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赠书 | 美国借疫情做中美脱钩的压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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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阅读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博士是一位学者型企业家，他从实际出发思考问题，其观点很受大众关注。
《双底线思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践和探索》
毛振华 著
2020年6月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贸易战改变了我国经济政策的进程
2018年中期，美国挑起了贸易纠纷，使得中国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
当时国内的经济环境是怎样的呢？
2016年，我国经济中的风险已经累积到相当的程度，我们认为应该腾出手来，缓释经济风险。当时我们认为应该有一些牺牲，或者说容忍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
为什么2016年是可以改变经济政策的年份呢？
2016年的时候，一方面整个中国经济增长资源配置已经绷得很紧；另一方面，我们的GDP增长速度、贸易额都已经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我们确认全球已经走出2008年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国企稳，欧洲也企稳，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在好转。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2016年我们把防风险提到很高的位置，希望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之内，把明显的风险因素消除掉，释放经济风险。
然而，美国发动的贸易战，改变了我国经济政策的进程。
为什么美国要发动这场贸易战？
现在我们越看越清楚，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认为中国是美国不可回避的最重要的竞争对手。
美国对中国展开了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现在看起来是经济、军事、政治、外交、科技、文化全方位的博弈。
中美贸易战会影响全世界的进程，是影响世界发展、和平、稳定进程的一场全面的博弈。
比较中美贸易战前后我国的经济政策，我们发现贸易战对我国经济政策的影响很大。
到了2018年，我国的货币政策就开始出现结构性宽松，尤其中性的货币政策更明显；我们对于金融监管也是结构性地在放松；改革开放的力度在加大，并且集中在科技创新领域，我们希望通过推动科技创新提高我国经济的韧性。因为外部环境带来较大的压力。
2018年之后，与此前经济危机之后相比，我国的经济政策有很大的不同。
核心就是：在以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并未提到防风险，我们谈增长，不太讲防风险的事情；2018年，我们的经济政策调整为稳增长为主、同时要防风险，所以对于风险的认识我们没有放松，因为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消化经济中的风险，还没有来得及解决我们的问题。
就像战士们在一场战争结束后需要休整一样，我们的经济也需要在增长的同时释放风险。
一个战役结束了，还没有进行休整，新的战役又开始了，又把弦绷得很紧，目前来看我国经济实际上就处于这样一种格局。
美国借疫情做中美脱钩的压力测试
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这是一个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已经成为一场人类的灾难。灾难本身以及人类对灾难的应对政策，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疫情加大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外部风险。
2008年经济危机在全球主要经济体蔓延的时候，中国没有发生危机，当时对我们来说也是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最大的变化是原来买我们货的那些国家没有钱了。
与之类似，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全球经济衰退和外部需求大幅走弱，这不仅仅表现为已经发生的，而且在后面一段时间内会持续发生作用。
这次疫情之后国际需求的倾向、偏好都是下行的，消费能力是下降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出口这一端面临很大的问题。
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很大。
中国是全球产业链上成熟的、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在疫情的冲击下，尽管我们对疫情的应对比较合理，但是买我们货的和供我们货的这些企业都出现了断崖式下跌，所以产业链本身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在疫情发生早期的时候，美国对中国的人员、货物都采取了隔离政策，实际上美国是在中国疫情发生早期、美国还没有发生疫情的时候，借机做了一次中美脱钩的压力测试。
那个时候美国不让中国的货进去，也不让中国人进去，测试这种方式带来的影响。
这个压力测试不是私下做的，而是公开做的，美国人自己分析研究，也和其盟国一起在看。
这就涉及《双底线思维》中的第二十八篇文章，我在这篇文章中专门分析了中美关系。
文中指出了美国对中国的打击要按照三部曲来进行，第一是贸易战，第二是脱钩，第三就是冷战。
抓住又一次错峰发展的机会
疫情带来的危机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全球经济都进入到大衰退，主要经济体都是负增长的。
贸易缩水普遍在13%~32%，这是世界贸易组织的预测。
这次全球经济的增长率应该都会跌到负值，因为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不到3%，现在又萎缩3%。
从另一个角度讲，中国抓住了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机会，跟西方发达国家错峰发展。
2008年经济危机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受到重创，我国当然也受到了影响，经济增长由14%下到8%、7%、6%，一直在下行，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比，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高得多，因此我们在全球的经济地位是在上升的。
这次受疫情影响，中国经济也是下行的。
我们预计，最困难的局面是中国经济增长率在1%以内，比较中性的是2%，比较好的是3%或者超过3%的增长率。
这样的话即使我们的增长已经很低了，仍然可以肯定的说我们是全球的主要经济体，美国、欧洲、日本这些主要经济体里面唯一一个是正数的国家。
我们的经济增长肯定是正的，不会成为负值，而西方发达经济体都会是负的，这样就意味着我们跟他们的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我们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还会进一步上升——包括贸易，这就是所谓的衰退性增长，是相对而言的。
在这次新冠疫情中，中国防控得力，走出了一条成本相对较低、效率相对较高的路子，率先走出疫情，为我国经济发展赢得难得的时间窗口，我们要抓住又一次错峰发展的机会。
时间窗口是伟大的
美国把中国列为敌国，它认为和敌国之间可以没有贸易，这就是脱钩的原因。
美国认为它和它的盟国是伙伴、是朋友，但生意归生意，贸易战是跟它的伙伴国家打的。
所以美国不停地跟欧盟、日本打贸易战，它并不认为日本和欧盟是它的敌人，它们之间只是利益关系的竞争。
反过来说，美国的这些盟国也是其经济上的竞争对手。
如果美国和中国脱钩了，它就把中国这个巨大的有创新能力的市场拱手让给了它的盟国，也就是它在经济上的竞争对手，这样的局面一定不是美国要的。
美国是个很成熟的国家，它一定想拉着它的盟国一起和中国脱钩。
但中国是世界工厂，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有很大优势，缺少了中国的供应，其他国家是不是都转不动了？
于是美国借早期疫情在我国的爆发做了一次压力测试，看看中美脱钩对美国的正常运转影响是不是很大。
此外，在疫情冲击下地缘政治风险是加剧的。
就像过去通过建立城墙和壕沟保护一座城市一样，在遇到困难或问题的时候，每个国家都把和其他国家往来的吊桥收起来了，每个国家都在采取限制国外的货物、人员往来的措施。
全球化分工是客观存在的，这既是由各个国家资源禀赋的差异造成的，也是由竞争特别是成本的变化造成的。
在当前逆全球化的背景下，最悲观的情形就是发达国家之间仍然保持良好的合作，它们的全球化里面没有中国，是降低中国影响力的全球化，这是一种潜在的危险。
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是盟国政治，不是价值观，不是经济利益，是盟国政治。
盟国之间可能在某些特定时间段是有冲突的，其短期利益是有冲突的；虽然说是盟国，但它们之间在经济上也是竞争关系。
但是，它们是盟国的性质没有变。当美国认为中国是它的战略性竞争者、是敌人的时候，它所采取的办法就是脱钩。
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如果美国的盟国跟中国不脱钩，美国不是吃亏了吗？
我们要认真区分今天的中美关系和当年的日美关系的差别，有些人笼统地讲中国成为老二了，美国就要打你，其实不完全是这样。
盟国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国没有动用军事、政治、外交、科技、文化全方位的手段，主要是经济手段和经济措施。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是全方位的斗争，脱钩的目的是打冷战。
美国是一个在外交上非常成熟的国家，它是一个很多年的大国，经历了世界大战，经历了世界上的很多冲突，应对国际斗争的经验是比较丰富的。
美国所谓的脱钩不是中美脱钩，如果只是中美脱钩，那么它是失败的，它把市场拱手让给竞争对手。
我认为，美国的脱钩成不成功，取决于它能不能拉上它的盟国一起和中国脱钩。
美国怎么达到这个目的呢？
它就是要利用各种非经济的极端事件来逼它的盟国选边站，这方面我们要高度警惕，要有好的应对措施。
但是，美国能成功吗？这又是很大的一个疑问，因为中国现在跟全世界经济互补，有很深的关联，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疫情过后，我们国在国际交往中遇到一些挑战：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在某种程度上的协同，我们也看到的西方国家并非铁板一块，有的国家也不是跟着美国的步伐走，有的国家尽管方向跟美国一致，但是在力度上也是有松有紧。所以我们也要看到其中的机会。
中美关系走到今天，是美国极端自私的表现，是它对于自己的发展极端不自信造成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把握机遇，修复这些关系，也是比较重要的。
美国是一个老牌的发达国家，它的增长速度比较低，尽管我们的GDP增长速度在下行，但我们的增长速度依然比美国高，所以时间对我们是有利的。
如果这种局面再延长一段时间，两国经济的差距会更小，所以越早跟美国决斗，可能越不利。
就像两个成年人，一个是年轻人，一个是壮年人。
现在我们是20岁的年轻人；美国可能是四五十岁的水平，有经验，力量也很非常稳。我们正处于上升期，初生牛犊不怕虎，如果再过十年、十五年，我们35岁，美国65岁、70岁，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博弈都不用想谁赢谁输。
时间窗口是伟大的，我们要争取这个时间窗口。
从对外交往的政策来讲，我们要防止美国的极端政客制定的、以冷战为基础的脱钩政策，延缓这些政策的实施，甚至在最困难的时候保留一些缝隙，因为完全封死之后重新开始的代价是非常大的。
我们一定要在开放的过程中，以更加平和的心态看待美国的举动，有些时候不要上当，不是针尖对麦芒就是最成功的。毛主席讲到，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扰，敌退我追。
不能跟着人家的节奏走，人家想挑起斗争，想决战，你就决战，这并不一定是合理的办法。
我们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采取堡垒对堡垒，反而是失败的。我们要运动战争解决问题，就一定要建立正确的敌我力量的认识。
敌强我弱的时候，敌人是希望主力决战，我们就要避免主力决战，做迂回运动战。这一点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有自己的积累，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在这方面有所期待的。
《双底线思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践和探索》
毛振华 著
2020年6月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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