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物种入侵是如何造成的？人类应该怎样做？

Posted 2023-04-18

如题

1. 中国外来物种入侵现状
中国是世界上物种多样性特别丰富的国家之一。已知有陆生脊椎动物2 554种，鱼类3 862种，高等植物约30 000种，包括昆虫在内的无脊椎动物、低等植物和真菌、细菌、放线菌种类更为繁多。根据文献记载和初步调查，中国已知的外来归化植物超过600种，其中外来杂草108种，隶属23科76属，被认为是全国性或是地区性的有15种。目前严重危害我国的外来动物约有40余种，昆虫类包括美国白蛾、松突圆蚧、湿地松粉蚧、稻水象甲、美洲斑潜蝇、松材线虫、蔗扁蛾、苹果绵蚜、葡萄根瘤蚜、二斑叶螨、马铃薯甲虫、小楹白蚁、红脂大小蠹等。其它外来动物，还有原产于南美洲的大瓶螺，原产于东非的褐云玛瑙螺，原产于北美洲的麝鼠，原产于前苏联的松鼠，原产南美洲的海狸鼠等。引进外来鱼类对湖泊的本地鱼种和生态系统也构成了巨大威胁，云南水域的生物多样性最大的威胁就来自于外来入侵的鱼类，例如草鱼、鲢、鳙、太湖新银鱼、麦穗鱼、子陵吻鰕虎鱼、波氏吻鰕虎鱼等。目前对农业危害较大的外来微生物或病害水稻细菌性条斑病（Xanthomonas oryzicola）、马铃薯癌肿病（Synchytrium endobi-oticum）、大豆疫病（Phytophthora megasperma）、棉花黄萎病（Verticillium alboatrum）、柑橘黄龙病、柑橘溃疡病 （Xanthomonas citri）、木薯细菌性枯萎病（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manihotis）、烟草环斑病毒病、番茄溃疡病（Clavibacter michiganensese subsp. mishiganen）、鳞球茎茎线虫（Ditylenchus spp.）等。
不过在我国浩繁的生物种类中到底有多少外来物种尚不得而知。同时，中国很容易遭受外来物种的侵害。由于我国南北跨度5500km，东西距离5200km，跨越50个纬度及5个气候带（寒温带、温带、暖温带、亚热带和热带），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多数外来种都可能在我国找到合适的栖息地。
我国的外来物种入侵问题具有以下特点：
a. 涉及面广：全国3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均发现入侵种。到2002年5月，中国共建立了1500个自然保护区，覆盖全国总面积的大约9%，除少数偏僻的保护区外，或多或少都能找到入侵种。
b. 涉及的生态系统多：几乎所有的生态系统，从森林、农业区、水域、湿地、草原、城市居民区等都可见到。其中以低海拔地区及热带岛屿生态系统的受损程度最为严重。
c. 涉及的物种类型多：从脊椎动物（哺乳类、鸟类、两栖爬行类、鱼类）、无脊椎动物（昆虫、甲壳类、软体动物）、植物，到细菌、病毒都能够找到例证。
d. 带来的危害严重：在我国许多地方停止原始森林砍伐，严禁人为进一步生态破坏的情况下，外来入侵种已经成为当前生态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对于水域生态系统和南方热带、亚热带地区，已经上升成为第一位重要的影响因素。

2. 外来物种入侵的主要方式（渠道）
生物入侵最根本的原因是人类活动把这些物种带到了它们不应该出现的地方。因此，我们称这些物种是"有害的"，实际上对这些物种而言是不公平的，它们只是呆错了地方，而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常常是人类的一些对生态环境安全不负责任的活动。外来入侵物种问题的关键是人为问题。引种（Introduction）是指以人类为媒介，将物种、亚种或以下的分类单元（包括其所有可能存活、继而繁殖的部分、配子或繁殖体），转移到其（过去或现在的）自然分布范围及扩散潜力以外的地区。这种转移可以是国家内的或国家间的。引种可以被分为：有意引种和无意引种两类。
有意引种（Intentional introduction）是指人类有意实行的引种，将某个物种有目的地转移到其自然分布范围及扩散潜力以外（这类引种可以是授权的或未经授权的）。
无意引种（Unintentional introduction）是指某个物种利用人类或人类传送系统为媒介，扩散到其自然分布范围以外的地方，从而形成的非有意的引入。
外来物种都是通过这两种方式被引种到其非原产地。
·有意引种
中国从外地或国外引入优良品种有着悠久的历史。早期的引入常常通过民族的迁移和地区之间的贸易实现。原产非洲的酸豆（Tamarindus indica）以及原产中亚的葡萄（Vitis vinifera）、紫苜蓿（Medicago sativa）、石榴（Punica granatum）、红花（Carthamus tinctorius）等经济植物的种子就是公元前4世纪和1世纪时分别通过古代著名的“蜀-身毒（即印度）道”和“丝绸之路”引入我国的。此后，北宋时有芦荟（Aloe barbdensis，或A. vera var. chinensis）（它原产于非洲东北部，现于华南的沿海地区归化），17世纪时有甘薯（Ipomoea batatas）、烟草（Nicotiana tabacum）及西番莲（Passiflora coerulea）等经济植物被转引到中国。稍早，荷兰人曾将一些美洲种类，如银合欢（Leucaena leucocephala）、金合欢（Acacia farnesiana）、量天尺（Hylocereus undatus）等引进台湾，上述种类中的大多数后来归化为野生植物。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后，香港、广州、厦门、上海、青岛、烟台和大连等海港成为外来杂草进入中国的主要入口。先后有香丝草（Conyza bonariensis）（1857）、小白酒草 （Conyza canadensis）（1862）、一年蓬（Erigeron annuus）（1886）等杂草在香港、烟台和上海等口岸登陆，并逐渐向内地蔓延。有些栽培植物的引种时间和逸生地点比较没有规律，例如法国传教士曾将欧洲的荆豆（Ulex europaeus）引种到四川城口教堂附近，随后荆豆大量逸生。
现在种植、养殖单位几乎都在从外地或外国引种。这些部门或单位包括农业、林业、园林、水产、畜牧、特种养殖业以及各种饲养繁殖基地等。其中大部分引种是以提高经济收益、观赏、环保等为主要目的的，但是也有部分种类由于引种不当，成为有害物种。在我国目前已知的外来有害植物中，超过50%的种类是人为引种的结果。
有意引种的目的多种多样的，主要可以分为以下方面：

作为牧草或饲料
因作为牧草或饲料引进而造成入侵的例子很多，例如水花生（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紫苜蓿、白花草木樨（Melilotus albus）、赛葵（Malvastrum coromandelianum）、大黍（Panicum maximum）、梯牧草（Phleum pratense）、牧地狼尾草（Pennisetum setosum）、苏丹草（Sorghum sudanense）、波斯黑麦草（Lolium persicum）、大漂（Pistia stratiotes）、芒颖大麦草（Hordeum jubatum）、凤眼莲等。我国畜牧业长期过度放牧，草场退化，加大了各地对新的优质速生牧草的需求，这给国外草种公司向中国倾销草种提供了一个极好时机。现在正在开展的大量新牧草实验，多是测试国外草种公司提供的品种是否能够在我国的土地上迅速生长，令人忧虑的是其中一些草种已成为危险的外来入侵种。空心莲子草（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俗称“水花生”，50年代后，南方许多地方曾经将此草作猪饲料引种扩散，嗣后逸为野生。1986年的调查发现水花生自然发生面积约为889 600 hm2，已经成为蔬菜、甘薯等作物田及柑橘园的主要害草。

作为观赏植物
对奇花异草的追求，促使人们不断地引进外地的或国外的花草品种。这些花草免不了从花园中逃逸，而在自然生长下，其中一些外来观赏植物逃逸后成为危险的外来入侵种，如熊耳草（Ageratum houstonianum）、剑叶金鸡菊（Coreopsis lanceolata）、秋英（Cosmos bipinnata）、堆心菊（Helenium autumnale）、万寿菊（Tagetes erecta）、加拿大一枝黄花、牵牛（Pharbitis nil）、圆叶牵牛（P. purpurea）、马缨丹（Lantana camara）、含羞草（Mimosa pudica）、红花酢酱草（Oxalis corymbosa）、韭莲（Zephyranthes grandiflora）、荆豆（Ulex europaeus）、蜘蛛兰（Hymenocallis littoralis）等。
水族馆和家庭水族箱的普及，也使一些外来水生植物成为外来入侵种。例如原产美国的水盾草（Cabomba caroliniana），现已经出现在浙江的河流中；来自南美洲的粉绿狐尾藻（Myriophyllum aquaticum）已在台湾归化。尽管前一种只开花不结果，后者只有雌株，这两种都不产生种子，但它们可通过无性生殖方式迅速扩散。如从亚得里亚海引到法国水族馆的绿藻（Caulerpa taxifolia），就是通过释放孢子，在法国当地海洋生态系统中形成了优势种群，使本地海洋植物大量消亡。马缨丹（Lantana camara）原产热带美洲。1645年间由荷兰人引入台湾, 作为观赏植物栽培。现在在中国热带及南亚热带地区蔓延，排挤当地植物，堵塞道路。其植株具臭味，茎有刺，是一种有害灌木。其肉质果实通过当地鸟类啄食而得到进一步的传播。水族箱中常饲养的清道夫是吸口鲇属的一种（Plecostomus punctatus），原产拉丁美洲。最近报道在北京南长河、南方的珠江和汉江采集到。在台湾宜兰县冬山河报道，该物种在宜兰没有天敌，而繁殖力很强，每次产下300-500粒卵，孵化率几乎达100%。以其他鱼类的卵为食，使台湾本地鱼种逐渐减少。为此，宜兰还发动了一场清鱼行动。

作为药用植物
我国传统中医药所采用的超过12000多种生物绝大部分为中国原产，也有部分为外来物种，其中一些已经成为入侵种，如肥皂草（Saponaria officinalis）、含羞草决明（Cassia mimosoides）、决明（Cassia tora）、土人参（Talinum paniculatum）、望江南、垂序商陆（Phytolacca americana）、洋金花（Datura metel）、澳洲茄（Solanum laciniatum）等。

作为改善环境植物
为快速解决生态环境退化、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和水域污染等长期困扰着我们的问题，人们往往片面地看待外来物种的某些特点，这就为外来物种的入侵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现在很多地区都在积极地进行植被恢复工作，但其中使用的一些物种是危险的外来物种。目前已经有一些物种形成入侵，典型的案例有互花大米草、薇甘菊和凤眼莲等。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自1979年从美国东海岸盐沼植被后被引进。首先于1980年10月在福建沿海等地试种，之后得到大规模宣传，1982年扩种到江苏、广东、浙江和山东等地。当初引种的目的是为保滩护岸、改良土壤、绿化海滩与改善海滩生态环境。现在这个物种已经在浙江、福建、广东、香港大面积逸生，1990年仅福建宁德东吾洋一带的水产业一年的损失就达1000万元以上。这个物种已经成为沿海地区影响当地渔业产量，威胁红树林的一个严重问题。

城市景观建设和园林绿化也大量使用外来种，常常造成当地生态系统和景观的彻底改变。以草坪业为例，随着全国城市大面积兴建各种不同功能用途的草坪（高尔夫球场、足球场、公园绿地等），进而推动了我国草坪业的迅速发展，使草坪草种子的需求量急剧增加，而目前使用的草种主要是国外的优良草坪品种。除结缕草（Zoysia materlla）种子外，其他草种几乎全部依赖进口，仅1997年进口量就达2000吨以上。到1990年为止，我国先后引进了114个不同的冷季草种，主要从美国引种。现在已经有一些种类形成入侵现象，如地毯草（Axonopus compressus）等。事实上，我国幅员辽阔，种质资源丰富，在草种选种方面有很大的潜力。

作为食物
美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对食品多样性的讲究是世界任何其他民族都无法比拟的。人们为了追求食品的色、香、味、新、奇，大量引种食用植物和动物，殊不知，这样也会造成生物入侵，如作为蔬菜引进的番杏（Tetragonia tetragonioides）、尾穗苋（Amaranthus caudatus）、落葵 （Basella alba）；作为水果引进的番石榴（Psidium guajava）、鸡蛋果（Passiflora edulis）、作为产生“凉粉”原料的假酸浆（Nicandra physaloides）以及作为食用动物的大瓶螺、褐云玛瑙螺等。有一些哺乳动物的皮张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如麝鼠和海狸鼠，人们在大范围内推广饲养以获取皮张，结果也形成生物入侵。大瓶螺（Ampullaria gigas）1981年由一位巴西籍华人引入到广东，目的是作为养殖食用。自1984年，大瓶螺在广东、福建、云南等地广为养殖。由于过度养殖，加上味道不好，它被释放到野外。大瓶螺适应和繁殖能力强，食量大且食物种类繁多。它散布很快，破坏蔬菜和水生农作物。1988年开始，大瓶螺在广东省37个县25 000 hm2的土地上造成了巨大损失。

作为麻类作物
一些古代引入的麻类作物，如苘麻（Abutilon theophrasti）、大麻（Cannabis sativa）等，这些麻类作物的栽培业随着棉花的引入而逐渐遭淘汰、在许多地方沦为杂草。

作为宠物
一些动物作为宠物而在城市中广泛养殖，生存能力较强的一些鹦鹉，如小葵花凤头鹦鹉（Cacacatua sulpurea）和虹彩吸蜜鹦鹉（Trichoglossus haematotus），在当地野化后，数量大增，过度利用结果实的灌木，或者过度采食嫩叶，危害当地植被。巴西龟（Trachemys scripta）已经是全球性的外来入侵种，目前在我国从北到南的几乎所有的宠物市场上都能见到巴西龟的出售。虽然我国还没有报道关于巴西龟的危害，但这已经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2001）列为世界最危险的100个入侵种之一，同时巴西龟也是疾病传播的媒介。台湾引进南美洲产“宠物鼠”，也曾引起疾病传播的恐惧。

作为水产养殖品种
水产养殖业是我国的重要产业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几乎所有可以利用开展养殖的水域，如河流、湖泊、池塘、水库、稻田和公园都或多或少地在开展养殖业。涉及到的外来物种包括从国外引进的，如克氏原螯虾（Procambius clarkii）、罗氏沼虾（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红螯螯虾（Cherax quadricianalus）、虹鳟鱼（Oncorhynchus mykiss）、口孵非鲫（Tilapia sp.）、欧洲鳗（Anguilla anguilla）、匙吻鲟（Polyodoh spathula）、淡水白鲳（Colossoma brachypomum）、斑点叉尾鮰（Morone saxatilis），以及一些食肉性鱼类（特别以小型鱼类为食）如加州鲈（Micropterus salmoides）、条纹石鮨（Morone saxatilis）和金眼石鮨（Morone chrysops）等等。从额尔齐斯河引入的河鲈（Perca fulviatilis）已导致新疆博斯腾湖中的新疆大头鱼（Aspiorhynchus laticeps）的灭绝。除了这些从国外引进的物种外，我国南方本地产鱼类，如“四大家鱼”（青草鲢鳙）被引进到西北和西南部高海拔水域，这些物种以及随这些物种的引进而带入的小型杂鱼（鰕虎鱼、麦穗鱼等）所引起的灾难并不亚于国外的物种。鳙鱼（Aristichthys nobilis）在云南杞麓湖和星云湖的养殖，导致杞麓湖和星云湖中当地鱼种大头鲤（Cyprinus pellegrini）数量急剧减少，现在不得不依靠人工培育。例如克氏原螯虾（Procambius clarkii）中国40年代早期从日本引进克氏原螯虾开展人工养殖。与大多数水生物种不同，雌性克氏原螯虾自己孵化卵，因此不需要花钱进行人工孵化。一旦池塘投放了原种，克氏原螯虾即可实现自我维持，在收获后，不需要再投放原种。克氏原螯虾常常和其他的农作物，特别是水稻，一起混养。收获时逃逸的个体在堤坝上挖洞生存下来。到下个季节，又形成繁殖种群，以残留的农作物和其他食物为生。在南京、安徽滁县先有养殖，然后扩散到中国中部、北部和南部地区，并在野外形成了大量种群。

异地放生
在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泰国、韩国和柬埔寨，人们因放生捕获的动物，特别是鸟类、鱼类、乌龟而做的善事会受到尊敬，但一项研究显示，在放生的鸟类中，有6%是外来的；多数鱼类、龟鳖类更是在国外捕获用来圈养的物种，而这些物种有可能具有入侵性[10]。很显然，具有文化含义的“做善事”并未考虑到对本土生态体系产生的有害影响。原因是，人们没有外来入侵物种的概念，也不了解外来入侵种带来的危害。
我国南方有食野生动物的恶习，另外野生动物作为宠物和中医药成分也被利用。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因此而十分猖獗，大量野生动物来自周边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也有一些野生动物从遥远的欧洲、非洲和美洲，走私到我国。我国政府对非法野生动物的贸易管理也在加强。但是如何处理没收的野生动物常常成为令人担忧和头疼的问题。因为走私的野生动物中有许多是外来物种，或者常常携带着外来的野生动物疾病。随意放生这些没收的外域野生动物，可能导致部分种死亡，另一些则有造成生物入侵的危险，对我国当地野生动物或生态系统构成严重威胁，这些结果都违背了放生者的初衷。

植物园、动物园、野生动物园的引入
我国许多城市都有动物园、植物园、鸟园。已经有许多外来植物从植物园逃逸归化，也有形成入侵的事例。动物园虽然还没有报道有入侵问题，但也有一些物种在野外自然繁殖，如八哥（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已经在北京形成了自然种群。特别是现在各地时兴建立野生动物园，大量物种被散放到自然区域中，如不加强管理措施，防止动物园、植物园、鸟园和野生动物园外来物种的逃逸（其中可能会携带外来的野生生物疾病），这些潜在的外来入侵种源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生态入侵。

·无意引种
很多外来入侵生物是随人类活动而无意传入的。通常是随人及其产品通过飞机、轮船、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作为偷渡者或"搭便车"被引入到新的环境。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增加，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国际旅游业的快速升温，外来入侵生物借助这些途径越来越多地传入我国。除交通工具外，建设开发、军队转移、快件服务、信函邮寄等也会无意引入外来物种。
下面列出了无意引种的主要途径，但有的入侵生物并不是只通过一种途径传入，可能通过两种或多种途径交叉传入，在时间上并非只有一次传入，可能是两次或多次传入。多途径、多次数的传入加大了外来生物定植和扩散的可能性。

随人类交通工具带入
许多外来物种随着交通路线进入和蔓延，加上公路和铁路周围植被通常遭到破坏而退化，因此这些地方通常是外来物种最早或经常出现的地方。如豚草多发生于铁路公路两侧，最初是随火车从朝鲜传入的；新疆的褐家鼠和黄胸鼠也是通过铁路从内地传入的。

船只携带
在海洋中，经过亿万年所形成的数以万计的物种，由于受到外界环境的限制，如海洋间大陆的阻隔、温度的差别以及低盐的河口径流等，使许多种生物仅能生活在一个局部的海域，成为该海域的地方种或本地种。也有些生物，由于其成体或幼体游动或漂浮，海流和海潮的传送，以及某些动物（如海龟、鲸和海鸟等）的携带，使其分布范围扩大，成为广布种。但是有些种类的转移却与人类的船只携带有关。
携带的方式主要通过压舱水的异地排放。压舱水一般来自船舶的始发港或途径的沿岸水域。据估计世界上每年由船舶转移的压舱水有100亿吨之多。因此许多细菌和动植物也被吸入并转移到下一个挂靠的港口。我国沿岸海域有害赤潮生物有16种左右，其中绝大部分主要是通过压舱水等途径在全世界各沿岸海域传播。外来赤潮生物种加剧了我国沿海赤潮现象的发生[3]。另一种通过船舶引入的方式是营固着生活的生物（如藤壶）等附着在船只上被带入新的领域。这些外来生物被引入后，有的种类根本破坏或改变了原来的生态面貌，例如食肉性的红螺（Rapana thomasiana）1947年自日本海迁移到黑海，十年后，几乎将黑海塔乌塔海滩的牡蛎完全消灭。
船上装载的生物繁殖体有时可能被丢弃，或在船沉没后逸出，随浪冲出海岸。东海和南海一些无人小岛上生长的匙叶伽兰菜（Kalanchoe spathulata）和芦荟等，便可能是早年海船上的弃物。

海洋垃圾
随着废弃的塑料物和其他人造垃圾漂浮的海洋生物正向南极洲和一些热带岛屿进犯，对当地的物种造成威胁。这些垃圾使向亚热带地区扩散的生物增加了1倍，在高纬度地区甚至增加了2倍多。与像椰子或木材之类的自然漂浮物相比，海洋生物更喜欢附在塑料容器等不易被降解的垃圾上漂浮，借助这些载体，它们几乎可以漂浮到世界的任何地方。 参考技术A 中国食品产业网 （2007年6月19日14:17）
中国怎样抵制外来物种入侵问题
中国食品产业网：北京的“福寿螺事件”吃倒的并不仅仅是几例食物中毒患者，还沉重的击中了中国农业部的神经末梢。由外来物种入侵带来的危害已经明显的威胁到了我国人民的生存环境。伶仃岛的微甘菊、云南滇池的水葫芦、西双版纳的飞机草、正在毁掉海岸滩涂的大米草……，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促进了外来物种的引入。从森林到水域，从湿地到草地，到城市居民区都可见到这些生物“入侵者”。专家介绍，全国所有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都已经发现入侵物种，尤其是在低海拔地区及热带岛屿最为严重。几种主要外来入侵物种每年给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达574亿元人民币，仅对美洲斑潜蝇的防治费一项，就需4.5亿元，因而防止外来物种入侵也是当前我国相关部门的防治重点。

所谓外来物种入侵，指的是生物由原来的生存地，经过自然的或者人为的途径侵入到另一个新环境，并对入侵地的生物多样性、农林牧渔业生产、人类健康造成经济损失或者生态灾难的过程。外来生物与外来入侵物种并不是一个概念，如西红柿、玉米等物种的引进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丰富的食品，并没有对生态系统带来危害。只有对生态系统、栖息环境、物种、人类健康等带来威胁的外来种才是外来入侵种。为什么这些物种在本地没有成灾，而一旦换了新的环境，就会对新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后果呢？因为自然界里存在着食物链，天敌之间相互制约，当地有许多防止其种群恶性膨胀的限制因子，能将其种群密度控制在一定数量之下。它们一旦侵入新的地域，失去了原有天敌和环境的控制，则施展绝技，迅速壮大队伍，攻城掠地，挤占当地物种的生存空间，蔓延成灾。

外来物种入侵遗害无穷

北京的“福寿螺事件”引发了全国各地水产市场对福寿螺进行封杀，从食品安全角度来看，福寿螺带来的危害可能会就此打住。然而，由于许多养殖户都在养殖福寿螺，现在不能吃了，许多养殖户就可能选择放生，而放生之后将会造成更大的生态危害。据悉，仅在江西瑞金一个市，就有100多家福寿螺专业养殖户。有的养殖户养福寿螺已经有5年了，一直没有出现什么问题。突如其来的全面围剿福寿螺行动对于这些养殖户来说是一个严重打击，放生也就成了万不得已的事。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广东等省的养殖户开始从国外引进福寿螺，后来因为市场回报太小，一些养殖户就将福寿螺放生。不料由于没有天敌，再加上繁殖能力惊人，福寿螺迅速侵占了广东、广西、福建、上海、江苏等地。刚孵化不久的小螺就能啃食水稻等水生植物，尤喜幼嫩的秧苗。去年，广西250万亩农田就遭受福寿螺袭击。广西发动24万多人参与灭螺大战。经过一个月的灭螺，才初步控制了福寿螺灾害。而目前部分田间公共地带的水沟、池塘边等福寿螺的繁衍滋生地，还没有得到及时治理，福寿螺仍会随流水进入农田为害。

福寿螺是国家环保总局所列的16种“危害最大的外来物种”之一，类似福寿螺这样的外来动物还有很多，比如小龙虾、牛蛙以及外形可爱、被当作宠物的巴西龟等等；外来植物中除了革命草、一枝黄花外，还有沿着三峡向下游扩散的紫荆泽兰、疯长的水葫芦以及引起枯草热疾病的豚草等。就在广西为灭螺而战的时候，河北省却在开展另一场战争—消灭黄顶菊。黄顶菊也是来自异国他乡的“生态杀手”，暂时还不知道它是通过什么渠道来的。和许多外来生物一样，黄顶菊繁殖能力强，扩散速度快，植株根系发达，高大的植株和释放的化学物质严重影响其他植物的生长。目前，河北邯郸等5个市都不同程度发现了黄顶菊，面积10余万亩，重灾面积2万亩。

随着中国的大门日益开放，外来物种入侵给中国带来的威胁也越来越严重。据农业部的统计，近年来入侵我国的外来生物正呈现出传入数量增多、传入频率加快、蔓延范围扩大、发生危害加剧、经济损失加重等不良趋势。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公布的全球100种最具威胁的外来物种中，我国就有50余种。近10年来，新入侵我国的外来生物达20余种以上，平均每年递增1～2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有1000亿人民币！我国已成为遭受外来入侵生物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外来物种有三种入侵途径：有意识引进、无意识引进和自然入侵。而在我国，50%的外来入侵植物是作为有用植物而引进的，25%的外来入侵动物是有意引进的。

外来入侵生物对农业、林业等相关产业产生着深远的负面影响。一些入侵物种还是新疾病的病源，直接威胁人类健康。外来入侵物种一旦形成优势种群，将不断排挤本地物种并最终导致本地物种灭绝，破坏生物多样性，使物种单一化；更甚者，将导致生态系统的物种组成和结构发生改变，最终彻底破坏整个生态系统。

谨慎引进外来物种

目前我国正在采取积极措施治理外来物种。以革命草为例，它不仅在我国，而且在美国、非洲一些国家也泛滥成灾。从上世纪60年代起，美国就开始研究治理革命草的方法。美国人从阿根廷引进了一种革命草天敌—叶甲。这种虫子在革命草的茎里面繁殖、生长，专门吃革命草的茎，直到吃完为止，对革命草种群的繁殖具有遏制作用，经多年实验证明它对其他动植物和周边环境没有破坏作用。在20多年前，我国从美国引进了这种叶甲，并在部分地区进行试点，经过20多年的观察、实验，局部地区的革命草已经完全得到了控制，叶甲通过了生态评估。有关部门现在正准备在湖南、海口、浙江等地建立昆虫繁殖基地，对叶甲进行大规模繁殖，然后将其大面积释放，对革命草进行大规模治理。

生物防治方法不会引起水环境污染，而且效果持久，但生态学家和生物学家对生物控制法持谨慎态度，万一引入天敌不当，将可能酿成新的物种入侵灾害。引入天敌是一个复杂的计划，必须非常小心地进行选择，既要让新物种的天敌控制新物种的生长，又不能对生态系统造成新的威胁。在一种新的生物投放到自然环境之前，需要进行长期、复杂而又严格的研究过程，不能随便引进一个物种，然后再引进一种所谓的天敌。谁也不能保证外来物种一定能与它们的天敌同归于尽，也许会带来更多的威胁。

如何控制外来物种入侵

早在两年前，由农业部牵头，经过中国、英国、美国等6个国家、3个国际组织等专家的探讨，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外来生物入侵预防与管理的国家发展策略行动框架报告》。该报告确立了未来10年的总体目标。但近来连续大规模暴发由于外来物种入侵引发的生态问题表明，形势仍然十分严峻。有专家指出，以前在对外来生物入侵的治理中，为追求“立竿见影”的短期效果，许多地方未经过任何科学的论证和必要的试验，就普遍采取从国外引进天敌和替代物种的方式，这样的做法风险很大。

除了生物防治，治理外来物种还包括物理防治、化学防治和生物替代等多种防治办法。这些常用方法各有优缺点，将它们进行有机结合的综合治理很重要。

1．建立外来入侵种防御体系

外来入侵种问题首先涉及到的是国际贸易。采取建立相应的国际法规和制度以及加强检疫的做法来保护各国的利益，虽然可以尽量减少外来入侵种可能造成的危害，使国际贸易为零风险，但这恰恰与国际贸易的开放原相违背，零风险实际上限制了国际贸易。这对矛盾的调和，实际上就是检疫的妥协。因此，既要促进经济的发展，开展国际贸易，又要把好检疫关，保证国土安全，这就对目前的管理措施和法律框架提出了挑战。

一个国家孤立的行动无法控制所有可能引入入侵物种的行为。从20世纪5O年代开始，一些国家达成共识，认为需要通过国际合作的方法来有效预防和管理。至2000年末，至少有39份有约束力的协议和一系列没有约束力的行动和技术指南提到了外来物种的问题。这些重要的公约或协议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全球迁徒物种公约（CMS）、国际海事组织（IMO）、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国际植物保护公约（IPPC）、兽疫国际办公处（OIE）、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等。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性的公约。全球入侵种项目（GISP）建立了全球数据库（http://www.issg.org/database），收集入侵种的相关信息。

各国为保护本国利益，尽可能降低外来物种入侵危害的风险，就要制定严格的法律和措施，建立国家防御体系。我国目前还没有针对外来入侵种的专项法规或条例，但已经有检疫的法律和条例，然而这些法律和条例主要集中在与病虫害和杂草检疫有关的方面，或者说中国现有的有关生物的防御体系尚仅局限于控制农业杂草、害虫和疾病，林业害虫和疾病，以及人类健康疾病。我国幅员广阔，生态系统类型很多，跨生态系统的物种转移还没有引起充分重视，没有规章条例可循来管理地区性的物种入侵问题。

同时我国虽然对于引入问题采取了一些控制措施，但远没有建立起一整套的外来入侵种控制体系，对于外来入侵种的早期预测、监测和早期控制及迅速反应，都没有予以重视。因此为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控制外来物种，建立国家及地区（如省份）的防御体系是十分紧迫而必要的。

首先需要根据预防为主的原则，建立“物种引人许可证体系”。该体系要求任何引入外来物种的个人或单位，在从国外引人，或者从国内跨不同的生态系统引入，都需要办理申请，经过评估后才能确定是否同意该引入计划。在确定该引人计划不会对我国或地区的生态、环境、人类健康和经济发展造成威胁后，才可颁发引入许可证。

2．外来物种入侵风险评估

外来物种能否入侵，只有通过风险评估才能确认。目前，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外来物种入侵风险的评估体系。下表是一个外来植物引人的参考评估体系）。它可以用于“外来物种引人许可证体系”过程的评估，也可以用于当地管理部门管理当地外来物种，进行早期预警，确定监测重点对象，制定控制对策，以及开展宣传教育等。

3．建立外来入侵种早期预警体系

加强检疫和控制引入，并不能完全阻止外来物种入侵，总是会有外来物种有意或无意地被引入到一个新的生态系统，并可能形成入侵。如果不能及时探测到新的入侵并及时采取控制措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a）控制成本极高，不可能采取人工清除；b）入侵已经不可逆，根本无法清除。因此，早期预测入侵并及时采取控制措施是极其重要的。

4．建立物种引入后的监测和快速反应体系

对于已经确认的，或者已经采取措施进行控制的外来入侵种，或者被评估为具有较高入侵性危险指数（参见表5），但仍然被引入的物种，需要严密监测，一旦有扩展或再次入侵的现象，要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控制。为了能够及时控制入侵种的大爆发，我们需要建立良好的快速反应体系，制定针对入侵的快速反应计划。计划应该包括，一旦探测到入侵现象，能够迅速组织专家进行鉴定、研究，提供物种信息、，制定控制计划，采取适当的控制措施，并迅速提供能够保证这一系列行动的经费等。

5．建立经济制约机制

为了控制约、外来物种入侵，必须明确责任界限。特别是国际及国内贸易中，更应该明确这一点，在计算贸易成本的同时，也应把引入外来入侵物种的潜在风险成本考虑进去。因此，需要建立合理的潜在外来入侵种引入的经济控制机制，明确引入外来物种者应该承担的经济上的责任，包括对引人物种的危险性进行评估、验证、监测和治理的义务，以及如果外来入侵种造成危害，引人者应该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等。如果这些责任被计算人经济成本中，引入者就会以谨慎的态度对待物种引进。

6．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

控制外来入侵种牵涉的范围十分广泛。在国际上，控制外来入侵种必然涉及到国际贸易、海关检疫等，因此会给经济和外交带来一些影响，而控制技术措施（例如天敌引入等）也涉及国际合作与研究。我国和周边国家，特别是东南亚的信息交流和合作十分必要。有些物种（如紫茎泽兰）是从东南亚国家通过交通运输渠道，甚至是自然扩散进入我国的。而分布于我国南方的入侵种，也有相当一部分在东南亚国家泛滥。因此保持与这些国家的信息更新和交流的渠道畅通，加强合作管理，更显得必要。

在国内，外来入侵种问题涉及到许多部门，包括立法、执法、进出口管理、林业、农业、环保、园艺、海洋、渔业、科研和教育宣传等。这些部门在此共同的问题上的理解与合作，决定着能否有效地控制外来入侵种。

7．加强宣传教育，建立新的生物防护道德规范

虽然现在控制外来入侵种的工作还很难开展，但是通过积极的宣传教育工作，建立起新的道德规范，一旦人们对外来物种入侵这种生物污染像对化学污染一样不能接受的时候，处理外来入侵种问题就会变得容易得多。

种种措施重在全面防止外来物种入侵给我国农业资源带来的危害，事实证明防止外来物种入侵需要相关部门“标本兼治”。亡养补牢，犹有未晚。
还有：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3633507.html?si=5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862597.html?si=6

参考资料：http://www.foodqs.com/news/gnspzs01/2007619141738905.htm

参考技术B 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据国家环保总局统计，目前在我国已发现的外来有害物种中，已有16种对我国形成严重危害，仅这些外来物种造成的农林业直接经济损失每年已达574亿元，相当于海南省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574亿元啊，相当于海南人民辛苦劳动一年才能创造出来的财富，就这样白白被这些“外来户”给糟蹋了，真让人痛心不已。其实在我们海南，近几年也频遭外来物种伤害，别的不说，一只小小的椰心叶甲，两三年间，竟让海南岛上生长了万千年的椰子树面临灭顶之灾，全省总损失达上亿元。这些教训，何其深刻！

痛心之余，我们也要反思：为什么外来物种的入侵势头越来越猛？

造成外来物种入侵的原因，多种各样，具体到各个事例，都不相同。但据国家环保总局分析，造成我国外来物种危害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一些当地政府和种养殖户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盲目引进。这些人在引进外来物种时，往往没有科学评估、没有进行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就盲目行动，结果造成了严重后果。

这种现象，值得我们警惕。为了一时的经济利益，引进有害的外来物种，这种行为的利弊，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能为了追求一时的经济利益，而损害自己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再发生，我们是否应建立一个这样的机制：在涉及到引进外来物种时，不能由领导说了算，要由相关部门进行科学的研究和评估，才能做出决策。只有筑起这样的一堵坚墙，才有可能有效地减少外来物种入侵的可能性。

此外，我认为，在对待外来物种上，还必须克服一种心态，即“国外的月亮比较亮”。一些人总是对本地特有的物种没有信心，总认为外来的比当地的好，在选用物种时，总是倾向于引进外来物种，好像这样才能显出自己眼光独到。这样的心态，显然不讲科学，应该抛弃。
美加科学家警告称，亚洲大鲤鱼可能自南方侵入北美洲中西部的五大湖区，对五大湖的生态系统构成威胁。科学家们担心这种大鲤鱼会破坏五大湖区的生态系统，威胁当地4000万人的饮用水源。

外来物种入侵案例

美国南方的渔民在上世纪70年代自中国进口这种亚洲大鲤鱼，目的是控制鱼塘里过多的浮游植物和微生物，改善养殖池的水质。不过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有些鲤鱼已开始出现在密西西比河。现在，这种身长可达1.2米、重45公斤，跃高达2.4米的大鲤鱼，以每年50海里的速度一路往北移栖，现在自伊利诺河游往伊利诺州罗密欧村的运河。该水道连接密西西比河流域与五大湖。

“国际联合委员会”(IJC)担心这些大鲤鱼可能今年就会在密歇根湖出现。专家们表示，亚洲大鲤鱼由于在北美水域没有天敌，因此它们很快便取代当地的天然鱼种。

威斯康辛州民主党众议员凯恩德说：“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它们排挤本地的水生物。大湖地区价值40亿美元之多的商业捕鱼业可能会受到冲击；而五大湖水域近4000万居民也面临着饮用水缺乏的危机。” 参考技术C 难道楼主想说的是外星人入侵....呵呵
据我自己的理解 大体上就是一种在当地从未出现过的外来物种进入了当地的原本相对平衡的生态系统，由于在当地生态系统中不存在该外来物种的天敌，导致该物种肆无忌惮地无限制大量繁衍，从而导致当地生态失衡，对其他物种和人类造成危害。通常外来生物是经由人为的引进、携带进入当地，比如某人出国发现一种很有趣的自己没见过的生物，于是带回来...或者一些远洋船舶有意或无意的携带外来生物进入。
应该没错吧..我记得是这样的.. 参考技术D 总而言之，是一些物种来到新环境后，天敌少了食物多了也便迅速繁衍。如此一来很快便会破坏当地的食物网，造成生态平衡被破坏。

结合社会网络-生态网络模型分析物种入侵问题

“

Danielle等人近日在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上发表研究文章，论述了结合社会-生态网络模型分析物种入侵。

”

据文中报道，这是首次在一个流行病学的框架下结合社会网络和生态网络分析来研究一个入侵物种。该研究通过对中华圆田螺入侵盐谷地区水库的25年情景分析，得出了入侵的合理预测。

图1 中华圆田螺（图源自搜狗百科）

http://baike.sogou.com/h66871587.htm?sp=l66871588

这篇文章基于流行病传播的方式分析了物种入侵的过程。该研究叙述的物种传播方式为：1，首先有一个宿主，就是入侵生物群体的传播源，2，入侵生物通过社会传播途径，带到下一个地点，3，入侵物种的生存和繁殖，数量增长到一定的阈值时成为新的传播源。依照这样的模式，进行入侵。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应用

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问题起源于物理学中的适应性网络，通过研究网络关系，有助于把个体间关系、“微观”网络与大规模的社会系统的“宏观”结构结合起来，通过数学方法、图论等定量分析方法分析路径关系。

图2 19个水库间垂钓活动路径图

生态网络模型方法应用

生态系统是一个具有很强的自组织、自发展的复杂网络系统。 生态网络分析是模拟生物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网络,描述生态系统中不同物种间物质、能量流动的结构。

生态网络模型主要来解释，水库如果出现入侵物种后，入侵物种的繁殖和对原生生物的影响。作者使用Ecopath with Ecosim软件对每个水库的生物群落结构进行建模。 Ecopath with Ecosim是一个功能十分强大的生态系统模型软件，已在全世界不同纬度地区、不同类型生态系统的研究中得到了验证。本文基于食物网的数量平衡模型（Mass-balanced model），分析了中国圆田螺在logistic生长模式时，水库生态系统的时空变化方式。

社会网络和生态网络结合

该研究以一年为时间间隔。作者假设每一年，垂钓活动会把 0.12%的中华圆田螺，从已被传染的水库带到与其活动密切的水库。水库之间的垂钓活动关系网由社会网络路径给出。一旦未被感染水库被垂钓活动带来中华圆田螺，则根据生态网络模型计算多长时间后，中华圆田螺会达到资源承载力10%。一旦水库中华圆田螺达到这个数量，这个水库就会成为新的“传染源”。然后再根据社会网络模型继续分析，与这个水库垂钓活动密切的水库。如此动态发展，就会看出水库被入侵的过程，即被入侵的时间。

基于社会网络和生态网络的方法，文章对盐谷19个水库，25年的情景进行预测。文章的结果发现，其中Wagon Train, Branched Oak and Pawnee，这三个水库是未来25年被圆田螺入侵最严重的水库。文章所得出的结果，对水域的物种入侵起到了预警作用。

图3 入侵过程年际分析，颜色深浅表示入侵程度（具体25年情况见原文）

编者认为：

这篇文章的创新是在一个流行病学的框架下结合社会网络和生态网络分析来研究一个入侵物种。传统的物种迁移模型主要受生物群体自身的变化规律以及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对于水生入侵物种而言，入侵受人为因素，特别是垂钓活动的影响极大。该研究采用的结合社会网络分析和生态网络分析的方法，将垂钓活动和生物自身的群体变化结合起来分析物种入侵。

但是该研究在社会网络分析中仅仅是考虑了垂钓者的活动情况。渔民活动、社会政策的制定、环保组织的介入都会对社会网络结构造成影响。物种入侵还有可能通过野生动物的觅食等方式，所以该研究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可能被低估。

对于社会网络与生态网络的结合上，作者进行了大量的假设和参数固定，包括垂钓活动能带来物种的比率，资源的承载度。编者认为，该研究进行大量假设，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文中考虑了社会网络会对生态网络的影响，但是生态网络对社会网络的反馈作用没有考虑。例如，水库生物结构变了，哪些鱼类多了，少了，会影响垂钓者的选择，从而影响社会网络结构。

在数据准备上，作者在每个水库的物种结构和数量的测量上，多处采用了近似的结果。文章中也说明了，由于调查时间问题，很多水库的生物组成和数量采用类比近似的方法。

所以在研究社会生态模型研究中，考虑生态系统对社会系统的影响和数据完备都是未来研究可能的关键点。

原文出处

Haak, D.M., Fath, B.D., Forbes, V.E., Martin, D.R., Pope, K.L., 2017. Coupling ecological and social network models to assess “transmission” and “contagion” of an aquatic invasive species. J. Environ. Manage. 190, 24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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