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十大原理

Posted 2022-07-21 howard2005

文章目录

• 一、经济学是一种视角
• 二、经济学十大原理
• 三、寇宗来：经济学，假装是科学！
• 四、文一：科斯悖论
• 六、寇宗来：经济学并非无聊的数学规划，凯恩斯不是凯恩斯主义者
• 七、寇宗来：经济学的“知行合一”

一、经济学是一种视角

• 经济学是一种视角，是一个决策者——不管是政府官员、企业家或普罗大众——在需要做决策时，总是在所能有的选择方案中，选出其当时所认为的最好方案所凭借的观察和分析真实世界现象的视角。
• 经济学的理论是以这一视角对某一决策者在某一时点、某一情景下所做选择的“刻舟求剑”。这种“刻舟求剑”可以用严谨的数学模型来描述，也可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而后者即所谓的经济学的直觉，经济学家在构建严谨的数学模型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真实世界的现象时，必须先有正确的直觉。

二、经济学十大原理

三、寇宗来：经济学，假装是科学！

经济学在中国是一个奇葩的存在。一方面，人们将经济学视为显学，也将其捧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只有经济学拥有至高无上的诺贝尔奖。但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又常被诟病，因为媒体上忙活着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经济学“砖家”，“雷人雷语”时有所闻。

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相比，经济学的一大特色就是缺乏共识。经济学家有个自我揶揄的笑话是：两个经济学家至少有三种观点。

既然经济学似乎很重要，又似乎很不靠谱，那我们就很有必要讨论一下经济学的科学性、经济学家的可靠性，以及通过何种方式可以提高经济学的科学性及经济学家的可靠性。

讨论科学性，最好的起点无疑是卡尔·波普。他将科学进步看作一个不断“猜想与反驳”的过程。对于某种自然现象或者社会现象，研究者可以提出某种理论予以解释，然后再收集经验证据进一步检验理论的可靠性。现实中，上述过程通常是交叉进行的，人们既可以从理论构建到经验证据，也可以从经验证据到理论构建。

但无论如何，有两点值得强调：第一，任何科学的理论首先必须是逻辑自洽的。逻辑自洽的理论不一定对，但逻辑不自洽的理论肯定不对。第二，是否具有科学性的关键判据是看它是否可证伪。逻辑自洽但不可证伪者，可以归入神学或者信仰的范畴。根据哥德尔不完备定理，任何逻辑自洽的体系，必然存在一些命题是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证伪的。所以，科学并不排斥信仰，但这不是本文主要讨论的话题。

波普关于科学性的定义是有破有立的。所谓“破”，是他认为理论是无法被“证实”的。即便我们一直都看到“天鹅是白的”，但这些证据依然不能证明“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因为明天就可能出现一只黑天鹅，这也就是所谓的休谟问题。所谓“立”，则是他要建立如上所述的“证伪主义”：一旦发现一只黑天鹅，就可以证伪“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个理论。

波普的证伪主义实际上依赖于一个非常严格的假设，即必须存在可以用来证伪理论的“至善至真”证据。一旦这样的证据不存在，证伪主义也就无法成立了。

假设自然界或者人类社会存在某种先验的秩序或规律。需要强调，这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猜测，谁能证明或者证伪这一点？给定这个假设，我们所构建的理论与观察到的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将具有这样的随机对应关系：越是逼近真理的理论越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支持性证据；越是精确测度的经验证据越能与逼近真理的理论相契合。

作为研究者，我们总是在用可对可错的理论去阐释可对可错的经验事实；或者反过来说，我们总是在用可对可错的经验证据去检验可对可错的理论命题。理论命题和经验证据有五种可能的组合：

正确的理论与正确的证据——自洽；
正确的理论与错误的证据——矛盾；
错误的理论与正确的证据——矛盾；
错误的理论与错误的证据——矛盾；
错误的理论与错误的证据——自洽。

证伪主义有个关键假设，即经验证据是可靠的，因而只要理论预测与经验证据不自洽，理论就被“证伪”了。但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经验证据本身的可靠性也是没有完全保证的。故证伪主义的可靠性，或者波普意义上任何一门学科的科学性，将最终依赖于经验证据的精确性和可靠性。

用经验证据去检验理论命题可能会犯两种意义上的错误：一种是“去真”错误，即否定了本来正确的理论命题；另一种则是“存误”错误，即接受了本来错误的理论命题。

套用罗素在《西方哲学史》（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中对哲学的看法，经济学是介于科学与神学之间的一门学科，其科学性高于神学，但比不上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现象，针对某些理论预测，研究者可以设计并进行可控的重复试验。可控性和重复性意味着自然科学的经验证据具有更高的可靠性。某个人的实验结果若无法被其他人重复，则他的研究结论将不会被普遍认可。曾经轰动一时但惨淡收场的韩春雨基因编辑事件，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及人们的选择行为，这为经济理论的经验检验带来了本质性的困难。首先，因为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且长度有限，经济学研究所能收集的经验证据就必然是不可重复的。其次，与氢原子不会对原子物理学的科学进展做出反应不同，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他们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能学习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并对其做出反应，进而让原本有效的经验证据最终趋于无效。以制定经济政策为例，任何时候，“最优”的经济政策都是基于当时的参数得到的；政策一旦推行，参数则必然会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发生变化，进而让原本有效的政策措施变得不合时宜，这就是著名的“卢卡斯批判”的真义。最后，人的决策受很多难以量化甚至不可察觉的因素的影响，因而如哈耶克曾指出，经济学是“本质上复杂的”（essentially complex），无法做严格的可控实验，因而也就无法得到物理学那样的精确知识。

不过，现在随着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大发展，经济学的科学性前所未有地增加了。人们生活、工作，以及交易的许多选择行为都被诸如阿里巴巴、腾讯、百度、谷歌、亚马逊和脸书等互联网公司“编码”记录下来，形成了海量的微观大数据。借助这些大数据，以及快速提高的运算能力和更加先进的数据处理方法，许多本来无法检验的经济学命题逐渐变得可以被检验了。原来不可测的变得可测，原来无法检验的变得可以检验，也就是说科学性提高了。

不过在中国经济学研究科学化的道路上，依然有一个显著的制度障碍，即数据的公开披露问题。司空见惯的一个现象是，尽管我们在杂志等各类媒体上可以看到很多经验性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但因为数据不公开、不可得，读者甚至是审稿人往往都无从检验这些结论是否真的科学可靠。这种研究数据的不公开会造成多方面的效率损失：

第一，浪费性的重复投资。针对类似的研究主题，不同的研究团队必须不断地重复投资去获得本质上相同的数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数据本来是花费公帑得到的，实际上却被少数人据为私有，造成了不必要的数据垄断。

第二，或许更加严重的是，一旦数据不公开，基于这些数据所得结论的科学性将失去根基。经济学界之所以有如此之多的“雷人雷语”，盖因如此。对有些人而言，既然通过数据保密策略可以让别人无法检验他的结论是否可靠，他就有胆量拍脑袋胡说八道，或者只是选择性地披露那些对自己有利的经验证据。

窃以为，因为数据保密或者垄断而导致的决策不科学，是中国经济政策制定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一如人们所见，科学性越低的学科中不靠谱的“砖家”越多。没有了科学判据，专家遇到“砖家”，就像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实际上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相比于谨言慎行的专家，“砖家”因为“无知无畏”而危言耸听，反倒更能引起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不过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对于那些由公帑而得的、并不真正牵涉到国家机密的经济数据，予以公开披露，将其变成人人皆可获得和使用的公共品。太阳一出来，乌云自然散去。数据一旦公开，妄图通过操纵数据而误国误民的“妖魔鬼怪”自然也将无处藏身。

简言之，经济学的科学性取决于经济学数据的可靠性；没有公开可靠的经济数据，经济学只是一门社会学科，而不是一门社会科学，或者只能“假装是科学”。所以，为了经济学及经济政策的科学性，倡导数据公开，鼓励数据公开吧。

寇宗来：1975年生，复旦大学物理学学士、经济学学博士，图卢兹一大产业经济所（IDEI）访问学者（博士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副主任；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FIND）主任。入选国家级人才项目；担任Economic Modelling副主编、《世界经济文汇》编辑。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创新与知识产权以及公司金融方面的研究。

四、文一：科斯悖论

科斯在他1937年发表的、也是使其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论文之一——《企业的性质》中指出，企业的大小是由市场交易成本的高低决定的：如果市场交易成本为零，企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比如合同签约和执行成本过高，那么由企业家出面将合同所涉及的各方联合起来成立企业，就可以节省基于价格机制的市场交易成本。因此按照科斯的逻辑，市场的交易成本越高，企业存在的“价值”和运营规模就越大；反之，市场的交易成本越低，企业的规模就越小，就越没有存在的价值或必要。

但是科斯的这个逻辑与现实经济中的很多现象显得互相矛盾。落后国家没有大企业，难道是因为那里的市场交易成本太低？或组织成本太高？即便是后者，把组织成本降低以后就会出现大企业吗？不会。因为大企业用规模化生产方式提供的产品在落后国家没有市场能够吸收。因此，落后国家不存在大企业的首要原因是市场规模太小，以至于企业的巨额投资成本无法依靠市场规模来覆盖。而市场规模的大小与市场交易成本的高低是成反比的，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有效手段之一是扩大市场规模。

宗来提到了很多中国的互联网公司或者企业都是收入上亿的大企业。它们之所以规模巨大，是因为网络技术大大扩张了市场、降低了交易成本，以至于上亿中国网民都可以上网，而且每人只需要支付微不足道的费用就可以给互联网公司带来数额惊人的各种收入。这充分体现了统一大市场的威力。

又比如在英国爆发工业革命时期，很多规模化大生产企业或者托拉斯企业纷纷涌现。难道这是当年英国的市场交易成本突然增加的结果吗？显然不是。恰恰相反，这是由于英国主导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大大降低了全球贸易的交易成本，因此才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纳规模化大生产方式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全球市场的需求，以降低平均生产成本，把产品输送到全世界。换句话说，大企业的出现，是市场交易成本降低、市场规模扩大的结果，而不是如科斯所说的市场交易成本增加的结果。

我在拙著《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的第三章讨论“工业革命的逻辑”时，提出了科斯这个逻辑背后的问题，我们姑且把它叫作“科斯悖论”。由于科斯忽略了这个悖论，他没有能够揭示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欧洲其他国家或亚洲国家的秘密，因此他也无法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虽然科斯本人长期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非常坚定地认为经济学的未来在中国，而不是在“黑板经济学”占统治地位的美国。

事实上，宗来关于互联网企业的讨论也给了我们一些启示来回答“科斯悖论”。互联网企业的作用是搭建一个平台，使得在平台上进行交易的个体（比如厂商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这个平台对于许多厂商和消费者来说是一个公共品或者是可以“租借”的平台型服务产品，但是对于搭建这个平台的互联网企业来说则是一个私人产品，它通过收取“会员费”“手续费”“过路费”等平台使用费而获取利润、覆盖成本。因此，平台上交易成本的高低对于平台企业本身来说是内生的，它不决定平台企业的大小，而是反过来由平台企业的大小决定的。

类似地，众多的平台企业背后还有更大的平台——国家。基础设施就是国家提供的交易平台。因此，我在《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中提出：“市场本身是个公共品，它需要国家力量去创造。” “工业化是国家意志的产物。”“只有规模化大市场才能支撑规模化大企业；但是规模化大市场的创造必须符合循序渐进的‘胚胎发育’ 规律。” “政治家就是企业家；如果说企业家精神决定了企业的成败，那么政治家的胸襟、眼光和战略决定了国家的成败。”这些观点也能在宗来这本书中找到不同形式的回应。

文一：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经济系杰出访问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建设银行讲席教授。1996年在爱荷华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康奈尔大学，2008年起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教授。主要讲授课程包括高级宏观经济学和中级宏观经济学。

六、寇宗来：经济学并非无聊的数学规划，凯恩斯不是凯恩斯主义者

经济学是唯一设有诺贝尔奖的社会科学，也因此被称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而之所以如此，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主流经济学有一个强大的、一以贯之的理性分析范式，即约束最优化。在这个范式下，人们拥有超级理性，运算能力无限，因此不管约束最优化多么复杂，理性人总是可以立即准确地得到最优结果。

正因如此，在各种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是数学化最为厉害的。许多经济学论文中使用的数学工具，甚至可以令自然科学家难以望其项背。实际上，许多成就斐然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同时也是数学家。

关于经济学数学化的利弊，2014年经济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让·梯若尔在他的普及著作《公共利益经济学》（Economics for Common Good）中做了精辟的阐释。它的好处是，经济分析从假设到结论都是有清晰定义的，因而绝少因为语言模糊而产生各种争论，进而更有可能实现“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累积创新。在任何时点，针对某个研究领域，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前沿”在哪里，哪些问题已经解决了，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一旦发现了新的问题，或者解决了前人尚未解决的问题，就是重要的学术创新。

但是，数学化也会给经济学造成潜在的严重伤害。正如物体总是向着阻力最小的方向运动一样，被数学化范式绑架的经济学，也会向着数学化阻力最小的方向发展。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人们在选择经济学的研究主题时，就可能不是考虑问题本身的重要性，而是看哪些问题更容易被数学化。

不可否认，很多重要的经济学问题是既重要又可以被数学化的；但还有大量的经济学问题，虽然极其重要，但是本质上难以用数学方式予以刻画。

遇到这类难题，从使用数学分析工具的角度看，人们不外乎有两种选择：一是“惹不起躲得起”，既然难以用数学方式刻画，那就不研究了吧！ 二是“削足适履”，既然符合真实世界运行的方式难以用数学方法刻画，那就采取一个不符合现实但可以适用数学工具的假设吧！ 至于内心对于不靠谱假设的担忧，总是可以用“不失一般性”（without loss of generality）、 “无害的”（ innocuous）之类托词予以掩盖的。

综合上述两个方面，经济学数学化的利弊可以这样来阐释：对于马克思、凯恩斯、哈耶克、加尔布雷斯等人的某段表述，不同的人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解读；但对于萨缪尔森、阿罗、马斯金等人的众多经济学模型真实含义的理解，通常是没有什么歧义的。的确，只要你数学好一点，你一定会清楚阿罗是如何从他的假设得出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但试着读一下下面这句加尔布雷斯的名言，我相信，不管你英文有多好、学识有多高，对于这段话，你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想讲什么。

Under capitalism, man exploits man. Under communism, it's just the opposite.

这段话的字面翻译似乎是：在资本主义下，人剥削人；在共产主义下，这恰好相反。但这个“恰好相反”又意欲何指？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既然在资本主义下“人剥削人”，那么，“恰好相反”就意味着在共产主义下人人平等，没有任何“人剥削人”的情况。而另一种同样成立的解释是，在资本主义下是A剥削B，那么，“恰好相反”就意味着在共产主义下是“剥削剥夺者” ，所以是B剥削A。

进一步来说，“ exploit”一词在英文中不但有“剥削”的含义，还有“利用”“开发”等意思，这句话或许又可以这样来解读：在资本主义下，每个人的价值是通过“外在的”雇佣关系而开发出来的；而在共产主义下，劳动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每个人都到达了“自由王国”，其价值完全是“自我发挥”的结果。

鉴于加尔布雷斯已经作古，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他的“恰好相反”的真实含义了。

对凯恩斯的解读亦是如此。针对1929年经济大危机，凯恩斯写下了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以下简称“ 《通论》 ” ），并开创了现代宏观经济学。但读过《通论》的人都知道，这本书并不好懂。这时候，约翰·希克斯爵士，也就是和肯尼斯·阿罗同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那位经济学大神闪亮登场了。他以无与伦比的化繁为简的功力，从《通论》中提炼总结出了著名的IS-LM模型，这个模型不但让理解《通论》变得容易，而且也成为积极干预市场的基本分析框架。

但是，面对 IS-LM 模型，凯恩斯估计只能说他自己并非“凯恩斯主义者”。的确，没有了“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的“凯恩斯主义”是后来者的“凯恩斯主义”，而非凯恩斯的“凯恩斯主义”。看看“贪欲” “动物精神” “选美理论”及“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在金融泡沫催生或破灭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你就知道这种“简化”真的不是“无害的”，而是切掉理论命根子的无情“阉割”。

当然，经济学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除了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持不同政见者”。这种“门派林立”的事实就表明，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门社会学科，而非社会科学。的确，按照卡尔·波普的定义，科学进展是一个在理论建构和经验证据之间不断猜想与反驳的过程，而科学化的过程就是将不可测的东西变得可测，将原来可测的东西测得更加准确。最终，任何一门学科的科学性（scientificity），在本质上就取决于其经验证据的精确性（precision）和可靠性（reliability）。

我们之所以认为物理学是“硬核”的科学，就是因为物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做可控实验，因而物理学经验证据的精确性和可靠性很高。与之相比，经济学之所以更像是“软科学”是因为在经济学研究中难以找到真正的“自然实验”，而且如著名的“卢卡斯批判”所述，人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会对各种经济政策做出预期和反应，并最终导致这些政策干预趋于失效。

所以，即使采取了数学化的表述方式，或者数学化程度很高，经济学都无法改变其作为一门社会学科的本质。换句话说，即使借助于数学化的形式和外衣，经济学只能假装是科学。

如上所述，按照莱昂内尔·罗宾斯的梳理，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的精髓就是约束最优化。这种一以贯之的理性分析范式极其强大，经济学家借此不断“入侵”婚姻、家庭、歧视、文化、政治等传统上不属于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造就了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正是在这种约束最优化的分析范式下，经济分析变成了无聊的数学规划，经济学也变成了经济学家自我解嘲的“沉闷科学”（dismal science）。

按照奥地利学派尤其是冯·米塞斯的批评，新古典分析范式最大的问题是抽象掉了“企业家”（entrepreneur）和“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在日常生活和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对于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在我看来，其本质功能是发现和实现经济体系中隐藏的各种“套利机会”（ arbitrage）。

套利机会是指在现行的价格体系下，某些新颖的组合方式能够使得产出价值大于投入成本。这可以表现为柯兹纳所强调的、而被普通人视而不见的“低买高卖”机会；也可以表现为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即形成了新产品、新市场、新过程等。

如果经济问题只是求解约束最优化，而且不论这个约束最优化问题有多复杂，每个人都能随时随地求解出来，我们将很难理解企业家到底会有何过人之处。但从现实来看，估计很少有人会否认企业家对于产业发展和创新过程的核心作用。由此反过来也说明，新古典分析范式或是将人假设的太过理性了，或是将经济问题的本质简单化了，或是兼而有之。即便假设人们可以随时求解自己面临的约束最优化问题，那么在我看来，比求解约束最优化更重要的事情是人们如何设立所追求的目标，以及如何看待所面临的约束。

目标设立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凡大成就者必是“志存高远”。如我们之前的分析，设立不同的目标在本质上是设立不同的“参考点”，而不同的参考点则对应于不同的视野和格局。牛人之所以牛，是因为他们既能在不同环境中找到最合适的短期参考点，同时又能永远铭记自己需要一以贯之的长期参考点。

更加微妙的是如何看待约束。尽管新古典经济学为了分析方便，主要考虑了“预算约束”（budget constraint），但在日常决策中，人们面临的更严重的约束或许是“时间约束”（time constraint）、 “信息约束”（information constraint）和“有限理性约束”（bounded rationality）。这三者既相互关联，又各有差别。受时间限制，在任何时点上我们都不可能收集充分的决策信息，因而总是或多或少地处于“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的窘境。但是即便假设我们有充分的时间，考虑到社会博弈极其复杂而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又是有限的，我们还是无法达到拥有充分信息和完全理性的状态。

正如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所认为的，社会总是处于人们不断相互学习（mutual learning）的演化进程之中，因而根本就不存在新古典经济学所刻画的均衡状态。可以设想，在任何时点，只要决策者的信息集发生变化，其“最优决策”也就会随之发生变化；但很显然，由于相互博弈、时间有限及信息沟通成本，所有人的信息集完全“连通”的状态永远都不可能实现。

一旦引入了有限理性，即可发现最优化范式的一大弊端是将约束条件看成“消极的”（passive）和“静态的”（static），因为它要求人们只能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寻找最优的解决方案。但无数案例表明，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会对约束采取“攻坚克难”甚至是“见佛杀佛”的积极态度。

西谚有云，汝之蜜糖，彼之砒霜（One man’s meat is another man’spoison）；类似的道理，普通人眼中的约束和障碍，可能是企业家眼中的机会和利润。这里必须赞叹马云：很多年前，当其他人抱怨中国的商业成本太高时，他看到了“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这一巨大机会。

简单地总结：经济学不是给定目标和约束下的无聊的数学规划，它最好玩之处在于如何确立目标、如何看待约束。从企业家精神的角度看，经济学绝不止于解释，而应该是一个知行合一的行动方案。

七、寇宗来：经济学的“知行合一”

如果你没有学过经济学，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一起踏进经济学帝国的大门，了解经济学到底是怎样的一门学科，以及理解和掌握了经济学思维和经济分析方法，又会对你有什么样的帮助。

首先需要阐释的一个名词叫“经济学帝国主义”。若将每个学科看作一个“王国”，经济学则凭借其强大的理性分析范式，展示出了不断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特性。经济学的分析范围不仅包括人们平常认知中的经济问题，还包括诸如家庭、身份、政党等属于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其他“王国”的一些问题。前一篇文章（经济学并非无聊的数学规划，凯恩斯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中提到，经济学的这个理性分析范式就是五个字：约束最优化。或者说，经济学被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如何有效配置的一门学科，其中稀缺就意味着约束，有效就意味着最优化。

所以，要用经济学思维武装自己，首先需要明白一件事，即自己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同时还必须明白，要实现这个目标又面临哪些约束条件？

所谓最优决策，就是在所有的可行方案中选择那个对你来说最好的方案。从决策者的角度看，只有目标而不考虑约束条件，或者只知道约束条件却不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都不算具备经济学思维。

主流的经济学教科书主要强调了预算约束。预算约束的含义是在生产和消费决策中，人们只能购买其担负得起的商品或者服务。故可支配收入越多，选择范围越大。

预算约束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这里不做过多讨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有限理性约束，这个约束经常被人们忽略，但对于决策者或许更加重要。

为什么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第一，人的时间是有限的。不管一个人多富有，一天也都只有二十四个小时。

第二，一个人智商再高，也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记得、事事都考虑得完美无缺。我们常常面临的困境是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依据有限的信息做出决策，甚至是关键的决策。

这时候，我们既没有充分的时间去收集信息，也没有超级计算机那样的运算能力来处理信息。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像通常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假设的那样，具有超级理性。因此，认识到有限理性是极其重要的。哈耶克曾说，人类最大的理性就是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理性不足。一旦认识到自己的理性不足，我们就会明白，任何事情都追求尽善尽美，不但是做不到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曼昆在《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列举了经济学十大原理，其中之一是“理性人考虑边际”。不管是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还是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在最优解的地方（仅考虑“内解”），“一阶条件”必须满足，即必须有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对于任何受过现代经济学教育的人来说，这是个再自然不过的结论。但仔细思考一下，这个“理性人考虑边际”的结论实际上隐含了一个极其关键的假设，即在经济学模型中，“理性人”做决策是没有任何成本的，而且不管决策多复杂，都可以立即得到结论。

再次假设下，不管面对任何决策，理性人当然都是锱铢必较、不达最优誓不罢休的。但大多数人一定都清楚自己并不具有超级理性，人不但注意力（attention）是有限的，决策能力也是有限的。换句话说，即便假设人们试图追求“最优结果”，但也总是面临决策成本的。由此一个人推断其选择已经在最优解附近，那么这个人所遭受的损失最多是个二阶小量，但这时候如果一定要追求最优，其所需要增加的决策成本至少是一阶小量。因此，人们一旦认识到自己的理性不足，做决策就不会追求最优的结果，而是宁愿按照大拇指规则（rule of thumb）接受一个合意的结果就可以了。

追求最优和接受合意这两种选择代表了两种迥异的思维决策方式。接受合意意味着在做决策时候需要抓大放小，确保大方向不错，与其在小事上吹毛求疵，不如力争做到“吕端大事不糊涂”。

根据以上这些分析，站在决策者和行动者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学的本质又可以精炼为这样的两句话：做对的事情和把事情做对。注意，这两句话是有先后顺序的，先是做对的事情，这是第一重要的，然后以此为基础，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把事情做对。参照当代管理学大师沃伦·本尼斯的说法，做对的事情，体现的是领导力（leadership）的作用，而把事情做对，体现的则是管理（management）的作用。

十八世纪，有位著名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叫大卫·休谟，他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休谟在他的名著《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Nature）中深入探讨了激情（passion）和理性（reason）的关系。在他看来，激情是道，理性为径。也就是说，激情代表了目标和偏好，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而理性代表了工具和方式，告诉人们在给定目标和偏好的情况下，怎样做才是最好的。

有了这样的两分法，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圣贤书要不断地强调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可见这两种人的目标是有很大差异的。一个人目标如何，会对他的行为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样是读书，有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有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而周恩来总理小时候立下的志向则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不同的目标，意味着不同的人生轨迹。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需求层次论，认为人类的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可以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简言之，不同的人，目标可能是不一样的；即便是同一个人，处在不同环境、不同时点，或者不同的人生阶段，他的目标也可能会随之而发生变化。

明代有个大思想家叫王阳明，他作为心学大师强调“知行合一”。我认为，“知行合一”也应该成为经济学的精髓。我希望诸位，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应该将学习经济学看作一个知行合一的过程，将经济学的智慧应用到现实生活之中，做一个行动家，而不是只会发表“事后之见”的阐释者。

大家不要认为经济学家在“知行合一”上有共识，远非如此。经济学家或许是最没有共识的一个知识群体。著名的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就对经济学的功能有不同的理解。他著有厚厚几大本书，叫《经济解释》。他认为经济学的核心功能在于经济解释，即用经济学的原理或者工具去解释我们观察到的各种社会或经济现象。

用经济学解释各种社会或经济现象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我觉得这远远不够。学习经济学要做到知行合一，就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经济解释。如前所述，知道了经济学道理，却不去实践，实际上相当于不知道。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理论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升华理论。从知行合一的角度来看，理论研究和实践检验本来就是一回事，都是探寻真知的过程。

有意思的是，张五常先生虽然大力主张经济解释，但是实际上是“言不由衷”的。我有幸听过他的很多报告，窃以为他是华人经济学家中“知行合一”的典范。改革开放之初，张五常先生就用他大道至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准确预测了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几十年过去，不管是在他的著作《中国的经济制度》中，还是在他的众多演讲中，他对此都是最引以为傲的。

做对的事情，把事情做对。把事情做对固然重要，但做对的事情更加重要。只要是做对的事情，哪怕做得慢一点，最终也不会差太多；要是做的事情不对，再努力也无济于事，好一点事倍功半，而更多的时候则是越努力错得越离谱。南辕北辙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再讲一个网上广为流传的故事，它也非常生动地阐释了这个道理。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4年，一个北京人怀揣着出国梦，卖了自家在鼓楼大街的四合院凑了30万，背井离乡到意大利淘金。那个时候中国很穷，而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都很高，因此去海外淘金是很多人的梦想。若你看过《北京人在纽约》或《上海人在东京》，应该不难感受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出国淘金的典型心态。去海外淘金听起来是个精明的跨国套利计划。与寅吃卯粮的西方人不同，中国人喜欢省钱、存钱，同样是省百分之二十，在高工资、高消费的地方省下来的钱，肯定比在低工资、低消费的地方省下来的钱更多。所以这个北京哥们儿的想法是先把中国的资产卖掉，到高工资、高消费的发达国家挣钱、省钱，等攒够了钱再回到低工资、低消费的中国，摇身一变成为人人羡慕的超级土豪，岂不妙哉！ 因为对多数中国人来说，海外淘金只是权宜之计，荣归故里才是心之所系。

岁月如梭，转眼三十年过去了。中间过程不细说，大致是这哥们儿先在中国城的餐馆打工，然后自己开了个中餐馆，靠着华人特有的精打细算和辛苦打拼，总算攒下了100万欧元，按当时的汇率折算，这大概是人民币768万元。这个数字，即便放在现在的意大利，也不是一个小数。于是，他决定携这笔巨款回国，计划先买套房子，然后用剩下的钱颐养天年。但一回北京，他发现当年卖掉的四合院如今中介挂牌价已高达8 000万元，刹那间崩溃了。三十年风里来雨里去，辛辛苦苦打拼的结果，还不如老老实实捂着自家的四合院。

尽管是“事后诸葛亮”，但我们还是要分析一下这位北京哥们儿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作为知行合一的决策人，首先是要做对的事情，然后是把事情做对。从前面的故事描述可以发现，给定这哥们儿已经卖掉了北京四合院，漂洋过海来到意大利，开饭馆不失为最佳选择；同时，给定开餐馆这个选择，这哥们儿也不可谓不努力、不可谓不精明。所以，问题不是出在把事情做对上面，而是他一开始就没有做对的事情。

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自此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中国成了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决策人如果有洞悉时势的大格局，那么就应该知道，手持房产待在欣欣向荣的中国，比跑去经济“半死不活”的意大利开饭店，有更大机会享受经济增长的巨大红利。按照经济规律，当一个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时，大城市，尤其是诸如北京、上海这类一线大城市的房产增值空间是最大的。因为与资本、劳动等其他生产要素相比，大城市的土地会成为日渐稀缺的不可流动要素。所以，其他竞争性行业所创造的社会价值，有很大一部分都会沉淀在这些日渐稀缺的不可流动要素上，如房地产。
身处局中看机会，总像雾里看花看不清。这时候，马云的话就非常有启发性：普通人看到只会予以抱怨的问题，在企业家眼中则是可以获利的市场机会。所以，在寻找“对的事情”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寻找社会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城市人住房面积很小，城市化方兴未艾，后来，随着按揭贷款的引入，人们改善住房的需求集中释放，房价上涨就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在此大势下，中国涌现了以万科为代表的一大批高速成长的房地产公司。反过来说，这些房地产公司之所以能高速发展，正是因为它们帮助改善和解决了中国城市居民的住房问题。

北京这个哥们儿的例子生动地告诉我们，一旦方向看偏、事情做错，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瞎忙活、事倍功半，更多的时候则是越努力输得越多。

著名的咨询专家史蒂芬·柯维写过一本书叫《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这本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着《纽约时报》最佳书籍榜的榜首。在这本书中，史蒂芬·柯维写道，他研究过众多成功者，试图寻找这些人有哪些共同点。结果发现，人们通常强调的一些因素，比如努力、聪明、家庭背景等都与成功关系不大。但成功人士们的最大共同之处是他们永远都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第一位，他们时刻都在思索到底什么是他们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然后考虑如何贯彻落实这些事情。

学习经济学必须知行合一，激情是道、理性为径。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也需要时刻自我反省，首先问自己是否在做对的事情，然后再问自己是否在把事情做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