式和身临其境的互动体验,AR和VR行业将发生根本改变,内容和观众的距离将大大缩短。最终,5G将为人们的信息需求和娱乐活动增加新的和切实可见的维度。
03
前沿研究
数字劳动
姚建华在《在线众包平台的运作机制和劳动控制研究——以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为例》一文中分析了众包平台运作机制和劳动控制。文章认为,一方面,平台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受到普遍且隐蔽的控制,这是众包平台中不对等权力关系展演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平台劳动者通过积极组建网络社区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控制实践。这些实践既展现了平台劳动者的能动性,又为他们提供了有效的支持网络,但却仍受到强大的结构性制约,难以和平台中既存的控制相抗衡。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结合当下众包平台的全球治理经验,文章认为,建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管理、监督和保障机制应成为众包平台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郭建斌、姚健明在《“消费者”·“玩家”·“玩工”·“生产者”——基于模组游戏<我的世界>的研究》一文中对于游戏参与者进行了深入研究。文章基于模组游戏《我的世界》的“学习”及对游戏参与者的观察、访谈,把传统意义上的电子游戏参与者区分为“消费者”、“玩家”、“玩工”和“生产者”四类角色,并认为这四类角色,既可以理解为电子游戏参与者逐渐转变角色,从被动的“消费者”最终获得具有某种主体性的“生产者”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我的世界》的游戏参与者的结构性构成。同时,这样一些角色是作者结合经验材料并按论述逻辑区分出来的,在模组制作者的游戏实践中,对于某些制作者而言,也可能是多种角色混杂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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